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是唐长安城“三大内”之一，是唐中后期王朝政治中心，其出现于京城东北角，对长安城空间布局以及唐王朝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历来为史家所关注。目前学界对大明宫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玄宗以及玄宗之后，对大明宫“前半生”的关注较少，尤其对大明宫兴建原因的探讨，学界更是少有人着墨。笔者不揣浅陋，从唐初政治斗争与长安城宫城布局演变角度探寻大明宫兴建之因，希冀能对学界认识有所补充，不当之处，还望赐教。
一、传统解释及其存在的问题
现存史料中有关大明宫初建史实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
《唐会要》卷三〇载：
贞观八年（６３４）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
《册府元龟》卷一四载：
（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②
《新唐书》卷三七载：
大明宫在禁苑东南，西接宫城之东北隅，……本永安宫，贞观八年置，九年曰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百官献赀以助役。
《长安志》卷六载：
东内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南，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宫城之东北隅，南北五里，东西三里。贞观八年，置为永安宫。明年，改曰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百官献赀财以助役。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载：
（贞观八年）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
《雍录》卷三载：
大明宫地本太极宫之后苑，东北面射殿也，地在龙首山上。太宗初于其地营永安宫，以备太上皇清暑。
《类编长安志》卷二载：
（东内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宫城之东北隅。贞观八年，置永安宫。九年，曰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百官献赀以助役。
《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载：
大明宫……贞观八年置为永安宫，次年改大明宫，备太上皇清暑。
上述史料对大明宫初建史实所记略同。总结而言有如下两点：第一，大明宫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６３４），本名永安宫，九年正月更名大明宫；第二，大明宫兴建动机在于为太上皇李渊提供清暑之所。上述两点内容，由于众书所言基本一致，自古以来怀疑讨论者较少。然结合其他史料考察，则发现上述两点虽不至有误，但其中皆有可供讨论的余地。

对第一点首先提出怀疑的是今人高本宪先生。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在“麟游县”下记曰：“永安宫，在县西三十里，贞观八年置。”高氏据此认为，贞观初期，国家初定，当不至于大兴土木，况且同时在两地营建同为永安宫之宫殿，不仅不符合制度，也未见他例。高氏认为两处记载之所以有此冲突，当系《唐会要》在转抄《太宗实录》、《高宗实录》等史料过程有所疏略而致。高氏进而解释永安宫与大明宫的关系为：太宗先于贞观八年决定在麟游县为太上皇兴建永安宫以备清暑，后因太上皇年老病重，转而于长安城东北隅择地另建大明宫。 但笔者细读《唐会要》之文，颇觉此处记载前后连贯，不若高氏所言有所疏略者，况且尚有多处记载皆与《唐会要》一致，恐不能轻易怀疑之。但若《唐会要》所记无误，《元和郡县图志》对永安宫地理位置的记载又该作何解释？《元和郡县图志》之外，还有《新唐书》、《雍录》等书对麟游县永安宫有所记载，高氏亦曾亲至麟游县西南上、下永安村处考察，“发现下永安村及附近分布着大量隋唐时代的建筑遗迹，当地村民也称此地即永安宫所在”。可见麟游县确有永安宫存在。但麟游县永安宫是否即为太宗贞观八年所置之永安宫，恐有疑问，因为麟游县永安宫早在隋时即已存在。隋文帝仁寿二年（６０３），独孤皇后曾崩于此宫。此时文帝正避暑于仁寿宫，独孤皇后当随行。著作郎王劭在独孤皇后崩后，上言道：“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师之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可见，永安宫不在京师，亦不同于仁寿，当即独孤皇后随文帝避暑时所居之处。隋都大兴城的永安门位于承天门西，承天门内即大兴宫。由王劭的对比可知，永安宫当在仁寿宫之西。隋仁寿宫位于麟游县，永安宫当亦位于麟游县。两宫的东西位置与《元和郡县图志》中仁寿宫位于县西一里，永安宫位于县西三十里的记载亦相吻合。 上述高氏研究已经注意到麟游县隋时已有永安宫，并认为太宗为太上皇李渊所修的永安宫，即在隋旧宫基础上加以添建修缮而已。但上引各处史料不仅皆未提及隋时旧宫，而且皆言宗“营”或“置”永安宫，当是营建或新置之意，绝非在隋宫旧基之上扩建修缮而已。故笔者认为将《唐会要》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言之两座永安宫混为一谈，尚有商榷余地。《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的永安宫很有可能即为隋时永安宫，位于麟游县，书中所言宫殿兴置时间恐受《唐会要》等书影响而出现失误。《唐会要》所记当为太宗新建的永安宫，位于长安城东北，后改称大明宫。总之，在缺乏确凿证据证明《唐会要》所述有误之前，笔者仍认为大明宫初名永安宫，初建于太宗贞观八年，贞观九年始改称大明宫。

对太宗营建大明宫的动机较早提出质疑者为元人刘友益。刘友益在其《资治通鉴纲目书法》中云：
大明宫何上皇清暑之地也，营经始之辞也。宫未及成，而上皇寝疾矣。《纲目》曷为书之讥也？自六年如九成宫，马周有疏，至是二年，始为上皇清暑之计，而上皇竟不及居。太宗之慢，亦无以自赎矣。故书讥之。
文中所谓“马周有疏”一节，指贞观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即隋仁寿宫，贞观五年改名九成宫）避暑，马周上疏谏曰：“且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凊之道，臣窃未安。”贞观六年已有马周之疏，两年之后，太宗始为太上皇筹划营建避暑宫殿一事，故刘氏批评太宗在尽孝养亲一事上过于怠慢。宋人尹起莘亦曾以此为据批评太宗简于事亲：“（太宗）欲幸九成宫避暑，而上皇留于暑中，见诸马周之疏，而亦不闻为之少柅其行。后虽欲营大明宫为上皇清暑之所，然亦不果居之。”可见，古人多从孝养事亲等纲常伦理角度对太宗提出批评。刘友益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太宗营建大明宫的动机提出质疑，认为替上皇营建清暑之地只不过是太宗的借口托辞而已。由其讨论可知，仅从为上皇提供清暑之所这一方面解释大明宫营建之举，恐难得太宗的真实动机。那麽，太宗的真实动机为何，大明宫的营建与唐初长安城宫城布局演变间有何关系，唐初统治集团间的政治斗争与此又有何关联？

二、唐初政治斗争与大明宫的兴建
（一）唐初帝室成员关系与长安城宫城布局
现存有关唐初史料，因太宗亲见实录及许敬宗等人删削之故，对唐初帝室诸成员间关系的记载，多有隐晦曲笔。前辈学者以唐人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为主要依据，参以诸处史料记载的冲突矛盾处，已基本否定“太原起义太宗首谋”说以及“太子李建成庸劣”说，发掘并肯定了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在大唐基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罗香林先生对此曾有精辟总结，认为李唐皇室打拼江山之始，李渊与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子实乃各司其职，各出其力，其中以长子建成与次子世民因领兵征战之故功劳最大。李渊对建成、世民本无偏袒之心，只是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规则以及建成的功绩，顺理成章地在建唐之初即立其为太子。
建成、世民兄弟二人关系紧张已为治史者熟知，随着研究的深入拓展，李渊与世民父子二人的矛盾斗争亦为学界揭示。建成、世民兄弟之争为表，李渊、世民父子之争为里，两对矛盾互相纠缠，源头皆为李渊立建成为太子，本质则为权力利益的分配争夺。建成登储，“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故多留居京师辅佐高祖理政，但此时唐统一工作尚未完成，带兵征伐之事自然落在世民身上，从而为世民立下不世之功创造了条件。高祖李渊为平衡兄弟二人关系，先后加世民官职至“太尉、尚书令、陕东道行台、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最后甚至“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秦王之教与太子之令、齐王之教、高祖之诏敕并行，以致“有司莫知所从，惟据得之先后为定”。李渊对世民种种宠异之举并非仅为旌赏之意，而是希望以无上荣誉换来他与建成间的各安其位，从而确保大唐皇权的平稳过渡。世民之功与高祖之宠使时为秦王的世民成为“潜在的储君”。唐初帝室主要成员间的关系在长安城宫城布局上有着明显体现。
大唐宫城位于长安城北部正中，太极殿为宫城正殿，乃高祖朔望视朝之所。太极殿之西，为世民居住的承干殿。太极殿之东为元吉居住的武德殿后院，再往东则为太子建成居住的东宫。西内为唐初政治中心，太极殿为西内正殿，高祖于此听政，象征其绝对权威。东宫为储君之所，建成自应居住于此。《雍录》言：“唐东宫在太极宫中。”据考古实测，太极宫与东宫东西总宽为 １ ９６７．８米，合唐制四里一步，这与“宫城东西四里”的史料记载相吻合，故“文献记载的宫城，是指太极宫与东宫，并不包括掖庭宫”。因此东宫实为太极宫的有机组成部分。太子居住于此，不仅可以“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道，为准备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过渡历经磨炼”，而且可以从空间意义上直观表明太子处于唐王朝的权力中心，是唐王朝最高权威的继承人。元吉居住的武德殿与世民居住的承干殿，地理位置相对偏北，但两殿皆处太极宫中，表明他们仍处于唐王朝最高权力中心体系之内。武德殿在隋唐时期是一座颇具政治意味的著名建筑。当年李渊扶持代王杨侑称帝，杨侑以李渊“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李渊称帝之前，一直居住于此。不过，元吉所居并非正殿，而是“武德殿后院”。相比之下，世民居住的承干殿则显得默默无闻。若按常理推论，世民功高于元吉，理应居住于政治意义更为重要的武德殿，但实际情况正与此相反，这当是高祖苦心安排的结果。武德殿地位高于承干殿，与东宫毗邻。世民功高，与建成的关系紧张，若兄弟二人居所过近，只会加剧冲突摩擦，不利于宫廷局势的控制。元吉则在唐初政治斗争中倾向建成，两人于兄弟之外，亦为盟友。高祖对兄弟三人的关系不可能不了解，故安排元吉居于武德殿后院，而让世民居于承干殿。这样既可以太极殿、两仪殿沿线建筑羣作为缓冲地带，隔离矛盾冲突的双方，又可保证兄弟三人皆处于唐王朝最高权力中心，平衡彼此政治势力。据史料记载，承干殿、武德殿“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相遇则如家人之礼”。太极殿、承干殿、与武德殿和东宫构成三方政治势力在宫城空间布局上的绝佳投射（参见附图），三方既为家人，又为君臣，不仅反映出唐初帝室主要成员间的关系，而且如孙英刚先生语“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面”。

（二）高祖、太宗之争与长安城宫城布局的演变
唐初诸政治势力在长安城宫城中的空间布局反映着他们的均衡博弈，随着政治斗争局面的演变，宫城建筑布局也开始发生变化。高祖与太宗之争在唐初长安城宫城布局演变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祖李渊对世民功高震主之势一直怀有戒备之心，父子二人的矛盾斗争从武德二年（６１９）刘文静案起，即已显露端倪。当时高祖不顾世民的感情与功勋，杀了世民的亲信刘文静，黄永年先生认为此即李渊、李世民父子二人“矛盾的初步公开化”。随着世民军功的日渐隆赫，父子二人的矛盾斗争日趋紧张，加之李渊在建成与世民兄弟二人之争中一直偏袒维护建成，此对父子矛盾的公开化已是必然之势。唐初宫城布局也随着父子二人的矛盾斗争而演变。
高祖对世民的戒备，从其安排世民居于承干殿似可看出眉目。承干殿本身的建筑劣势反映出高祖与世民的关系从王朝建立伊始即已产生裂痕。承干殿的建筑历史与建筑特色，现存史料皆语焉不详，但太宗即位后君臣间的一段对话却对此有所透露。《魏郑公谏录》卷四载：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经四十余年，损坏处少。惟承干殿，是炀帝造，工多觅新奇，斗拱至小，年月虽近，破坏已多。今为政更欲别作意见，亦恐似此屋耳。”
可见承干殿乃隋炀帝所建，虽然新奇有余，但品质欠佳，修建较晚却损坏较快。隋炀帝乃隋文帝次子，在隋朝统一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与世民的情况极其相似，不安其分，阴谋夺嫡。李渊让世民居住于此，是否有希望他能以隋炀帝往事为鉴之意，尚不好妄加推断。但承干殿建筑品质较次，又有炀帝所建的历史背景，世民居住于此，心理上的抵触情绪恐怕难免。元吉与建成属于政治盟友，高祖却安排两人住所如此靠近，在世民看来恐怕亦为故意孤立排挤自己之举，父子间的摩擦冲突更加不可避免。

武德四年（６２１），世民平定东都，俘获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山东悉平”。李渊、李世民父子的矛盾冲突以东都之役为转折点，渐趋公开化。《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云：
初平洛阳，……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给田数十顷。后婕妤张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诏赐焉。神通以教给在前，遂不肯与……高祖大怒，攘袂责太宗曰：“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天下大定之际，即为争权夺利之始。对外征伐渐趋结束，帝国内部矛盾的解决便提上日程。洛阳平定，世民军功达到顶峯，高祖对其戒备也日益加重，父子冲突渐趋公开化。高祖为限制世民权力威望继续膨胀，开始在各方面进行牵制。武德五年，高祖“诏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成为“李世民在外统兵大权中落的一个标志”。黄永年先生也指出“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渐被建成、元吉取代”。李元吉则借北讨突厥之机，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同行，并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以此削弱世民势力，高祖“知其谋而不制”。与此同时，高祖开始在宫城居住布局上采取措施，从空间上将世民排挤于唐王朝最高权力中心之外。武德五年七月，高祖“为秦王世民营弘义宫，使居之”。之后，世民搬离承干殿，入居弘义宫，长安城宫城布局开始出现变化。
弘义宫，高祖为太上皇之后亦居于此，并将之改名大安宫。《长安志》云：“此宫在城之西。”《云麓漫钞》引吕大防《长安图》云：太极宫“宫城之西有大安宫”。元人李好问则曰：“唐大安宫，高祖所以处秦王也。《志》曰：在宫城之西，今乃在其西北，坏堞宛然，今人犹曰秦王府。图本所载是也。”《长安志图》所绘《唐禁苑图（内苑附）》即将其标于西内苑之西、禁苑之内。与《唐两京城坊考》将其定位于西内苑西云龙门外的记载相符。贞观年间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上引《通鉴》胡注亦云：“在宫城外西偏。”由上述记载可知，弘义宫当毗邻西内苑之西门，在太极宫外（参见附图）。前文已言，太极宫是唐初政治权力中心，高祖为平衡诸种政治势力，以兄弟三人皆处太极宫中，并采取将建成、元吉与世民分处太极殿两侧的策略，达到兄弟三人和平相处的目的。此时随着高祖与世民矛盾的渐趋紧张，高祖将世民移出太极宫外，但建成与元吉却仍留居太极宫内，显为打压限制世民之举。《长安志》所谓的“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别建此宫以居之，号弘义宫”云云，实未得高祖修建弘义宫以居世民的真实动机。不过“克定天下功”的记载却明白透露出高祖萌生修建弘义宫之意的时间确在世民平定洛阳之后，这正与上文分析的高祖、世民矛盾斗争的发展趋势相吻合。因此，世民由承干殿移居弘义宫，绝非居住空间的简单位移，实为高祖利用世民平定洛阳之机，以奖赏为借口而打击压制世民。武德九年，高祖又以建成、世民兄弟二人“同在京邑，必有忿竞”，决定让世民离开长安而居洛阳。建成、元吉“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高祖此举表面看是为了缓解世民与建成间的矛盾，但背后意图却是进一步排挤世民，使之远离京师，否则他不会在意识到移居洛阳对世民更加有利后，便改变初衷。

（三）高祖、太宗之争与大明宫的兴建
高祖与太宗之争使弘义宫的出现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义。但以建筑空间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绝非高祖一人专利。太宗通过政变上台之后，先即位于东宫显德殿，以高祖为太上皇。贞观三年（６２９）四月，太上皇“以弘义宫有山林胜地，乃徙居焉，改名大安宫”，“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太上皇李渊让出西内正殿，搬离太极宫，入住弘义宫，标志着唐王朝最高权力交接过程的结束。太宗由弘义宫移至东宫，进而入主太极殿，则标志着太宗政治主导与政治权威的塑造完成。现有史料几乎皆言太上皇徙居弘义宫乃主动之举，《唐会要》甚至记载李渊早在武德九年就已“雅好”弘义宫，但他在《答太宗陈让表手诰》中有言：“吾今往西宫……汝何劳㧑抑，频此言请……彼宫此室，势何殊也？”言语之间明显透露出无奈之情。清人赵翼指出，高祖传位太宗实属“迫于势之不得已”。可以想见，高祖为太上皇之后并不愿让出这座象征唐王朝最高权威的太极殿，占据此殿是他向天下宣示其政治影响力依然有存的重要方式之一。他在《徙居大安宫诰》中有言：“朕愧受浸润，深念元功，乃敬授帝图，先天传政。惧其溢满骄上，未称三灵之心；纵欲肆情，不恤万方之重。朕故仍居紫极，处之肃成，察其复礼，观其齐政。”高祖虽已让位太宗，但不甘心就此退出权力舞台之情溢于言表。高祖缘何在此时做出让出太极殿，搬离太极宫之举？笔者认为当与贞观三年年初裴寂之死有关。裴寂是晋阳起兵的重要参与者与策划者，为唐王朝的开国功勋，尤为高祖亲信。前文所讲武德初年高祖不顾太宗之请，执意杀死刘文静之事，实为高祖与太宗矛盾斗争的初步反映。其时，裴寂作为高祖心腹，曾有言于高祖：“文静……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力劝高祖杀死文静。黄永年先生认为“刘、裴之争，实际上反映了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的矛盾”。太宗即位之后并未立即清算旧账，直至贞观三年正月，“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太宗整肃裴寂的同时，为刘文静平反，“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一正一反之间表明太宗开始以翻旧案的方式向仍占据太极殿的太上皇施压。太上皇此时当亦明白，让出太极殿已是势之必然，故有“彼宫此室，势何殊也”如此无奈之语。极其巧合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太上皇移居之处正为当年他出于排挤打压太宗目的而修建的弘义宫。高祖恐不会主动选此作为迁居之所，但太宗却极有可能模仿其父，让太上皇入居于此。实际上，太宗在很多地方都模仿其父，故太宗极有可能即弘义宫这一选择背后的真正主导者。

太上皇李渊移居弘义宫后，虽然脱离唐王朝最高权力中心，但并不意味着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政治力量尚存，政治余威尚在。他本人也不甘寂寞，时有接见朝臣之举，这也导致太宗不得不对其有更进一步的排挤。李渊在前揭《徙居大安宫诰》中曾有言：
百辟卿士等，或晋阳从我，同披荆棘；或秦邸故吏，早预腹心。并以德举言扬，进忠显孝，保乂社稷，天平地成。惟当带砺山河，与国休戚，可悉心辅弼，无党无偏，罔或隳哉，替尔丕绩，善事元首，称朕意焉。
从诰中所言来看，太上皇是在劝诫文武百官效忠太宗，共保社稷平安。但他明显将满朝文武分为“晋阳从我，同披荆棘”者与“秦邸故吏，早预腹心”者两种势力，表面是在劝诫双方“不党不偏”，莫要搞团体党争，实际则在讽喻太宗，让其明白我虽然搬离太极宫，但不要忘记朝中仍有我的政治力量。与之相对，太宗对太上皇接见朝臣之举也是非常敏感。《魏郑公谏录》载：
太上皇幸两仪殿，内外羣臣奉见。太上皇还西宫，太宗从至大安宫。还，顾谓长孙无忌等曰：“今天下无事，侍太上皇与公等同宴，可谓至乐。然朕若与公等忘政事，但欢宴，盖非常安之法。”公对曰：“陛下酣宴之后，犹不忘庶政，古者尧舜禹汤，所以太平，实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处廊庙，居逸乐，臣下一事失所，便弃前功，解免黜放，急处如此。”公对曰：“人君发怒于一臣，将行刑罚，而能念其旧功者，鲜矣！陛下今发德音，臣等幸甚。”
两仪殿位于太极殿之后，是唐初帝王平日听政视事之所，太上皇幸临此殿，内外羣臣毕见。太上皇此举恐不仅仅是为了与羣臣同宴共乐，而是为了向太宗暗示其政治影响力仍在，否则地点当不至于选择在常日视朝的两仪殿。太上皇此举对太宗的心理刺激极为明显。太宗侍太上皇还大安宫后所说的话颇为暧昧，显有责备羣臣与上皇过于亲近之意。太宗也曾屡以军功同太上皇相较，自夸于臣下。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被俘，献至京师，太宗顾谓侍臣曰：
“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羣臣皆称万岁。
高祖当年初入长安，受制于客观形势，曾“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而且“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此即太宗所谓“称臣于颉利”所本。太宗又以“暂动偏师”为言，显有轻视突厥势力与贬低高祖武功的心态。太上皇则抓住此机会，于太极宫凌烟阁召集太宗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庆祝，显示其并非真心想“养性别宫”，而是无时无刻不挂念家国大事。太上皇临幸太极宫接见羣臣之举，恐不是太宗想看到的。但在中国古代重视以孝治国的政治传统下，帝王侍奉养亲之举已经脱离纯粹的人际伦理范畴，成为体现君主品质、巩固政权统治的重要政治宣传手段。太上皇毕竟为太宗生身之父，如何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进一步把太上皇排挤出唐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太宗必须解决的问题。

前文已揭出，大安宫位于太极宫外，但高祖曾在武德八年有言：“朕以秦王有大功，故于宫中立第以异之。”结合前文所言《长安志图》及《唐两京城坊考》对大安宫的定位，可以看出大安宫与太极宫相距不致太远，且大安宫至太极宫的交通亦非常通畅，这就为太上皇时常出现于太极宫创造了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条件。太上皇在政治舞台上的依然活跃，迫使太宗不得不考虑将太上皇迁居至距离太极宫更远的宫殿。
贞观六年，太宗首幸九成宫避暑，马周有疏进谏。马周之谏有两层意思：第一，太上皇所居的大安宫制度卑小，不足以向天下四夷展示大唐威严，希望太宗能够修崇大安宫，并务从高显；第二，太宗幸九成宫避暑之举并未考虑太上皇仍处湿热之所，有失温凊之道。若修筑大安宫宫殿门楼，使之高显，则于太极宫附近，再现一处可与之分庭抗礼、万方四夷皆仰观的大唐宫殿，太上皇的政治威信与影响力必定因之增强。但此为太宗最不希望发生之事，故单就第一点而言，绝不可能唤起太宗共鸣。马周之谏第二点是希望太宗考虑太上皇消暑之事。消暑之法有多种，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前往清凉之地或修建离宫别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第一点虽非太宗想见，但上述两点之结合，却为太宗提供了进一步排挤太上皇的绝佳途径：以消暑为辞，让太上皇搬离与太极宫邻近的大安宫，进而降低太上皇的政治活跃程度。太宗先是“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但“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九成宫本隋仁寿宫，隋文帝于仁寿四年崩于此宫，时人皆以文帝为太子杨广所弑。太上皇以此为辞不往九成宫，实有以文帝往事为鉴，讽喻太宗之意。无法说服太上皇前往九成宫之后，太宗于贞观八年十月“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时距马周上疏已有两年时间。若细考时局则可发现，贞观八年前后实为太上皇极其活跃之时，太宗营建大明宫当是其对太上皇一系列排挤举动的延续。《旧唐书·高祖纪》载：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讌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以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羣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
上引文中将“置酒未央宫”置于“阅武于城西”后，似乎两事前后相连，同时发生。据两《唐书·太宗纪》，“阅武于城西”发生于贞观八年十二月，但两书皆未言“置酒未央宫”之事。《资治通鉴考异》引《太宗实录》曰：“八年正月，颉利可汗死。”因此“置酒未央宫”一事不可能发生于“阅武于城西”之后。《资治通鉴》从《唐历》记载，将“置酒未央宫”一事系于贞观七年十二月戊午，当是。按此分析，太上皇先于贞观七年十二月，集太宗与三品以上置酒未央宫，后又于贞观八年三月临幸两仪殿，宴见西突厥使者，并有长孙无忌等朝臣陪同。未央宫设宴之时，太宗于满朝三品之前奉觞上寿，绝口不提高祖功绩，反倒细数己身军功，惟以“上禀睿算”为辞敷衍上皇，政治炫耀与心理博弈之意明显大过侍宴上寿之心。次年二月，太上皇再幸两仪殿，设宴招待西突厥使者，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无忌等朝臣皆预宴。太上皇在贞观八年前后连续宴见羣臣，并再度临幸太极宫两仪殿，实为太宗即位以来太上皇最为活跃之时，这对太宗的政治威信明显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太宗开始为太上皇修建大明宫，当是希望通过改变太上皇居住空间的途径降低其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程度。由此亦可明了为何在马周上疏两年之后，太宗方为太上皇修建避暑之所。清暑只是大明宫修建的托辞，将太上皇迁至距离太极宫更远、且交通更加不便的大明宫，从而减少其与朝臣接触机会，降低其政治活跃程度才是太宗的真实动机。据史料记载，大明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盖其高爽也”，实为清暑佳地。大明宫地理环境上的优势，无疑便利了太宗以清暑尽孝为辞，行排挤上皇之实。

三、余论
城市建筑学理论认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政治是头等重要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某一时代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权力格局演进对城市建筑有着深刻影响。在政治色彩与政治象征意味浓厚的中国古代都城内部，政治斗争与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布局演变间的关系也是学界历来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此视角置入对大明宫兴建原因的探讨，得出了与传统观点较为不同的认识。传统史料皆言大明宫兴建动机为太宗为太上皇修建避暑之所。但贞观六年已有马周之谏，缘何直至贞观八年十月，太宗方动工为太上皇修建清暑之所？

宋元时人已从纲常伦理等角度批评太宗慢于事亲，并对大明宫的修建动机提出质疑。如若考察唐初帝室成员间的政治斗争，即可发现，唐高祖在唐初特殊政治形势下，形成了利用建筑空间平衡政治势力、处理政治矛盾的习惯与传统。

作为唐初长安宫城布局转变过程中的利益损失者，太宗继位之后，转而利用此传统与高祖进行政治博弈。大明宫即是太宗遵循这一传统方式，出于排挤打压太上皇的目的而修建的。惟有如此，方能较好地解释缘何太上皇寝疾之后，大明宫的修建计划即告中止，终贞观之世几不见有续修之举，实因此时太宗的政治对手已不存在，大明宫即无修建的必要了。
大明宫初建动机虽非为太上皇修建避暑宫殿，但其修建过程按照离宫别馆的规格建制进行则是可以想见的。到龙朔年间（６６１—６６３），“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大明宫由此开始了从离宫别馆到王朝政治中心的角色转换，并进而对长安城的空间布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既然有关大明宫兴建原因的历史记载多有可议之处，龙朔年间大明宫重修之因是否仅为“高宗染风痹”，恐亦有商榷余地。其时，武则天已经被立为后，并开始对高宗朝政产生重要影响。高宗与武则天在大明宫重建过程中各自扮演了何种角色，大明宫重建后，高、武二人对其采取了何种不同的经营控制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重建后的大明宫并没有将东宫作为附属建筑规划在内，使天子与储君的居所产生了空间上的分离。“新建宫殿不建东宫”这一传统为唐玄宗修建兴庆宫时延续，但作为补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于东宫”这一传统则为玄宗以后诸帝继承。由大明宫重建引发的这些问题与高、武时期以及之后唐王朝的政局演变关联甚大，拟留他文再论。

附图 唐初长安城宫城布局形势简图
附记 本文曾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讨论，得到与会学者，特别是云南大学周琼教授的诸多意见，特致谢忱。
（本文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

本文对唐初李世民与唐高祖李渊之间的矛盾有所揭露，但是矛盾的原因搞错了，不是什么秦王功高盖主，而是李世民一直在谋篡皇位。
参考：李二到底何时开始萌生取兄长而代之的想法？
http://tieba.baidu.com/p/242582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