我和妻子相识在十年文革动乱的年代。那年我念完高中，高考已报名，也体检了，国家宣布延期半年高考，搞文化革命。我因家庭是中医世家，在家乡是中农成份，文革开始便成了“黑五类”。学校从1966年的６月份就乱了起来，书记、校长成了走资派，老师们成了牛鬼蛇神，挂牌、游街、关牛棚，女老师则被剃光头发，涂上颜色，残酷至极。我当时就成了牛鬼蛇神的孝子贤孙、黑五类、狗崽子。考大学、当干部、当外交官的种种梦想化成了泡影。

记得是1966年的秋末冬初，心灰意冷的我去大姑家串亲。那天傍晚，我穿着一件半截棉大衣，黑色的，脖子里有裁绒的那种大衣。大姑见我去了，很高兴，边招呼我边找凳子，找了半天，没有凳子，我就坐在了她家门坎子上了。那年我十九岁，脸上长满了痤疮，个子不高，又黑又瘦。表弟比我小几岁，见我来了，便跑过来拉家常，问闹红卫兵的事。此时我发现大姑家院子里石磨上有个姑娘正在那里推磨，已记不清她碾的是玉米还是小麦了，石磨很重，看她推起来并不吃力，有时停下来和我大姑说话，那声音甜甜的，润润的，偶尔极羞涩的朝我这边撇一眼。我突然发现那是一双黑葡萄般的眼睛，清亮清亮的，象一泓清澈见底的湖水。她象一只未见过世面的梅花小鹿，农家少女特有的那种怯怯的声音，单纯如琴弦，如山林中饮着清露的百灵鸟叫。已记不清她穿什么衣裳了，她的声音和神韵吸引住了我，我有些惊呆了。问表弟“那是谁？”表弟说“俺梅姐。”
“叫什么名字？”
“叫杨腊梅。”
“她家在哪里？”
“在后边胡同里。”

从此一个叫杨腊梅的女孩子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第二年的夏天，表弟捎话来，让我去一趟。那天由一个姓魏的小同学陪伴去了大姑家。当时正是麦收季节，天很热，我们坐在他家大门口喝茶乘凉，表弟说：“黄草哥，真巧，她在那里推麦子呢。”大姑门外是条干枯的小河，叫“干岔河子”

河南岸是一片麦田，麦子已经熟透，有两个姑娘用胶轮车推麦子，正巧从干岔河子过来，路过大姑家门口，拉车的姑娘面色发黄，过河上坡时拉车有些吃力，我们跑过去帮她拉车，车子拉上来时才看清，在车后麦垛下面推车的正是那个叫腊梅的姑娘，那天她穿了件红色的确凉褂子，脸红扑扑的，挂满了汗珠子，穿一条短裤，露着修长的腿，头上留着短发，是男孩子留得那种头型。此时我才看清她的眉毛又浓又弯，如柳叶般的弯眉下那双眸子犹如黑色的宝石。当车子拉上来时，她冲我笑了笑，在抿嘴的瞬间我被她脸颊的那两个笑魇迷住了。
象麦垛般的车子吱吱啦啦的走了。表弟说：“拉车的叫树叶，是她姐。”

后来才知道，我和她姐是完小的同学，记忆里她是一个又黄又瘦的小女孩，鼻涕常流到胸前的棉袄上，上学经常迟到。
表弟说“我当煤人，给你说媳妇。”
“她愿意吗？”
“她不吱声。”
“你这算当媒人吗？”
我边了解情况边戏谑着。
晚饭后表弟果然把她拉扯来了，她极羞涩的进了大姑家的大门，坐在堂屋一条木凳子上，脸扭着朝门外看，大姑家里的人都会意地躲开了，堂屋里就剩我们俩，屋里静极了，只有那盏煤油灯忽闪着，时而发出嗞嗞的响声。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她反问了一句，没有回头。
“那件事你有意见吗？”
“什么事，俺不知道。”
“就是婚姻的事。”
“噢？俺不知道。”
“你同意吗？”
“俺不知道……”
“我可是个穷学生！”
她不再说话，我也无法再问，她偶而抬头忽闪着大眼睛瞄我一眼，又立刻害羞的低下头。她仍穿着白天推麦子时的那身衣裳，粉红色的褂子，白色的短裤，显得人很洁净，短短头发，象个漂亮的小男孩，细杆长条，白白净净的那种，显出有点调皮的味儿。

我们的说话结束了，算相识，也算相亲了。她是个单纯幼稚的女孩子，单纯的象蓝天上的一缕白云，洁净得象秋天的一泓湖水，幼稚得象春天刚冒出嫩芽的青竹子，在晴天的早晨嘀嗒着晶莹的露珠。
命运就是这样，谁也不会想到，她一辈子的生活从此和我连在了一起，漫长的人生道路像推石磨一样举步维艰，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上了我的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