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热风呼啸吹过的莫斯科红场，我母亲位于底特律八里路贫民窟中的卧室，一个高贵收养家庭所拥有的无尽花园，一名等着杀我的男子藏身其中、名为“死亡剧场”的古迹遗址。
但我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纽约的一栋无电梯大楼——破旧的窗帘，廉价的家具，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派对药物。床边散置着一个手提包、一条细得像牙线的内裤、一双六英寸①高的周仰杰高跟鞋。这些东西就像它们的主人一般，并不属于这里。主人在浴室里，全身赤裸。她喉咙被割开，面朝下漂浮在充满硫酸的浴缸里，这种含硫酸的水管疏通剂，在任何超市都买得到。
十二个水管疏通剂空罐散落在地板上，都是同一个牌子的。我不动声色地开始翻看那些瓶子。上头的价格卷标都还在，于是我发现，凶手为了避免形迹可疑，跑去十二家不同的商店里买来这些水管疏通剂。我总是说，碰到良好的规划，你很难不佩服。
此时这个地方一片混乱，各种噪音震耳欲聋——警方的无线电很大声，法医处的助理喊着要支援，一个拉丁美洲裔的女人在哭。在这种现场，即使被害人在这世上半个人都不认识，也似乎总有一个人在哭。
浴缸里的那名年轻女子无法辨识，因为泡在强酸中三天，已经毁掉了她整张脸。我猜想这就是凶手的用意。杀她的不管是谁，都还刻意用几本电话簿压住她。强酸不仅溶解了她的手，也几乎腐蚀了掌骨结构。除非纽约市警局那些鉴识的家伙走运，比对出相符的牙医记录，否则恐怕很难查出这个人的身份。
在这种地方，会让你觉得罪恶依然徘徊不去，你的脑子可能会忽然冒出一些奇怪的事情。一名没有脸的年轻女子，这个念头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一首披头士的歌，是讲埃莉诺·瑞格比（Eleanor Rigby）①的，歌词里说她戴着一张存放在门边罐中的脸，于是我脑子里便开始称被害人为“埃莉诺”。犯罪现场小组还有事情要处理，但在场没有人不认为“埃莉诺”是在性交半途死亡：床垫半脱离床座，床单纠结，床头桌上有一道喷出来的动脉血已经转为褐色。几个很病态的家伙猜想他是还在她体内时割断她喉咙的。糟糕的是，他们可能还没猜错。无论她是怎么死的，想要寻求恩典的人可能会觉得安慰，因为她不会晓得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最后的那一瞬间。
有些药物就会造成这种效果。当它到达你的脑部，会搞得你极度性饥渴，又极度愉快，因而不可能有任何不祥的预感。服用这些药物后，大部分人唯一清楚的想法，就是赶紧找个对象上床，搞他个天翻地覆。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场没有人认识我，我只是个陌生人，昂贵的西装外套脱下来甩在肩后，太多的往事沉重不堪。停在床边，我关掉周遭的声音，在脑海中，我看到她在上方的性交位置，全身赤裸，像个女牛仔般骑着他。她二十出头，身材不错，我猜想她正来劲，几种药物的混合带领着她疾速旋转，冲向极度震撼的性高潮。她的体温因为药物而上升，肿胀的胸部往下压，心跳和呼吸频率被热情和化学药物刺激得突然飙高。她急促地大口呼吸，湿湿的舌头活跃起来，努力寻找着下头的那张嘴。今天的性爱可不适合胆小鬼。
窗外一排酒吧的霓虹灯招牌会透进来，照在她时髦发型的金色挑染上，也照得一支沛纳海潜水表闪闪发光。没错，这个表是仿冒品，不过仿冒得很好。我认识这个女人，我们全都认识，总之是这种类型。她们会出现在米兰新开的普拉达大型专卖店里，或是在苏荷区①夜店外头排队，或是在巴黎蒙田大街的热门咖啡店里啜饮低脂拿铁。这类年轻女子误以为《人物杂志》是新闻杂志，背部的日文刺青是她们反叛的象征。
我想象着凶手一只手放在她的乳房上，触摸一个镶了宝石的乳环，然后手指夹着乳环用力拉近。她大叫，可能更加兴奋了？现在她全身都超级敏感，尤其是乳头。但她不在乎，如果有人想玩粗暴的，那只表示对方真的很喜欢她。她坐在他上方，床头板重重敲击着墙壁，她会一直看着前门，当然了，门锁住又上了门链。因为这一带治安不太好。
后方墙上有一张逃生示意图，这里是一家旅馆，但是跟五星级饭店是天差地远。这个旅馆名叫东城旅店，住着四处漂泊打零工的人、背包客、精神失常者，以及任何肯付一夜二十元住宿费的人。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一天、一个月，或是住到死。只要你拿得出两个身份证件，其中一个有照片。
89号房的这名男子已经住了好一阵子了。一张书桌上放着半打啤酒、四瓶半空的烈酒，以及两盒早餐谷物片。床头桌上有一台立体音响和几张CD，我浏览了一下。至少可以说，他的音乐品味还不错。不过衣橱是空的，好像他离开时只带走了衣服，把尸体留在浴缸里融化。衣橱后头有一堆垃圾：几张不要的旧报纸、一个杀蟑剂空罐、沾了咖啡渍的挂墙式月历。我拿起月历，每一页的主要画面，都是古代建筑遗迹的黑白照片：罗马城的古竞技场、一座希腊神庙、塞尔苏斯图书馆。非常附庸风雅。可是月历上的记事栏是空白的，看起来好像从没用过，于是我又丢了回去。
我转身走开，然后没有多想，纯粹出于习惯，伸出一只手抚过床头桌。这就怪了：没有灰尘。我又摸过书桌、床头板、立体音响，结果都是一样。显然凶手擦过了所有东西，好去除指纹。这并不稀奇，但当我闻到了某个气味，于是把手指凑到鼻子底下，一切都改变了。我闻到的残余气味，是加护病房为了避免感染所使用的杀菌喷雾剂。这种杀菌剂不但会杀死细菌，也会摧毁所有DNA物质——汗水、皮肤、毛发。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凶手都用这种杀菌剂喷洒过，而且大量喷在地毯和墙壁上，以确保纽约市警局不必动用他们收集证物的吸尘器。
我忽然明白，眼前绝对不是一般肇因于金钱或毒品或性满足的凶杀案。这是一宗非比寻常的谋杀案。

有件事不是人人都知道，大概也不会关心，但鉴识科学的第一条法则，就是“罗卡德交换原则”。这个原则是：“行凶者和犯罪现场的每一次接触，都必然会留下痕迹。”当我站在这个房间，周围环绕着几十种声音，我真想知道罗卡德教授是否碰到过89号房这种状况：凶手碰触过的一切，现在都泡在一个充满强酸的浴缸里，或是擦掉，或是洒满了医疗杀菌剂。我很确定，凶手连一个细胞或毛囊都没留下。
一年前，我曾针对现代调查技术写过一本很冷门的书。我在其中标题为“新视界”的一章里提到，行凶者使用杀菌喷雾剂的状况，我这辈子只碰到过一次，发生在捷克共和国，一名情报人员被人以高明的手法杀害。那个案子不是个好兆头，直到今天，案子都没破。无论之前住在89号房的是谁，他显然都非常内行，我也因此开始带着应有的敬意，检查这个房间。

他不是个爱整洁的人，我看到房里有不少垃圾，一个空的比萨盒就放在床旁的地上。我正要略过不管时，才想到那应该就是他放刀子的地方：就在伸手可及的比萨盒上头，再自然不过了，因而“埃莉诺”很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那把刀。
我想着他双手抓住她，把她翻身成仰躺姿势，他两边膝盖夹住她胸部两侧。她以为他正在调整姿势，要把自己放进她口中，此时他右手若无其事地垂下床侧，手指摸到比萨盒盖，然后找到他要找的：又冷又便宜，但因为是新的，所以绝对锋利得足以完成任务。
任何从后方看的人，都会看到她的背部拱起，唇间冒出某种呻吟，于是以为他一定是把自己放进她嘴里。但其实没有。他嗑了药的双眼发亮，充满泪水。他的左手紧紧压住她的嘴，逼她往后仰起头，露出喉咙。她挣扎又扭动，想伸手反抗，但他已经料到了。他跨坐在她胸部，膝盖用力往下压，钉住她的二头肌（浴缸里的那具尸体上，还依稀可以看到那两块瘀血）。她无可奈何。他的右手举起来，此时“埃莉诺”看到了，想要尖叫，全身剧烈抽动，努力想脱身。那把锯齿刀口的钢制比萨刀闪闪发亮，挥向她苍白的喉咙，用力一划……
血迹喷在床头桌上。由于供应脑部的动脉之一被完全割断，应该是瞬间就结束了。“埃莉诺”瘫软下来，发出咕噜声，流血致死。她残余的意识告诉自己，她刚刚见证了自己的谋杀；她过往的一切和未来的期盼，全都完了。他真正做的是这个：他根本没有进入她。或许这一点，也该感谢上帝的小小慈悲吧。
凶手到浴室准备好那一缸强酸，同时脱下血淋淋的白衬衫——他们在浴缸里“埃莉诺”的尸体底下发现了一些衬衫碎片，还有那把刀：四英寸长，黑色塑料刀柄，某家血汗工厂制造过几百万把。

终于出版啦。差点买台版。

很好

楼主太监了？

但愿我能回想起来……一个感觉……就像……那是某个字眼，躺在我记忆的另一头。我开始回想起自己在那本书里写过的：每回害你出错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便认定的假设——然后我想到了。
我刚进门时，看到书桌上有半打装的啤酒，冰箱里有一盒牛奶。我注意到电视旁几张DVD的片名，还有垃圾桶里面放了垃圾袋。我脑袋里浮现、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字眼——就是“女性”。对于89号房里所发生的事，我几乎样样都想对了，偏偏最重要的一件想错了。之前住在这里的不是年轻男子，跟“埃莉诺”性交并割断她喉咙的不是一名赤裸男子。用强酸毁掉她五官、用杀菌喷雾彻底喷洒过这个房间的，不是个聪明的烂男人。
而是个女人。

（说一句题外话：真的不知道哪个字会被hexie啊只好发图了）

我的职业生涯中认识很多有权势的人物，但其中唯一真正具有天生权威感的，只有一个——他只要轻声说句话，就可以把其他人压下去。现在他就在走廊上，朝我走来，跟旁边的刑事鉴识小组说他们得等一下：消防局想先把那些强酸抽出来，免得有人被化学物灼伤。
“不过呢，你们的塑料手套先别脱下来，”他建议道，“你们可以在走廊这里，互相做个免费的前列腺检查。”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只有那些刑事鉴识小组的人没笑。
那个有权威声音的人，就是负责这个犯罪现场的凶案组队长班·布瑞德利。他刚刚一直在楼下的经理办公室，想找到经营这个旅店的混球。布瑞德利是个高大的黑人，五十出头，双手很大，身上穿了件裤脚反折的迪赛牛仔裤。他老婆最近说服他买了这件牛仔裤，指望他的形象更年轻一点，但结果希望落空。他自己说，这件裤子让他看起来像是史坦贝克小说里的角色——来自尘暴灾害地带的现代流民。
一如其他常出现在这类谋杀现场的警察，布瑞德利对于刑事鉴识专家没什么好感。首先，纽约市警局的刑事鉴识工作几年前已经外包出去，于是这类索价昂贵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出现在现场，身穿笔挺白色连身工作服、背后印着比方“刑事鉴识生物服务公司”的字样。其次——而且令他忍无可忍的——是两部以刑事鉴识工作为主题的电视节目爆红，搞得这类鉴识人员全都自以为是名人。
“耶稣啊，”他最近曾抱怨，“这个国家还有哪个人不梦想要上真人秀的吗？”
他看着这些想当名人的人员收拾起公文包型的迷你实验室时，也刚好看到了我——默默靠墙站着，只是观察，我好像有半辈子都是这样。他没理会那些找他的人，径直朝我走过来。我们没握手，不晓得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来这一套。我甚至不确定我们算不算朋友——我向来都是局外人，几乎任何你能想到的阵营，我都不在其中，所以我大概也没资格评断什么。不过硬要说的话，我们都很尊重对方。
“谢谢你过来。”他说。
我告诉他。“住在这个垃圾堆的人，你们查到些什么了？她是主嫌犯吧？”
班可以隐藏很多事情，但他的双眼藏不住惊讶的表情——一个女人？！
我指出书桌上那半打啤酒，还有冰箱里的牛奶。“哪个男人会这样？男人会把啤酒拿去冰，让牛奶放在外头馊掉。再看看那些DVD——一堆浪漫喜剧，连一部动作片都没有。你要不要出去问问，”我继续说，“看这个破旅馆里有几个男人会在垃圾桶里面先套上垃圾袋？女人才会这么做。而且她不属于这种社会边缘人的地方，无论她是扮演什么角色。”
他思索我说的话，双眼盯着我看，但是看不出他是否相信我的说法。我还没来得及问，两个年轻警探——一男一女——从消防局装着有害化学物质的大桶后头出现，两人慌忙地停在布瑞德利面前。
“我们查到一些数据了，班！”那个女警说，“是有关房客——”
布瑞德利冷静地点头。“嗯，是个女人——说点我不知道的吧。她怎么样？”
我想他相信了我的说法。那两个警察目瞪口呆，不明白他怎么会晓得。到了明天早上，他们上司的传奇将会变得更伟大。我？我想这家伙还真无耻——他就这样眼睛都不眨地把功劳抢过去？我开始大笑。
布瑞德利匆匆看了我一眼，我本来以为他也要大笑响应，但是希望落空。不过他又把注意力转回那两名警察身上时，懒洋洋的双眼似乎闪现着笑意。“你们怎么知道房客是女人？”他问他们。
“我们拿到旅馆的登记簿和所有房间的档案。”那个男警探康纳·诺里斯回答。
女警探阿佛瑞兹耸耸肩：“根据一个自称在第一百一十四街演出的女演员说，这个女人的外形老是变来变去。今天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明天就换成玛丽莲·曼森（MarilynManson），有时候一天之内两个玛丽莲的造型都会出现。然后还扮过德鲁·巴里摩尔（Drew Barrymore）和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埃德娜夫人（DameEdna）、凯蒂莲（K.d.lang）——”
“你是说真的？”布瑞德利问。两名年轻警探点点头，又一口气说了更多名字，好像是要证明是真的。“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嫌犯计算机合成拼图。”他说，知道所有通往谋杀调查的大道全都被堵死了。“还有其他的吗？”两个警探摇摇头，说没了。
布瑞德利请他们可以离开了，然后转向角落的我，要开始讨论某件令他非常不安的事情。
“你见过这种东西吗？”他问，戴上塑料手套，从壁橱的一个架子上拿出一个金属盒子。盒子是黄褐色的，很薄，薄得我之前根本没注意到。盒子一侧印了白色的序号。显然是军用品，但我只模糊记得见过类似的东西。“是战地手术包吗？”我说，不太确定。
“很接近了，”布瑞德利说，“牙医包。”他打开那盒子，里头装在泡棉里的，是一整套军用牙医器具：撑开器、探针、拔牙钳等。
我瞪着他。“她把被害人的牙齿拔掉了？”我问。
“全部拔光了。我们一颗都没找到，所以我猜想她把牙齿全丢掉。或许她丢进马桶冲掉，那我们就走运了——所以我才要把水管都给拆了。”
“那些牙齿是在死前还是死后拔掉的？”
班明白我的意思。“不，不是凌虐的手段。验尸处的人看过她的口腔。他们很确定是死后拔掉的，只是为了防止我们查出被害人身份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拜托你过来一趟——我记得你的书里写过一桩谋杀，是有关外行人拔牙的。如果是发生在美国，我想或许有——”
“没有关联，那是发生在瑞典。”我说，“有个家伙拿外科手术锤用在被害人的牙桥和下巴——我想是同样的目的——但是拔牙钳？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唔，现在见过了。”班回答。
“很有启发性，”我说，“文明真是不断在进步啊。”
先不管我对人性的绝望，我不得不说，我对凶手更佩服了——从一个死人嘴里拔掉三十二颗牙齿，这可不会容易。凶手显然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是大部分决定要杀人的凶手会忽略的：没有人会因为谋杀而被逮；只会因为计划不周而被逮。
我指着那个金属盒。“一般人要去哪里找来这种东西？”我问。
班耸耸肩。“到处都有。我打了电话给一个国防部的老朋友，他去查了档案：四万件剩余库存——军方过去几年就抛售给各地的户外用品店。我们会再追查，不过不可能因此查到凶手的。我不确定任何人可以——”
他的声音愈来愈小——他四下看着房间，像是陷入一个迷宫，想找到出路。“没有被害者的脸，”他轻声说，“没有牙齿记录，没有证人——最糟糕的是，没有动机。你对这类事情比任何人都懂——要是我问你破案的概率有多大，你怎么说？”
“现在？就像威力球，或随便哪个中奖概率最低的乐透彩券。”我告诉他，“你走进来，第一个想的是：外行凶手，又一个毒品或性交造成的谋杀案。然后仔细一看——我这辈子只看过两桩这么厉害的案子。”然后我告诉他杀菌喷雾的事情，他听了当然更不乐观了。
“谢谢你的鼓励啊，”他说。食指和大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我长期仔细观察下来，知道这表示他想抽烟。他有回告诉我，他1990年代戒了烟，此后他常想着抽根烟会好一点，想了一定有一百万次了。眼前他显然就在想。为了熬过那种渴望，他就开口说话。“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吗？玛西有回跟我说，”玛西是他老婆，“说我太靠近这些被害人了，结果我就开始想象，他们现在只剩下我这个朋友了。”
“他们的捍卫者？”我提出。
“她就是用这个字眼。而且有件事我从来就办不到——玛西说她唯一真正喜欢我，可能就只有这一点——我从来就没办法让朋友失望。”
死人的捍卫者，我心想。这也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帮他，但是没办法——这不是我负责的调查，而且尽管我才三十几岁，但是已经退休了。

好长，一口气看完.

感觉好看耶

不错，多谢LL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