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形象，包公为民间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随着社会的发展，包公及其事迹被民众不断加工改造，形成了人人皆知的包公传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包公传说发生了明显的变异。本文试结合相关的文献材料，对包公传说的变异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由此不难看出包拯绝对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有作为的开明政治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他生前受百姓爱戴，身后传说日盛，也就不难理解了。综合来看，包公传说在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由清官到青天的过程，杰出的文学作品使得包公传说得到不断的传播和翻新，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包公生前就口碑甚好，身后名声愈高，而且渐渐成为后来清官的代表。这些传说，首先在民间口耳相传，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史实影子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传承、消失、变异的现象。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被说书艺人记录下来并加以改造，以文学的形式传播开来。这种文学形式有话本、戏剧、传奇和小说等。现存的18种元公案戏，包公戏就占了11种，也就是说在元杂剧中包公是主要的清官形象。在此之后数百年间，明海瑞、清于成龙等也都登上了舞台。这些人物构成了中国文学中富有特色的清官形象，而其中最光彩的莫过于包公。

二、包公传说的变异
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变异，是指民间文学作品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语言、风格、内容、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包公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异，不仅人物形象日趋鲜明，而且情节日趋丰富。
(一)人物形象日趋鲜明
传说的包拯经历了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变化过程。传说内容主要是以包拯断案为主，艺术形式则以说唱表演为主。伴随着包公传说的发展和变异，其艺术形象逐渐形成。最早的有关包拯的宋元话本，如《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等，叙述包公的故事比较简单，模式一般是案发一断案。在元杂剧中，突出描写了包拯敢碰皇亲国戚，敢杀豪强势要，如《鲁斋郎》《生金阁》《陈州集米》等故事; 强调包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如《灰阑记》《合同文字记》《盆儿鬼》等。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个善于断案、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虽然元杂剧中对包公形象的塑造还不够丰满，但就题材、结构及语言技巧来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将包公的清官形象基本定型。
元代以后，关于包公的传说不断增加、更改和翻新，传说故事中所体现的包公的艺术形象也呈现出复杂性。如新发现的明成化年间有关包公的《包待制出身传》等8种词话作品，对包公生活经历和言行举止谈得较多，又强化了包公与豪强势要和皇亲国戚的尖锐斗争，一个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法官形象进一步丰满。明后期的短篇小说《百家公案》及翻它图公案》(又称《包公案》)，主要根据民间传说、笔记小说及有关案例拼凑改编而成，载有百余则包公审案断案的故事，包公被描绘成明察秋毫、善断疑案的“东方福尔摩斯”。清代长篇小说《三侠五义》
将清官包公与侠客义士结合起来，包公又被涂上“忠臣”的色彩。[4] 55

包公作为清官的形象基本是在元代被树立起来后，又被涂上了法官、侦探、忠臣或是青天的色彩，以不断变换的脸谱吸引广大观众。[5] 但是总的来说，他刚强睿智、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执法如山的形象得到了后世民众的认同，这也是包公传说能源远流长而且得到不断丰富的原因所在。包公以历史的清官形象面目出现在观众面前，但其身份毕竟还是统治阶级的官员。然而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包公变成了人民理想的化身，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现实的教育意义。千载之下，人们提起包公，犹能仰其形象，见其颜色。
(二)情节日趋丰富
情节的日趋丰富亦是包公传说变异性的重要表现。如史载包公在知天长县时曾审“割牛舌”案[6] ，其情节极为简单，仅有几十字，后经人发挥成割牛舌故事。其中虚构了神人相助的情节，载于明小说《龙图公案》，约有六百多字。包公知端州时，有“一砚不持”的清廉事迹，后经发挥成砚洲和黄布沙的故事，包公掷砚处变成砚洲，扔下黄布的地方变成黄布沙。此多见于明清人编的《肇庆府志》及近人所编的故事中。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不畏权贵，严格执法，当时对其既有被喻为阎罗的传说，又有笑比黄河清之誉。包公任监察御史时，曾上书宋仁宗减免灾区百姓的赋税，后在民间演化成陈州放粮的故事。

西汉时郡守黄霸曾巧断“二妇争子”案[6]，至元代却演变为包公断的案，并编成元杂剧《灰阑记》;宋代张咏曾判“双钉”案，到了明代，主人公换成了包拯;再有明成祖曾判“明寺僧杀妇人”案，后来也改成了包拯所为。对比其他清官的事迹，得出的结论是“包公就是黄霸、张咏、明成祖等人，不过是吸收传说的人罢了”[7]。包公传说在演绎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清官的相关传说，情节日趋丰富，使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典型起来，成了清官的代
名词。
综上，包公故事在民间传说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包公逐渐由凡人上升为超人乃至神的形象，人物形象日趋鲜明，情节也日趋丰富。

三、包公传说变异的原因
包公传说在长期的时空流传过程中，其主要人物形象和情节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传统文化是变异因素的重要部分。如同其他的民间文学作品一样，包公传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其中影响最大、渗透最深的当是民间最流行的宗教因素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儒家伦理道德。
(一)宗教因素的影响
第一，佛教因素的影响。宋时包公以威严知开封府，民间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本是梵文的音译，意为古印度神话中管理阴间之王。佛教沿用其说，称为管理地域的魔王，并说其属下有十八判官，分管十八层地狱。隋唐时此说法己在中国广为流传。宋时将包公比作阎罗之后，宋元杂剧话本采纳此说法并加以发挥，如《三现身》《生金阁》《盆儿鬼》等，描述包公不仅管人间治安，还管地狱诉讼，即所谓的‘旧判阳夜判阴”。
生活于金元之际的文人元好问，在《续夷坚志·包女得嫁》中说过“世俗传包希文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者”[8] 。在传统中国，东岳泰山一直就是鬼魂的群聚之地。既然流传说包拯是阎罗，便与东岳神挂了钩。宋元时的南戏《小孙屠》第十九出，在包公出场前东岳泰山府君让孙必贵复生时说:“小圣乃是东岳泰山府君。劝君莫做亏心事，东岳新添速报司[9] 。《元杂剧恢阑记》第四折和《后庭花》第四折中皆将开封府南衙或东岳摄魂台相提并论。《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第二折的开头，在包公上场判案时有诗云:“咚咚衙鼓响，公吏两边排。阎王生死殿，东岳摄魂台。 [10] 此诗在《鲁斋郎》《合同文字记》中也有记载。这都说明包公是通阴阳二界、掌握生死大权的神人。在传说中世人己经将包公艺术化及神化了。

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元杂剧中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鬼神托梦显灵己有反映《包待制陈州集米记》卷末写道:“劝君体做亏心事，暗有神明世有刑。 [11] 《仁宗认母传》卷末也写道:“心生一善如来佛，便是如来佛世尊。[11] 又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11] 清代《三侠五义》则云：
诸多豪杰之所行，诚是惊心动魄，有人不敢为而为，人不能作而作，才称得起侠义二字。至于善恶邪正，各有分别，真是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神庇。昭彰不爽，报应分明，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12]
第二，道教因素的影响。道教以城陛为守护城池或管亡魂之神，说能应人所请，剪恶除凶。唐宋以来广建城陛庙宇祭祀。元杂剧《生金阁》第三折说:“你与我速赴城陛庙，将碟文火内焚烧，早将那没头的业鬼提来到”[13] 明清包公故事皆有城陛显灵之事《生金阁》第四折说包公本是上天一座杀人星。明词话及明清小说又将包公比作文曲星或奎星等。古代的星占家认为，斗魁之上有六星，文昌星是其一。以包拯为文曲星，则表明他是高级文官，受上天使派前来人间的。
另外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包公传说故事中有不少鬼神情节，或者冤魂告状，或者旋风引路，或者鬼神显灵等，这绝非偶然现象。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来与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有不解之缘，从原始神话、魏晋六朝志怪、唐传奇到明清小说，无不有鬼神色彩。而包公故事中的鬼神，一来是为了塑造包公的超人形象或者神人形象，表达人们对于清官包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敬仰之心。《宋史》说包拯:“以其刚正无私，遂以神明祝之……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以必能如包公之明… [2] 正是由于包拯的铁面无私、明察秋毫，他才被人们以神明对待，才被尊为神。二来是为了抒发蒙冤而死者的不平之情，表达受冤屈者压抑的复仇翻案的愿望。人活着的时候，有冤无处诉，有仇不能报，只好借助于鬼神。
明代《二刻拍案惊奇》中说得好:“何缘世上多神鬼，只为人心又不平。若使光明如白日，纵然有鬼也无灵， [14]借助鬼神帮助破案，贬低了人们的智慧，其实是不高明的，而且给了人们许多幻觉。但是在文学上运用鬼神奇特诱人的法力，为小说、话本、戏剧增添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当时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态，借以劝人积德行善，也是可以理解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儒家伦理因素的影响
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它所提倡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后期，由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统治阶级的提倡，其渗透力更强。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对儒家思想有的吸收，有的排斥，有的兼而有之。而有关包公的文学作品及传说吸收内容最多的当是儒家的孝行观。
历史上包公就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孝子。他29岁考中进士被授知县，而因父母年迈，辞官侍养，十年亡宦，以孝闻乡里，所以他的溢号为孝肃。在流传的许多包公故事中，包公断案的依据就是儒家的孝行。如在话本催爹同文字记》中，刘添祥夫妻为独占家产，不认其亲侄刘安住。包公得知内情后，要严惩刘氏夫妇，而刘安住一再为之求情。包公被其感动，不仅宽大处理，而且上奏朝廷，对其予以表彰。这显然是依据儒家道德观行事的。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皇亲国戚葛彪打死了王老汉，王老汉的三个儿子气愤不过，复仇将葛彪打死。包公审案之初，先是让王母交出一个儿子偿命。王母为保全前妻之子，毅然交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三。包公知道后为之感动，使用偷梁换柱之计，以偷马贼赵顽驴替其子偿命，还推荐王母三个儿子进入仕途。在这里也能看出包拯办案很看重儒家的孝行义举。
到了明代，包公故事中孝行观得到充分体现的是《仁宗认母传》。刘太后本是造成仁宗母子分离以及一系列人命案的罪魁祸首，但仁宗仅处死了帮凶太监郭槐，而因李后向仁宗求情赦免了主犯刘太后。这个结局正是儒家孝行观的生动体现。明代《龙图公案》和清代《包公案》中叙述的故事中，有不少情节反映了包公既为人洗清冤屈又全了孝行贞节，以至天理昭然，而法大明矣。
还有一些作品对包公的出身经历的刻画也很能反映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现存宋元时期有关包公的文学作品缺乏这方面的具体记载，但在民间流传的传说及宋元话本、杂剧基础上编写的明词话《包待制出身传》则描绘道:
听说清官包待制，家住庐州保信军。离了庐州十八里，凤凰桥畔小包庄。爷是有钱包十万，妈妈称呼叫太君。家有水田三千亩，每雇长工千百。好养耕牛千百个，鸣锣便是放牛人。 十万亲生三儿子，头生两子甚超群。未遇三郎生的丑，八分像鬼二分人。太公一见怒生慎。[15]

三郎就是包公，包十万本来准备命人将其杀害，是包公的大嫂乞求由她抚养。后来的包公经历了放牛读书的艰苦生活，终于金榜题名。明《百家公案》卷首载有《包待制出身源流》，其内容基本上沿袭了明词话。清《三侠五义》第一至四回记包公出身故事，基本上与明词话差不多，但也做了不少改动。综合分析明清作品中描写的包公形象后，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神和苦。说他生来怪异，遭受父亲嫌弃二嫂陷害。那么这样的描写有何意义？在《三侠五义》第一回中说得明白：
包公降生，自离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较比 仁宗，坎坷更增百倍。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2]
包公出身经历之所以被描写得如此坎坷而多磨难，就是儒家孝行理论的具体体现。 张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为了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所提倡的孝道也和忠君着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民间，提倡孝行，孝敬父母，毕竟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古的传统美德。而经历一些苦难和挫折，对成就一番事业，担当大任，有所作为，在客观上对世人有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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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佚名.包待制出身传] [M]..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