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条上山下乡漏网的鱼
第一节 我的家庭和我的少年时代
我叫杜英华，祖籍浙江绍兴，195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饮食世家，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抗战胜利后，我父母和舅舅姨父及一位吴姓朋友，四个会做餐饮的长辈，合资出四根大条子（俗称大黄鱼，即四十两黄金）在合肥路上了买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楼上住出资的四家人，我们家分住了不到二十平方的一间房间，楼下开设了一家中型的综合餐饮店，我父母做炒面、油豆腐细粉汤，鸡鸭血汤，舅舅舅妈做炒菜小吃，姨父母做面条浇头，吴姓朋友做南翔小笼、鲜肉大包，生意很好，虽说是当时内战不断，但上海至少还比较太平，加上市口好，所以每天顾客盈门，我们的餐饮店在唐家湾和太平桥一带很有些名气。因为我出生之时，饮食店的生意正是十分兴旺之时，所以父母认为是我带来了财气，对我十分钟爱。虽然做餐饮生意很累，但收入稳定，生活条件在当时的上海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尤其几家合伙人的孩子，可以随意到店内吃包子、馄饨、油条等点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家里的伙食当然更不用说了，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到了1957年，家中的情况有了大变化。当时，全市工商业公私合营，我们四家合开的餐饮店也概莫能外。合营后，原先我们小孩子进店随便吃点心就不行了，再馋嘴想吃的话，只能家长自己掏钱买，不仅如此，合伙老板们没有了经营权，一切都要听上级领导发话，至于人事权，更是大相径庭，不但不能招人进店，相反的连自己的工作也由上面分派。我舅舅被分到乔家栅当大厨，姨父母到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食堂工作，吴姓朋友去了城隍庙南翔小笼店当大厨，我父母还在原店工作。公私合营前，因为生意好，多我父母两人的收入，一个月好几百元，生意火爆时，一个月能拿千把元，公私合营后，一切都变了，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变为拿死工资，当时我父亲一个月五十多元，我母亲一个月四十五元。生意再好，也只能拿这些钱，收入减少，家里在生活水准降低，我父亲酒后难免要发牢骚，认为四根大条子就因为公私合营，给国家充公了，甚至说我们的餐饮店给国家抢走了之类的怪话。牢骚在酒后发，也在酒席上发，于是给在一起喝酒的邻居检举揭发了。那时候叫汇报，汇报上去说杜某某对新社会不满，说人民政府抢了他的餐店，这还了得！这样就把我父亲抓了起来，送到长兴岛去劳动教养。说实在的，我父亲的牢骚，我还是有同感的，就是到现在我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也不服气，四根条子投资办的餐饮店，就这样除了一份低廉的工资的工作外，连店堂连四家人合买的桌椅板凳碗筷锅灶什么都没有了，跟店里雇佣的伙计没有什么两样，四根条子和历年的辛辛苦苦等于都打了水漂，谁能服气？ 父亲去了长兴岛以后，我和妈妈去看过他几次，因为父亲的劳动教养，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都给人看不起，尤其是劳动教养是没有期限的，两年教养期满，也不能释放回家，只能继续在长兴岛留场就业。在这样的处境下，考虑子女的成长和当时社会的舆论压力，我父母离婚了，父亲在劳动教养的地方一直待到过世。这样，四个孩子的抚养全靠我母亲一个人四十几元工资来养活，负担相当重，母亲也根本没有精力教育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