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8日，是沈从文的百年诞辰。据说为了纪念他，有关沈氏的全集、纪念集、研究论著，正陆续出版着。他一生共留下了多少文字，尚不好统计，但那清新的文笔，悠然的语态，透明的境地，给人的感动是久远的。读着他，人们认识了现代文学史的另一天地：不那么剑拔弩张，不那么西崽气和贵族气，像一幅幅灵动的江村图，画着人性的美和人间的幽怨。难怪文学史家司 
马长风说：沈从文的作品“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汪曾祺、林斤澜等人将其视为心灵的前导，都是迷醉于其作品后的心灵的反射。

　　沈从文生于湖南的湘西，十四岁就从军行武，二十岁后来到北京，开始读社会这本大书。未考上过大学的他，后来因小说成就卓著而登上高校讲台，晚年又成了文物专家，确是个奇迹。他一生多厄，一直是个边缘人物。可这边缘的视角和边缘的心态，却造就了一个个迷人的艺术。1988年他逝世的消息传来，文坛一片惋惜。哀悼之声，时断时续。记得巴金、施蛰存、吴小如都写过怀念文章，感人之处颇多。先生的文与人，多年来一直成了文坛的话题。

　　1924年，沈从文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到1929年，他的作品已颇有名气了。1934年左右，是他创作生命的高峰期。那时他已写下了《边城》、《湘行散记》等，不久，苏雪林、刘西渭等都撰文肯定了他的创作，可谓声名鹊起，一时气撼文坛。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平静、哀怨，美丽中透着悠长的感伤。他写湘西的乡下人，钟情于未被都市污染的人们，但又对现代文明罩在人性身上的暗影，生出厌倦的情感。《丈夫》、《萧萧》、《三三》写人性的美和生存的无奈，静谧中流动着惊雷。你会感到作者的从容和哀痛，但又并不渲染，好似无声的雨，漫漫渗透着土地，形成股股暗流。沈从文以不痛而表现痛，以不苦而表现苦。在读过了《菜园》、《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灯》、《边城》等文字后，我感到了他的广阔与巨大。他使人们相信了纯情的力量。作者以恬淡、平和之心，拥抱着故国的山水。你读他的书，心会跳动起来，升腾于纯粹的静观之中。自周作人、废名之后，他创造了另一类性灵派的文本。而这文本，隐含的人文情感是多致的。

　　汪曾祺生前曾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汪氏的观点代表了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文人的普遍观点，后来有许多作家模仿沈从文，走寂寞的路，证明了其不小的感召力。汪曾祺、何立伟、李锐、蔡测海等，似乎都接受了沈从文的某些暗示，他们不以泛道德化的目光打量生活，直面的是人性与历史，以及被流行色遮掩了的真的人生。二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创作的转型，沈从文传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五四前后的小说家，有许多是由学术而艺术的，他们的文本，大抵受到了某种观念和思潮的暗示，有着先验的东西。但沈从文是以人的本然走进文坛，他用来自乡下人的视角看都市，又以都市的眼光打量湘西的山水，便有了两种文明的落差。作者带着梦一般的情感，回味着早期记忆，将山野里的神性、诗性、乃至灵性汇于笔端。而这一切，都不是静止的、古典式的，而是融入了现代人的大的哀凉。沈从文在小说里，常常淡化了时代，像一种人性的实验室，将人间的美丑、苦乐过滤着，清理着。作者处理笔下的人物，不时也隐含着苦楚。凌宇说，其文本有着“走出地狱之门”的辛酸，不是没有道理。以刻骨的感受而描摹记忆，倒给人留下了纯然的精神。它甚至融下了理论无法涵盖的存在，那些想象、意绪，在今天仍然丰富着美学家的世界。

　　沈从文小说延续了知堂、废名作品中超道德化的境界，又开启了性灵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晚年的《大淖纪事》、《受戒》等作品，就分明有沈从文的血脉，冯骥才、李锐、阿城的创作，有时不妨也可看成“边城”精神的延续。当代的作家和学者，有许多喜读他的作品，王安忆、赵园、凌宇、汪晖、吴福辉、黄苗子、黄永玉、王晓明等，都写过关于他的评论，有的出语不凡，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朱光潜先生几十年以前，就预言沈从文是世界性的大作家，很有些公正的目光。因为他纯然的文本里，满蕴着东方的智慧，一个个历史的母题，常常在他的小说里被激活。在人们纠缠于概念、理论的年代，他却写出了超于象外的纯粹的美，不仅跨越了时代，且又展示了清洁之魂。对于那些过于物质化的世界而言，他是诗意的太阳，一切丑陋与鄙俗，都在那光泽里消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