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36岁的娟姐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25块钱在沃金商业步行街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寒冬。
2010年以前，娟姐在东莞一家电子厂的车间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由于要照顾留在农村老家里的孩子，她从工作了几年的东莞回到郑州港区富士康工作。今年是她来港区富士康的第6个年头了。

在堂妹的介绍下，娟姐进入富士康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她的待遇是18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建设工地上做建设工人，两人拿着不到4000元的月工资。花去350块钱，在附近张庄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张庄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的他们还有梦想。

几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娟姐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徘徊在原点，接受命运安排，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为了省顿饭钱，娟姐在上班时常会带着在家蒸好的馒头和咸菜当午餐。有一次娟姐带的馒头都已经放了好几天了，拿起来都掉渣了，咸菜也没有了，旁边的工友看不下去了，非要拉着娟姐到餐厅吃饭。娟姐看着餐厅里标的价格，连份最便宜的6元钱的面条都舍不得买，最后还是用一元钱买了两个馒头，5毛钱买了一包咸菜来当午饭。

“中国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娟姐刚到港区富士康打工时，沃金步行街还只是一个小村庄一片枣林，而她所居住的张庄村还是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当时娟姐还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而如今沃金已成为港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张庄也树起了一座座整洁的楼房，聚集了一大批富士康的打工者，晚上的热闹繁华俨然是港区的“小香港”。随着郑州地铁2号线的开通，港区的房价也从几年前的两三千疯涨到了八九千，甚至上万。而对于娟姐来说，在郑州的这6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已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

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小农村，娟姐一家3口人种着8分田，“光靠种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随着两个孩子的年龄渐长，花费越来越多，用两个人打工挣的钱支撑这个家越来越吃力。娟姐和丈夫都出生在世代为农、老实本分的家庭，对于别人渴望的创业，娟姐倒是没有过多的想法。面对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娟姐和丈夫只能努力缩减自己的衣食，甚至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去做零工。每月发了工资只留下几百元生活费其他的便都寄回老家。

“买房？买车？把娃接到城里来读书？这些只能在梦中想象一下，如果哪天能肆无忌惮的吃顿肉就不错了。”不想回农村，但站在这个灯火通明、花红酒绿的城市，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娟姐的眼里却是无尽的黑暗。路，究竟在何方？
　　

34岁的李秀芹（化名）一家四口挤在张庄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来回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十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4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李秀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博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湖北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王秀芹害怕他像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邻村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博没法享受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港区，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杂费将近3000块，李秀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丈夫之前在工厂打工，由于加班很少，每月平均工资才拿到2000多块钱，为了保障全家人的正常开支，他放弃了工厂的轻松工作，转到了工资相对较高的建筑工地工作，每天从早上6:00到晚上18:00，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由于之前没有在工地上打过工，只能从小工干起，当时谈的工资是每天120块钱，再扣掉400块钱的伙食费，每月差不多能拿3000多块钱，但每月能拿到手的也就1000块的零用钱（工地一般都是按照季度或一年才给结一次账，但每月会给工人一部分的零用钱，其他剩余的工资则到年底一起结算）。
　　

猪肉涨价后，李秀芹就极少吃。前几天儿子过生日，才买了10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孩子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李秀芹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点读笔，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点读笔被废弃在一边。儿子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的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0岁的王博最新领悟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