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9-1953），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Джугашвили），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格鲁吉亚市的一个农奴家里。父亲祖辈皆为农奴，母亲亦为一个农奴的女儿。约·维·斯大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长达30年之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 1894年，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开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比利斯组织，从事宣传工作。189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从此逐渐成为职业革命家。从1900年12月列宁在国外创办《火星报》时起，斯大林就拥护该报的立场，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发展党的组织。这时，斯大林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01年3月至1917年2月，斯大林一直从事地下geming活动。此间，斯大林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始终未间断过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1912年1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为布尔什维克dangzhongyang委员会委员，4月，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了《真理报》。

1917年2月革命后，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17年10月16日，斯大林出席了列宁主持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zhongyang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武装qiyi的决议，会上选出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武装qiyi的革命军事总部。同年，斯大林协助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被战争中断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对工业布局作了全盘调整，仅仅两年时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

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或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涉及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社会发展阶段等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探索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从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去分析社会形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是对列宁“一国胜利”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从历史进程来考察，这一理论是苏联20世纪20～30年代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与党内斗争的产物，科学地回答了在苏联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从思想上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从“一国建成”论入手来研究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首先，从国际形势方面看，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从1918年起，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则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从1921年起，革命高潮逐渐消退。从1924年起，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度过了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西欧资产阶级政权再度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新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难以形成，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获得了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且能够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对付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苏联。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苏联不但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持，而且还将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一新形势，苏联国内许多人产生了怀疑情绪，认为在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提供的物质支持的条件下，在落后的苏联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求苏联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策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中。 从国内形势看，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在国内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到1925年底，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开始获得一定发展。农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87%，大工业产量约占战前的75%，国内商品流转总额达到战前的70%。苏联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有了很大增长。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工业已占工业总产值的80%；1924年初至1925年夏，加入各种合作社的农户已由174万户增至500万户。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国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超过战前水平。在工农生活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有所上升。同时，随着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包括城乡劳动人口失业和城乡资产阶级的形成等。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允许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根据国家法令，企业有权辞退多余的职工，因此广大城市和农村在开始出现一批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失业者，两极分化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势力的发展，则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的担忧和对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人们对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产生了疑问。苏共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否认一国凭借自身的力量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争论的另一方是以斯大林为首，基本观点是一国不仅有可能、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又称列宁格勒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的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中，斯大林逐步提出并完善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24年中之前。在此阶段，斯大林一直认为只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一国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种认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领袖都无一例外地持有这种观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充满信心，抱有希望，大家都认为它是十月革命的归宿，更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巩固政权，也不可能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方面，列宁曾作过大量的、公开的论述。他说：“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我们一直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而且只能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个部队。我们这支部队所以走在前面，绝不是由于我们程度高、素质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在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 他又说：“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借助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 他还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列宁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从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 列宁因此告诫全党：“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到世界革命。” 1918年列宁在谈到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时就写道：“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定将胜利”。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他在分析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形势得出的，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当时列宁认为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而且俄国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是“平衡成熟的”，俄国革命孤立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列宁也看到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苏维埃俄国很难长期保持下去。1921年6月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因此，他反复向全党阐述这样一个道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努力”。列宁反复强调这一点是鉴于当时苏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内苏维埃政权正在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白匪进行着残酷的国内战争；在国际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正在兴起。因此，列宁用了很大精力组建世界范围的共产党即共产党国际，以便更有效地领导国际革命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列宁的以上认识，在党内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直到1924年5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初版中表述的，仍然是与列宁上述观点一致的思想。他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努力。”

第二阶段是1924年底到1925年初。这是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是斯大林的思想从“不能建成”论一步一步向“能够建成”论转变的阶段。斯大林在1924年12月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为了批驳托洛茨基讲的“‘工人’的国家在经济上还远没有走进社会主义阶段，俄国的经济高潮只有西欧国家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到来”的观点，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论证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列宁在1922年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又说：“国家支配着一切基本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斯大林通过对比，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直接否定，是不相信俄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来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批驳反映了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 紧接着，1925年1月，斯大林在《给德-奥夫同志的信》中，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一般胜利。在这封信中，斯大林将“一般胜利”与“完全胜利”连在一起，具体界定了二者的含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指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斯大林将“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明确划入了“一般胜利”的范畴。所以，尽管斯大林此时尚未对苏联能够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他的思想确实正在接近这个目标。

第三阶段是在1925年中之后。1925年中之后，斯大林公开提出并最终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首次正式提出“一国建成”论，是在1925年5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正式区别开来。斯大林在会后所做的工作总结中，就这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提出苏联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1926年1月，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他在这里承认，他在1924年4月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所提出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的任务”的论断是有缺点的，“缺点就在于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予肯定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和旧制度复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予否定的回答”。斯大林认为，能否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同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不能因为不能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而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指出，《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那段话的缺点，就是将上述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 1926年12月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中，全面论述了“一国能够建成”论。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他认为，这一标准就是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么苏联能不能实现这一任务呢？他回答说，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同时，他指出，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从政治上战胜他们，而且是从经济上战胜他们，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他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实现农业和工业结合的方法，指出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关网。

从1924年初到1926年底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争论过程中写下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与答复》《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反对派》《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著作，在其中连续地探索、阐明从而构建了斯大林同志的比较完整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首先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即能够首先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其二，社会主义在苏联建成的标准是：苏联无产阶级依靠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三，能否正确处理工农关系，乃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四，苏联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依赖性，不妨碍苏联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建成社会主义；其五，苏联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发展基础，二者不能对立起来。 斯大林特别指明了“一国”的含义。他说：“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就是年轻的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斯大林在批驳托洛茨基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相混淆的谬论时，阐述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在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理论。首先，斯大林阐明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含义，指出，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 ，“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 ，“也就是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斯大林就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标准。其次，斯大林阐明了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含义。他认为，这就是依靠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造成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充分保障。那么两者之间区别何在呢？斯大林指出：“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一个国家（当然，我们指的是我国）完全可以克服的那些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那么，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间只有依靠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才能克服的那些外部矛盾的可能性。”显然，“一国胜利”问题和“最后胜利”问题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不同的，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正确认识这一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二者的区别，其结果就会是：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而走上“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或者把“一国胜利”当成最终目的，从而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放弃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目标，放弃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最后造成这个国家的孤立和瓦解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空间上涉及更多的条件和国家，在时间上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因而不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以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为前提条件，而是后者以前者为条件。

斯大林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是在没有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条件下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的恰当处理。斯大林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是否可能？二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将胜利称作最后的胜利，需要哪些条件？斯大林的结论是，如果认定党能够领导人民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应当继续掌握政权，直至社会主义在俄国乃至全世界建成。反之，如果党不能领导人民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放弃政权成为在野党。二者必居其一。所以斯大林认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观点的托洛茨基是投降派：“只要把我们的反对派好好抖一抖，把他们的那些革命辞藻抖掉，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充满着投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