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斌
在客籍名人中，与潮汕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清末著名的爱国革新政治家、洋务运动实干家丁日昌。除任政在外，丁日昌一生大部分时间寓居揭阳，也常以“潮人”自居，多次自称“某潮人也”“籍隶潮州”。丁日昌对潮汕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留下了许多广为称颂的事迹。
“我家在蓝田”
“我家在蓝田，时农复时士。”丁日昌曾在诗中这样讲述自己的身世。1823年7月（道光三年六月初一），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圩(今属梅州市)。据记载，丁日昌的先祖是原籍嘉应州长乐县排岭乡（今属梅州市五华县）的客家人，清初顺治年间为避“九军之乱”移居丰顺汤坑乡。汤坑乡原属揭阳蓝田十图，清乾隆三年（1738）划入丰顺县。由于丰顺、揭阳当年均属潮州府管辖，所以有人也把丁日昌列为揭阳人或潮州人。
丁日昌的祖辈以务农为生，父亲丁贤拔开设药店、盐铺，家境开始殷实。丁贤拔在《丰顺县志》有传，为人慷慨好义、敬礼儒士、怜恤孤贫。丁日昌8岁时随三兄丁达夫到丰顺县太平寺读书，13岁时父亲病逝，家里靠母亲纺织为生，他只得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农业劳动。后来丁日昌故地重游，回忆起童年的读书往事，题联曰：“古佛又来参，五千里外初归客；旧题何处觅，四十年前此读书。”
从潮州出仕
1842年，丁日昌赴潮州参加考试，中秀才。应试途中，丁日昌因饥饿昏厥于揭阳新圩树下，被一位农妇救活，从此视其为漂母。1843年，补为廪生。1844年，经潮州府教谕冯奉初推荐，延入潮惠嘉道李璋煜幕中任事，开始了在潮汕地区的幕僚生涯。尔后，又曾在揭阳、惠来等县当幕僚。1848年，丁日昌定居揭阳，曾在榕城梅林巷、县署石鱼斋居住过。
寓潮期间，丁日昌曾三次到省城广州参加乡试，均未考中。正当科举之路屡受挫折之际，1854年的一场农民起义却使丁日昌意外地走上仕途。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陈娘康、郑游春等先在潮阳县陈店圩起事，吴忠恕、陈阿十等在海阳县（今潮州市）起兵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包围了整个潮州城。时在潮惠嘉道府中当幕僚的丁日昌，“募汤坑勇三百人，颇精悍，扎桥东宁波寺及韩山书院，守东路”，同年十一月潮州解围。1856年，丁日昌因为“潮州军功”，得到了琼州府学训导的官职。1857年离潮赴任，次年改任江西万安县令，从此正式开启了政治生涯。丁日昌一生，历任苏松太道、江西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等职，钦赏总督衔、节制沿海七省水师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深得曾国藩、李鸿章的器重，是近代著名的洋务运动实干家。
关心潮郡文化教育
丁日昌向来关心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尤其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他曾在丰顺汤西设帐授徒，有诗云：“不如息万缘，兀坐乌皮几。高声呼门徒，讲大学章旨”。“今年弃犁锄，翻就砚田辟。学作村夫子，俸钱月四百。”（《百兰山馆古今体诗》卷一，丁自注：时余设帐蓝田书屋。）此外，丁日昌还在丰顺倡建蓝田、鹏湖书院，其中蓝田书院建于1847年，位于现丰顺县汤坑镇米街尾，至今仍保存完好。
在潮期间，丁日昌曾募款扩建金山、韩江和榕江等书院，重视知识和教育，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推动潮汕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1871年，揭阳知县周士俊倡建榕江试舍（俗称考院），两年后落成，位于县署东侧（今思贤中学内）。建成后的考院，东、西两廊座位2000号，厅屋合计32间，作为士子考试和平日讲学授业之所。丁日昌对此举十分赞赏和支持，并撰写《榕江试舍题记》，强调要振兴文教，以培植人才，要正经界、抑豪强、扶良儒，才能“家给人足，弦诵复兴”。
丁日昌还亲自在揭阳的府第里举办文课，当地士子300多人云集应课，可谓极一时之盛。他曾为此作诗纪盛，如“兼收好采葑及菲，报恩或有屠与沽”“树人如树木，佳士任题品”“咀经复茹史，含任兼吐沈”等，表现了重视从下层士子中选拔人才的思想，以及对家乡文人志士的关怀、鼓励和期望。
深切体察民间疾苦
丁日昌出身寒素，起于州县，所以更能深切地体察民间疾苦。早在1842年8月，潮州发生水灾，河堤决口，丁日昌深切同情受灾百姓，遂作《决堤叹》：“楼头顷刻被水覆，百万生灵齐一哭。”这也是迄今所见丁氏最早的诗作。
丁日昌善作诗文，也是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他生前即编有诗文词联集《百兰山馆诗》，收录诗631首、词14首、楹联41副。其中，有不少就是反映潮汕民间疾苦的诗篇，如开篇第一首就是上述的《决堤叹》。又如，“海滨邹鲁也干戈，遍地豺狼奈如何”“为盗为兵若转圜，但逢利薮便开颜”（《潮州感事诗二十首》），直率地批判黑暗、揭露时弊，反映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可见。更为典型的是，写于1870年至1874年间的《揭阳新乐府》六首，即秀才牙、新郎锁、寡妇簪、老农水、估客肠、远方药。这组乐府诗在《百兰山馆古今体诗》没有收录，收录在温丹铭编《潮州诗萃》、饶宗颐编《潮州志》里。饶宗颐介绍说：“其时揭阳令周士俊虽有政声，而粮差衙役相继肆虐，日昌观感所得，谱斯乐府，盖实录也。”该诗用形象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晚清时期潮汕地区社会的黑暗、封建官场的腐败和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同情受压迫的下层民众和要求澄清吏治、革除封建积弊的善良愿望,是历代潮汕诗歌作品中难得的佳作。
除了诗文创作，丁日昌也身体力行地纾解民困、改善民生，为潮汕地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1873年，潮汕地区暴雨成灾，韩江下游河堤决口，灾民流离失所，凄苦万状。丁日昌对灾民的境遇深为忧虑和同情，先后撰写《复潮城局绅论治水书》《代拟呈复潮州疏通海口情形书》《复张寿荃观察论水患书》三封书札，与惠潮嘉道张铨、署潮州镇总兵方耀等反复商议，提出全面治水方略。他认为治理韩江根本之计在于疏浚河道，提出采取将给发下游海口与水道沙田、渔塭执照与鼓励捐输开河经费相结合的变通方法，以解决藩库空虚无法支付治河经费的难题。在丁日昌的支持下，1874年潮州官府疏浚了韩江下游的梅溪河段，并开通了韩江从澄海下蓬至汕头入海直道，缓解了韩江水患。
最后归宿在揭阳
丁日昌在《榕江试舍题记》中这样写道：“余世居蓝田十图，本揭人也，今侨寓于此复三年，故于邑中兴衰利弊，知之颇详。”对于潮汕地区，丁日昌历来有着很深的乡土情愫。他年轻时便定居揭阳，晚年更是在此度过了“丁母艰”（为母亲居丧守孝）、乡居养病的最后时光。
1870年11月26日，丁母黄氏病逝，享年90岁。当年12月，丁日昌扶柩返乡，葬母于丰顺。路过南京时，曾国藩冒雪专程前往凭吊。随后，丁日昌在揭阳榕城度过了四年“息影林泉”的生活，其中居丧守制三年，乞假养病一年。期间，丁日昌在揭阳城东筑建草堂，名为絜园（位于今榕城区元鼎路），把丁氏光禄公祠、百兰山馆也置其中，集祭祀、起居、藏书、教育于一体，这就是现存的丁日昌旧居（俗称“丁府”）。整座建筑占地面积6100平方米，共有九十九间半屋室之多，是潮汕传统的“百鸟朝凰”格局。“絜园”原是丁日昌任上海道时，在道署西住所的名字，“取洁白戒养之意”，名士何绍基为之作《絜园记》。
1877年秋，丁日昌回到揭阳养病，翌年四月获准退休。直到1882年2月逝世前，丁日昌几乎都住在絜园里。解官返籍时，丁日昌将全部藏书运到絜园，藏书楼名为百兰山馆，乡居期间常邀请各地学者文士前来观书交流。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王韬曾前往拜谒丁日昌，写道：“往谒丁大中丞于揭阳，下榻絜园，一住十日。中丞挥麈纵谈，极论时事，日讲指画，朝夕罔倦。”丁日昌生前酷爱藏书，早在1848年就曾购书藏于揭阳县署石鱼斋内，以后十余年间，所藏书籍有十万卷之多，且藏书质量很高，多为宋元版本、抄本等古书善本。遗憾的是，在丁日昌去世后，因家道中落，二十年间藏书散佚殆尽。丁氏藏书，不仅对近代潮汕、乃至岭南文化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作出了积极贡献。丘逢甲曾为丁日昌藏书楼题联：
西北揭阳岭，东南太平洋，此楼萃山海奇观，望远登高，顿生八表经营志；
刺史韩昌黎，衙官赵天水，所学得圣贤宗旨，读书论世，莫负千秋尚友心。
1882年2月27日（光绪八年正月初十），丁日昌在揭阳逝世，终年59岁，葬于絜园，后迁榕城区仙桥镇桂竹园。
与故乡梅州相比，丁日昌在潮汕地区留下的文化遗产较多，影响也比较深远。如揭阳的旧居丁府恢宏大气，是丁日昌在全国唯一的旧居，在潮汕地区建筑史上极具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现辟为“丁日昌纪念馆”和“揭阳市民俗文化博物馆”，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而丰顺的故居都转第，早已面目全非，现状堪忧。与此同时，潮汕地区也很重视丁日昌研究，注重挖掘和发扬丁日昌文化。近年来，揭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进丁日昌旧居修缮工程，守护好文化遗产”，“启动丁氏光禄公祠修缮工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潮汕学者先后出版了《丁日昌交游考》（孙淑彦)、《丁日昌论》（郑智勇）、《丁日昌先生年谱》（孙淑彦）、《丁日昌》（黄赞发、陈琳藩）等研究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潮剧《丁日昌》通过舞台艺术演绎丁日昌，二十几年来长演不衰，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并赴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地演出，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反响，使丁日昌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作者系《客家人》杂志执行主编，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在客籍名人中，与潮汕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清末著名的爱国革新政治家、洋务运动实干家丁日昌。除任政在外，丁日昌一生大部分时间寓居揭阳，也常以“潮人”自居，多次自称“某潮人也”“籍隶潮州”。丁日昌对潮汕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留下了许多广为称颂的事迹。
“我家在蓝田”
“我家在蓝田，时农复时士。”丁日昌曾在诗中这样讲述自己的身世。1823年7月（道光三年六月初一），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圩(今属梅州市)。据记载，丁日昌的先祖是原籍嘉应州长乐县排岭乡（今属梅州市五华县）的客家人，清初顺治年间为避“九军之乱”移居丰顺汤坑乡。汤坑乡原属揭阳蓝田十图，清乾隆三年（1738）划入丰顺县。由于丰顺、揭阳当年均属潮州府管辖，所以有人也把丁日昌列为揭阳人或潮州人。
丁日昌的祖辈以务农为生，父亲丁贤拔开设药店、盐铺，家境开始殷实。丁贤拔在《丰顺县志》有传，为人慷慨好义、敬礼儒士、怜恤孤贫。丁日昌8岁时随三兄丁达夫到丰顺县太平寺读书，13岁时父亲病逝，家里靠母亲纺织为生，他只得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农业劳动。后来丁日昌故地重游，回忆起童年的读书往事，题联曰：“古佛又来参，五千里外初归客；旧题何处觅，四十年前此读书。”
从潮州出仕
1842年，丁日昌赴潮州参加考试，中秀才。应试途中，丁日昌因饥饿昏厥于揭阳新圩树下，被一位农妇救活，从此视其为漂母。1843年，补为廪生。1844年，经潮州府教谕冯奉初推荐，延入潮惠嘉道李璋煜幕中任事，开始了在潮汕地区的幕僚生涯。尔后，又曾在揭阳、惠来等县当幕僚。1848年，丁日昌定居揭阳，曾在榕城梅林巷、县署石鱼斋居住过。
寓潮期间，丁日昌曾三次到省城广州参加乡试，均未考中。正当科举之路屡受挫折之际，1854年的一场农民起义却使丁日昌意外地走上仕途。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陈娘康、郑游春等先在潮阳县陈店圩起事，吴忠恕、陈阿十等在海阳县（今潮州市）起兵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包围了整个潮州城。时在潮惠嘉道府中当幕僚的丁日昌，“募汤坑勇三百人，颇精悍，扎桥东宁波寺及韩山书院，守东路”，同年十一月潮州解围。1856年，丁日昌因为“潮州军功”，得到了琼州府学训导的官职。1857年离潮赴任，次年改任江西万安县令，从此正式开启了政治生涯。丁日昌一生，历任苏松太道、江西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等职，钦赏总督衔、节制沿海七省水师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深得曾国藩、李鸿章的器重，是近代著名的洋务运动实干家。
关心潮郡文化教育
丁日昌向来关心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尤其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他曾在丰顺汤西设帐授徒，有诗云：“不如息万缘，兀坐乌皮几。高声呼门徒，讲大学章旨”。“今年弃犁锄，翻就砚田辟。学作村夫子，俸钱月四百。”（《百兰山馆古今体诗》卷一，丁自注：时余设帐蓝田书屋。）此外，丁日昌还在丰顺倡建蓝田、鹏湖书院，其中蓝田书院建于1847年，位于现丰顺县汤坑镇米街尾，至今仍保存完好。
在潮期间，丁日昌曾募款扩建金山、韩江和榕江等书院，重视知识和教育，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推动潮汕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1871年，揭阳知县周士俊倡建榕江试舍（俗称考院），两年后落成，位于县署东侧（今思贤中学内）。建成后的考院，东、西两廊座位2000号，厅屋合计32间，作为士子考试和平日讲学授业之所。丁日昌对此举十分赞赏和支持，并撰写《榕江试舍题记》，强调要振兴文教，以培植人才，要正经界、抑豪强、扶良儒，才能“家给人足，弦诵复兴”。
丁日昌还亲自在揭阳的府第里举办文课，当地士子300多人云集应课，可谓极一时之盛。他曾为此作诗纪盛，如“兼收好采葑及菲，报恩或有屠与沽”“树人如树木，佳士任题品”“咀经复茹史，含任兼吐沈”等，表现了重视从下层士子中选拔人才的思想，以及对家乡文人志士的关怀、鼓励和期望。
深切体察民间疾苦
丁日昌出身寒素，起于州县，所以更能深切地体察民间疾苦。早在1842年8月，潮州发生水灾，河堤决口，丁日昌深切同情受灾百姓，遂作《决堤叹》：“楼头顷刻被水覆，百万生灵齐一哭。”这也是迄今所见丁氏最早的诗作。
丁日昌善作诗文，也是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他生前即编有诗文词联集《百兰山馆诗》，收录诗631首、词14首、楹联41副。其中，有不少就是反映潮汕民间疾苦的诗篇，如开篇第一首就是上述的《决堤叹》。又如，“海滨邹鲁也干戈，遍地豺狼奈如何”“为盗为兵若转圜，但逢利薮便开颜”（《潮州感事诗二十首》），直率地批判黑暗、揭露时弊，反映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可见。更为典型的是，写于1870年至1874年间的《揭阳新乐府》六首，即秀才牙、新郎锁、寡妇簪、老农水、估客肠、远方药。这组乐府诗在《百兰山馆古今体诗》没有收录，收录在温丹铭编《潮州诗萃》、饶宗颐编《潮州志》里。饶宗颐介绍说：“其时揭阳令周士俊虽有政声，而粮差衙役相继肆虐，日昌观感所得，谱斯乐府，盖实录也。”该诗用形象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晚清时期潮汕地区社会的黑暗、封建官场的腐败和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同情受压迫的下层民众和要求澄清吏治、革除封建积弊的善良愿望,是历代潮汕诗歌作品中难得的佳作。
除了诗文创作，丁日昌也身体力行地纾解民困、改善民生，为潮汕地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1873年，潮汕地区暴雨成灾，韩江下游河堤决口，灾民流离失所，凄苦万状。丁日昌对灾民的境遇深为忧虑和同情，先后撰写《复潮城局绅论治水书》《代拟呈复潮州疏通海口情形书》《复张寿荃观察论水患书》三封书札，与惠潮嘉道张铨、署潮州镇总兵方耀等反复商议，提出全面治水方略。他认为治理韩江根本之计在于疏浚河道，提出采取将给发下游海口与水道沙田、渔塭执照与鼓励捐输开河经费相结合的变通方法，以解决藩库空虚无法支付治河经费的难题。在丁日昌的支持下，1874年潮州官府疏浚了韩江下游的梅溪河段，并开通了韩江从澄海下蓬至汕头入海直道，缓解了韩江水患。
最后归宿在揭阳
丁日昌在《榕江试舍题记》中这样写道：“余世居蓝田十图，本揭人也，今侨寓于此复三年，故于邑中兴衰利弊，知之颇详。”对于潮汕地区，丁日昌历来有着很深的乡土情愫。他年轻时便定居揭阳，晚年更是在此度过了“丁母艰”（为母亲居丧守孝）、乡居养病的最后时光。
1870年11月26日，丁母黄氏病逝，享年90岁。当年12月，丁日昌扶柩返乡，葬母于丰顺。路过南京时，曾国藩冒雪专程前往凭吊。随后，丁日昌在揭阳榕城度过了四年“息影林泉”的生活，其中居丧守制三年，乞假养病一年。期间，丁日昌在揭阳城东筑建草堂，名为絜园（位于今榕城区元鼎路），把丁氏光禄公祠、百兰山馆也置其中，集祭祀、起居、藏书、教育于一体，这就是现存的丁日昌旧居（俗称“丁府”）。整座建筑占地面积6100平方米，共有九十九间半屋室之多，是潮汕传统的“百鸟朝凰”格局。“絜园”原是丁日昌任上海道时，在道署西住所的名字，“取洁白戒养之意”，名士何绍基为之作《絜园记》。
1877年秋，丁日昌回到揭阳养病，翌年四月获准退休。直到1882年2月逝世前，丁日昌几乎都住在絜园里。解官返籍时，丁日昌将全部藏书运到絜园，藏书楼名为百兰山馆，乡居期间常邀请各地学者文士前来观书交流。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王韬曾前往拜谒丁日昌，写道：“往谒丁大中丞于揭阳，下榻絜园，一住十日。中丞挥麈纵谈，极论时事，日讲指画，朝夕罔倦。”丁日昌生前酷爱藏书，早在1848年就曾购书藏于揭阳县署石鱼斋内，以后十余年间，所藏书籍有十万卷之多，且藏书质量很高，多为宋元版本、抄本等古书善本。遗憾的是，在丁日昌去世后，因家道中落，二十年间藏书散佚殆尽。丁氏藏书，不仅对近代潮汕、乃至岭南文化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作出了积极贡献。丘逢甲曾为丁日昌藏书楼题联：
西北揭阳岭，东南太平洋，此楼萃山海奇观，望远登高，顿生八表经营志；
刺史韩昌黎，衙官赵天水，所学得圣贤宗旨，读书论世，莫负千秋尚友心。
1882年2月27日（光绪八年正月初十），丁日昌在揭阳逝世，终年59岁，葬于絜园，后迁榕城区仙桥镇桂竹园。
与故乡梅州相比，丁日昌在潮汕地区留下的文化遗产较多，影响也比较深远。如揭阳的旧居丁府恢宏大气，是丁日昌在全国唯一的旧居，在潮汕地区建筑史上极具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现辟为“丁日昌纪念馆”和“揭阳市民俗文化博物馆”，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而丰顺的故居都转第，早已面目全非，现状堪忧。与此同时，潮汕地区也很重视丁日昌研究，注重挖掘和发扬丁日昌文化。近年来，揭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进丁日昌旧居修缮工程，守护好文化遗产”，“启动丁氏光禄公祠修缮工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潮汕学者先后出版了《丁日昌交游考》（孙淑彦)、《丁日昌论》（郑智勇）、《丁日昌先生年谱》（孙淑彦）、《丁日昌》（黄赞发、陈琳藩）等研究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潮剧《丁日昌》通过舞台艺术演绎丁日昌，二十几年来长演不衰，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并赴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地演出，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反响，使丁日昌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作者系《客家人》杂志执行主编，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 明明就是揭岭地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