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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讲座
从哲学角度看经济解释
2014.12.26
各位同学：
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告诉我，只有几百人听我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学术性的题目，这个学术性的题目是不容易的。后来我听人说有几千人来听，我想改得浅一点，想换题目。你们的主持人说：“不用换。”那怎么办呢？这个题目是很深的，我试试把它说得浅显一点，看能不能做到，因为这个题目实在不是那么浅的。
五年前来这边作报告的时候，也是没打算有这么多人来听，也是打算三百人左右的讲座，后来又是这么多人。当时那个题目就没有讲好，因为时间改来改去。我那时讲的是“经济学的穷途末路”。现在老了几年，我就稍微客气一点，不再说经济学是穷途末路。现在的经济学有很多种，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我的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我从事的是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又有好多种，我的只是其中一种。现在从事经济学的各有各法，我现在都不想批评他们了。就像我的朋友黄有光，他从事的是快乐经济学，证明人们是不是快乐、还是没那么快乐。几年前，我批评得很厉害，我说：“傻子，这算什么学问？”可是人各有志，他喜欢搞快乐经济学，我没有理由不让他快乐。（掌声）
我只是要说说自己搞的经济学。我做学问走这样的路线是有很多因素的。每个人的际遇不同，我的际遇也不同，可以说很特别。是好还是坏，不知道。有这样子的际遇，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人；不是这样子的际遇，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对经济学怎么看，是跟我的成长有关的。你们知道，我六岁左右的时候，日本人打到香港。香港沦陷，我就去了广西桂林，后来去了柳州，最后去了一个叫平南的地方，在农村住了一年。没饭吃，连稀饭都没有，番薯要吃烂的。听过吃木薯吗？这是有毒的，要在水里泡好久才能吃。过了一年饥荒日子，在农村长大，天天在田野里跑。但是在农村的那一年，反而对我后来写论文有很大的帮助。
你们看看我用英文写的《佃农理论》，国内有出版，你看看第八章，当时最让老师们震憾的是这一章，而不是我的理论的那章。理论那章在美国被吵来吵去，但是第八章让我的老师阿尔钦很震撼。台湾的土地改革管制土地的分成率，你怎么证明佃农跟地主自耕的土地种植边际产值有什么不同？你从何证明？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关于台湾的土地资料很多，哪个省、哪个县，每个县什么农产品的收成多少，农产品怎么转变，每年都有不同，每个地方的产量多少、比例，不同的地区。这是台湾农业土地资料的年鉴，很详细。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么详细的资料？（说来话长。）但我把资料给你，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这些边际比那些边际大？你怎么证明这些边际向上，另外的边际向下？你怎么证明在土地控制之下哪些边际是正值，哪些是下降的？不可能做到的。我把数据给你，你怎么做？那就因为我在广西的经验。我七岁那年在广西，天天在农地里跑，看农户种植。这些是甘蔗，那些是茄子，这些是白菜，这些是青豆。我见惯了。所以当我把那些数据拿到手上的时候，我的脑海就浮现出一幅幅图画，我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就写出来，写出来就证明到，我的老师阿尔钦（被震撼，）整个人跳起来。
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教授很高傲。我在第八章的开头说：这一章的目的就是来证明土地的边际产量怎么变，劳动力的边际产量怎么变，我的理论推出来是这么变。这位约翰逊教授在我的文稿上面写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你是不是发神经？”但是他看到最后，再落笔：“这一章真伟大！”我完全没有用到什么统计分析，完全没用回归分析，我就能推出来，因为这么样发生，所以数据怎么样支持，经济的产量怎么改变。就是因为我在广西农村待了一年，假如我没在农村住一年，那些数据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你去农村住过，看到数据，你的脑海回想起那些农作物，一幅幅的图画浮现出来，就把理论推出来。假如不是身临其境，这是很难的。所以一个人的际遇是很重要的。
有人说经济学怎么可以改进社会，为人们谋福利，我对这些方面没有兴趣。你说要我向国家提建议，我做过很多次，你相不相信我自己的建议会影响国家？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你要知道，我逃难的时候是国共之争时，有中日之战，有国共之争，在那个年代成长的人，怎么会相信任何政治人物说的话？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可以改进社会？所以一个人的经历怎样，对世界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当年我没有机会念书，后来有机会读书也读不成，但是战前战后到处跑，后来在父亲的店里学做生意，对街头巷尾的观察对我以后的经济学有很大的帮助。
举个例子。我在广西的农村住过，你给我数据，我的看法不同。你没农村住过，你给我数据，你用回归分析能分析出什么东西出来？你只能胡说八道而已，而我不同嘛。我看到那些数据，我脑子会出现一幅幅的图画，我看到那些农民跑来跑去，写出来的推理让阿尔钦震惊。“你怎么可能推得出来？”我怎么跟他解释呢？我在农村长大。后来我做过很多生意，碰到韩战的问题，怎么炒黑市，美国怎么禁运呀，各种各样古灵精怪的情况。价格管制的时候，粮票的问题。那些观察都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我（当年）读不成书，但在经济学来上，各方面的观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见惯不怪。一个名校的博士到厦门街边去看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到街边看，从街头走到巷尾，我就可以写几篇文章出来，而且我还看得出经济怎么样，从我的感受已经知道经济情况怎么样，你给我看数据没意思的。情况就是：人的经历如何，在经济学上来说，是有不同的分别的。
我在24岁才有机会去读大学本科，算是超龄五、六年了，但是很神奇的，其他同学都十八、九岁，我24岁，才自己开始学英文。有什么学校收我我就去哪里，你们是猜不到的。我去洛杉矶加州大学，你们现在听起来名气很大的UCLA，我不晓得怎么进去的，也不晓得是什么学校？我的证据是我当年不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我写信申请UCLA的时候，以为它是University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其实是University ofCalifornia, Los Angeles。我不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写信申请。看到我超龄，就特别接收我。我拼命赶，两年后，本科毕业，就进了研究(生)院，奇迹开始出现。那个年头的UCLA经济系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强的，后来成大名的（学者）那时都籍籍无名，你们听说过赫舒拉发，你们听说过卡尔•布鲁纳(Carl Brunner)，你们听说过阿曼•阿尔钦。那个时候都在，全部都籍籍无名，现在都是大名家。后来在研究(生)院念书，我首先念的是鲍德温(Baldwin)教的《价格理论》，接着（旁听）赫舒拉发（教的《价格理论》）。有一本书，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1962年出版，很重要的书。赫舒拉发把那本书带进课堂，我们个个都买了一本。赫舒拉发进来，一看个个都有一本，他都不需要介绍，就笑出声来，你们想想弗里德曼当年的名气多大。大家都在翻那本书。第一章很短，赫舒拉发说从第二章教起。一打开第二章，有一张需求曲线的图表，讲消费者盈余。我坐在那边。你们知道在美国课堂上提问不需要举手，跟中国的惯例不同。我就大叫一声：“哎呀，这本书错了。”赫舒拉发说：“什么地方错？”我说：“这个图表全部证错。”赫舒拉发说：“那你到黑板上证明给我看。”我就到黑板上证明给他（看）：弗里德曼错了。赫舒拉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Steven Cheung。”他就把我的名字写下来。跟着在座的有位同学听到我说弗里德曼错，就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曼：“你那里错啦，要这么说才对。”弗里德曼再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谢这位同学，其实他应该感谢我。当然，后来弗里德曼变成我的好朋友，我没有告诉他他写错。其实我非常敬仰弗里德曼，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对我非常好，我们的婚礼是他主持的。（掌声）但是老实说，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他很多重要的文章都错得一团糟。错是一回事，伟大是另外一回事，你们不要混扰在一起。有些思想完全没有错，平凡得不得了，蠢到死。有些非常精彩的思想有错。
你们知道科斯定律，这么重要的文章，1960年发表，非常重要，没有文章比这篇文章更重要。我反复念那篇文章几年，念得纸都烂。所以我见到科斯，解释给他听为什么这篇文章重要，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重要，他后来在诺贝尔奖演讲辞里说：“本来不知道这么重要，是Steven Cheung告诉我这么重要。”他在演讲辞里感谢我告诉他这么重要。但是整篇文章错得一团糟，我告诉他，他知道，但那还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假如你们念过科斯（的这篇文章），他说：假设交易费用为零，市场会怎么运作。我1982年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假如交易费用为零，那就不会有市场。市场是因为交易费用不为零才会存在。”他同意，现在同意，他去世前几年认为错得很厉害。那无所谓，错就错，那篇文章是百年一见的好文章。那些批评科斯的根本没有读懂他在讲什么。一篇好文章就够了，你不要以为它有错就不重要，我对王宁说：“我在科斯错的地方学的比对的地方还多。”
当年在加州大学，也算是奇迹的。卡尔•布鲁纳在场，鲍德温在场，阿尔钦在场，赫舒拉发也在，每个人都很花心思教我。同样奇怪地，卡尔纳普(Carnap)，二十世纪哲学的顶级大师，讲科学方法和哲学问题。美国的哲学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逻辑，一部分讲伦理。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中最出名的卡尔纳普在UCLA教本科一年级，你有没有听说过？他最厉害。我去听他的课，哪有这种机会呀？当时卡尔•布鲁纳也从事逻辑哲学（的研究），也在座。关于科学方法、经济学的哲学在加州大学曾经热闹了一、两年。
什么叫做解释？回看这个问题，在我念本科之前，经济学的定义是马歇尔说出来的。轮到我1959年去念本科的时候，经济学的定义就转成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ins)的定义，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另外一个定义。你念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有个定义。经济学是什么，有定义。念物理，物理是什么。念化学，化学是关于什么呢。60年代经济学是有定义的，我告诉你，你不相信。我现在问你们经济学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定义。我在书店翻那本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他说什么？他说的那些经济学我都没听过。经济学是用来做什么的？我想起四、五十年前斯蒂格勒对我说：假如对一个人提起物理学，那个人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物理学我没学过，不懂。他就不会再讲。但你问他经济学，他怎么说？他说：经济学嘛，我没学过，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讲出）关于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你到街边问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经济。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的问题是，你问十位经济学的大教授经济学的定义，十位说出来的都不同。
经济解释呢，你们说是什么？你去街边问，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但是在哲学逻辑方面的看法，从某一个角度看，很特别的一种，就是我这一种，在很狭窄的角度看一个解释的问题。什么叫解释呢？你问问风水先生。你信不信风水？风水先生的确是解释，你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它也是解释，而事实上有很多人信风水。因为风水先生这个职业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真的有人相信的，你相不相信是另外一回事。那你说风水是不是解释，它是解释，是有这一行业，它有推断，但你说它是不是科学吗？它不是我今天要讲的科学，但你不能说它不是学问。大约二十年前，你知道中国那些盗墓者怎么开始吗？他是先找风水先生去看那个地方的风水。风水先生说：“这个地方是好位置，有钱人会葬在这里。”它是不是科学，我很难告诉你，但事实上很多人信，不只是现在的人信。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选风水下葬，现在的风水先生可以推测到几千年前怎么选位置。这是很神奇的故事。所以提到解释的问题，有很多种。现在买股票有图表派，这边画一条线，那边有一个三角形，推断怎样会跌，怎样会升，就是看风水嘛。信就信吧。但是凭良心说，图表派发达的好像没听过，有发达过，但也跟着破产。我不能说他们不算是解释。你看现在这么多拿诺贝尔奖的对经济的解释、推断跟图表派差不多水平，也就是跟风水先生差不多水平。

我还是再回来讲我自己的际遇，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们，我24岁以前念不成书时的那些经历对我后来念经济有帮助，你不能说它是浪费，饥荒的日子，我在街头巷尾到处跑，这些对念物理没什么帮助，但是对后来念经济帮助很大。就像现在我批评斯蒂格勒(Stigler) 很出名的的价格分歧理论，我认为全盘错，因为他们不知道细节。这个世界很复杂，你不知道细节，怎么搞呢？是很无稽的。斯蒂格勒解释block booking、全线逼销，完全不知道细节。经济学者搞出倾销（dumping），完全不知道细节，我知道细节嘛。Dumping就是卖水货，卖水货的解释很容易。你不知道细节，你说价格分歧，然后又不知细节，我知道细节嘛，就发现情况不对，用弹性系数来解释完全错。（对）全线逼销（的解释也不对）。
譬如说我最牵挂（?）的朋友大名家加里•贝克尔，什么都有他的份，名气很大，我很佩服他的分析能力，但对他的想象能力和普通常识非常失望。他这么大名，你看他讲中国，好像一个傻子一样，完全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写过一篇讲座位票价的文章，解释优质座位为什么价格偏低。这个文章我只花了几个晚上想出来，调查了没多久。写完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前后只花了一周，我把这篇文章寄出去给朋友看，好玩嘛。你们知道那些价格贵的座位是分组定价的，好的座位价格高，差一点的当然便宜点。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图案：贵的位子都是先卖完的，为什么先卖出？优质座位价格偏低，而便宜的反而卖不出去呢？当然可以再增加（优质座位的）价格，但（优质座位）为什么价格偏低呢？我当时想到的解释是很简单的：假如好的位子价格不偏低，卖不出去的话，开场之后那些买了便宜座位票的人就会坐到优质座位上去；假如好位子的价格偏低，虽然比便宜位子的价格高一点，但先坐满，顾客就保护了自己的座位，买便宜价位子的跳座行为就没机会。这是很简单的现象。我到香港的剧场去看了几个晚上，跟那些卖黄牛票的比较一下。我回到美国，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很简单：“优质座位为何价格偏低？”，没有什么问题。我找了一些验证的方法，涉及监督费用。文章很好玩，寄给一些朋友们看。后来碰到贝克尔，他对我说：“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们个个都看了你这篇文章，个个都认为你这篇文章错。”我对他说：“为什么错？”“个个都说你错。”“人人都说我错我就错了吗？我有理论假说在里面，我有理论假说。有没有？”“有。”“有没有验证？”“有。”“是不是很有趣？”他说：“非常有趣。”我说：“那你还想要什么？还需要什么？”（这篇）文章有趣味，那些写回归分析的文章一点趣味也没有。这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天才，他们的品味的确很平凡。不需要对的。我这篇文章被浪费了。后来我提到香港置地的例子。香港置地是香港很大的公司，它的商业楼宇出租，它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你的价格是不是比人家的低呢？”他说：“我是刻意比别人低吗？我的价比市价要便宜百分之十，我要有人来排队租我的地方，假如有人排队，现存的租客就比较听话，交租会准时一点。”这有道理。我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你让价格偏低，有些效果会很上算。优质座位价格偏低，先坐满，那就不用监管得那么厉害。但是我发挥得不够，两、三笔就收笔。后来这篇文章被人继续发挥就变成了效率工资（理论），几个人拿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提到我这篇文章，但是我认为效率工资（理论）全错。回头讲我这篇文章，很普通的一篇文章，任何同学都可以写出来，不需要什么天才。当然你写的时候，分析要清楚一点，推理要明白一点。（这篇文章）1976年发表，有30几年了，还存在。
文章要能够传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莫扎特的传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音乐天份，一首曲子在那，传世几百年没问题。苏东坡传世也没问题，有那样子的文采。但经济学要传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的经验就是，纯粹为好奇心发掘的题目，要传世十年是很容易的事。回看我六、七十年前的文章，四十年前的，大部分都还存在。被逼着要写的文章就不行，为研究金而写的文章不行，被人管辖着怎么写？以我的经验来说，纯为好奇心而自发写的能够传世四十年是没问题的。你看我当年写的“蜜蜂的寓言”还在，座位票价还在，佃农理论也在，七、八篇都还在。说起来，我写的中文文章你们说不算，很多中国人自己贬低自己，用中文写的文章不算数。我回到香港的时候，被人家批评，说我写中文，说中文文章不算数，说我张五常放弃学术啦。你叫我怎么回答？我到街头巷尾学观察，去看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如古玩市场，又（被）说我不务正业。用中文写文章，又（被）说不是学术。
我的回应：“你们的英文文章读起来像中文一样，我的英文文章是英文。”杨小凯大赞我的思想了得，却批评我不用数学，我是哑巴吃黄连。他说得很清楚：“张五常假如会用数学，早就拿诺贝尔奖了。”我的回应：“杨小凯多用数学的原因就是他不会写英文，哪里比得过一篇文采斐然的文章？”其他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你不能整天把经济学当成物理来搞，搞得乱七八糟。物理中的均衡理论是事实，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把这些概念都搞乱了。
说起来我是比较幸运的。当时1965年，我去长堤（注：指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教，因为长堤靠近UCLA，我那时还没写论文，那时不需要写论文就可以找到工作的，懂一点经济学就可以去教。我就被人警告：“这种次等的大学，你进得去就出不来。”但是我在写《佃农理论》，还没写到第二章，全世界的大学都来找我。芝加哥大学叫我去，它最出名，所以我就去了。在芝加哥做博士后，教了两年书。其实我是超龄很多，24岁才读本科。
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他们聘请我都没看到我的文章，只是听到有这个怪人。我去了不过三个月，大教授们开会，无端端地就要升我为正教授，我没要求。你要升我，我当然不会说不要升我啦。你怎么样加我的薪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系主任诺斯和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贝克曼）亲自对我说：“你的同事们可能需要发表文章，但是你不需要，你要干什么都可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讲明写不写文章随便我，教不教书随便我，无所谓，喜欢写什么文章就写什么文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当时的文章写得不够多，但每一篇都传世。后来我出去做顾问，写的非常好的（文章）不能发表，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做顾问几年之后，因为有美国基金出钱，我就研究发明专利的问题，（这个题材）太难，我写不出什么文章，这是我当年的一个失误。当时我做石油（公司）顾问写了几份报告，很多人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但是不能发表，即使发表也不见得有人看，因为它是非常专业的。除了这些之外，七十年代我自愿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还存在。
回到香港，我关心国家，就写了《卖橘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当然我那些文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我自己也管不了，但是老实说，我不后悔写这些文章，被人批评我放弃学术，那也没办法。但是你看看我《再论中国》、《中国的前途》、《卖橘者言》中的那些文章，那些都是好文章啊。（按）我的经历，我不在乎国家领导人听不听我说的，我的感受就是：八、九十年代好像有点影响，二十一世纪一开始一点影响都没了。他们还常来问我国家应该怎么办。因为早期只有一个利益团体，现在到处都是利益团体。但是反过来说，中国在政策面的经验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可以到处去观察。假如没有中国的影响，我写不出刚出版的那本三斤半重的书。有人批评：“你为什么不把它写成英文呢？”我说：“中文打字方便，中国的朋友喜欢我就写中文给他们看。你不懂中文，只懂英文，那你就不要看吧。我无所谓。你要学我的理论，你就学中文。(掌声)我当年学经济，念英文，学西方经济；你现在要选我的经济学，那你就学中文吧。”
另一方面，对我自己来说，有现在这个问题：我平生做过很多事，搞摄影，搞书法，搞收藏，写散文，搞经济学。我个人的感受：要有好作品，比如参加比赛拿个金牌，两、三天之后就忘了。你拼命写幅好书法，过几天就感觉不到什么，很短暂，满足感、高傲之情三几天就没了。经济学是不同的，我四十年前写下，那个感受、那种高傲之情到今天还在。这是很难得的。我写 “蜜蜂”、“座位票价”、“佃农理论”的（那种高傲之情）还在。“佃农理论”是一个晚上想出来的，那个图表像切面包，切、切、切，切出来。找到一个答案，我到现在还能感受到（那种兴奋）。就像我写“蜜蜂”，那个感受还在。我所有发表的英文文章加起来，都比不过我现在的这本书，十分之一都比不上，根本上我讲的都是没有人讲过的，可以说我推翻了传统。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前阵子我跟巴泽尔说：“我这本四磅重的书（带来）的高傲之情一直到我去世那天还会在，蜜蜂那篇文章跟它没得比。”

现在讲到经济解释的哲学问题，你不能说历史学家是不做解释的，只是解释有很多种方法。首先，我的那种解释其实走的是自然科学的路，就是说，经济解释可以走自然科学的路，自然科学的路就是物理、化学、生物那类自然科学的路。经济的解释呢，各个人的方法不同。经济解释的方法可以走自然科学的路，所以呢，可以这么说，经济学是唯一用自然科学的路的社会科学。不是所有经济学都是如此，某些经济学是。但是用起来，分别很大。什么叫自然科学的路呢？就是公理性。物理、化学都有公理的出发点。英文叫axiomatic，就是说自然科学都有一个axiom在里面，就是说从武断的假设开始。经济学也是如此，axiomatic。从公理性来说，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包括历史、政治、人类学等等，都不是公理性的，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例如，需求定律是公理，是公理性的，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是公理性的。经济学是公理性的，自然科学是公理性的。
公理性的科学就要有验证的需求，即你们所谓的证伪，就是英文的hypothesis test，没有公理性没有test。有公理性才能够验证。所以经济学就是一门需要验证的社会科学。很简单地说，假如有甲的出现导致乙乙的出现，没有乙的出现就没有甲；假如没有乙而有甲，那这个假说就错了。简不简单？再说一次。甲的出现，根据公理推出来：会导致乙的出现。假如没有乙，那就应该没有甲；假如没有乙而有甲，那就推翻了。就像我解释座位票价一样，我当时说，（座位）有楼上、楼下的分别，楼下的不能走到楼上，就可以推出座位票价的图案怎样。这些方面人人都知道，但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接受。
公理性需要验证。有一本很浅的书，你们可以买来看看，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methodology of science，可以很深入的。我用好几年时间去研究，因为我是卡尔纳普的学生，也是布鲁纳的学生，当然是跟着他们搞了几年这一类的东西。有本书你们同学要看，有没有翻译我不知道。有本书是Carl Hempel写的，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学的哲学》)，最浅的就是这么浅，你要看它二、三十页，就明白我（的说法）。你说经济学要有哲学，这个哲学就是经济解释，我走的经济解释的路，很简单。经济学有几十种，我不跟你争论。你说博弈论是经济学，我不跟你争论；你说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我不跟你争论。你说快乐经济学也是经济学，我都不跟你争论。你说为了改进社会是经济学，我说：“你改进社会，不关我的事。”我从事的经济学就是经济解释。解释什么？风水佬是解释，图表派也是解释。我走的是自然科学的路，我是走验证这条路。
（有）这个问题，我跟我的老师们也有分歧，跟贝克尔也有分歧。我不想批评贝克尔这个人，他是我朋友，你们的分析能力很少有他的那么厉害的。但是我对他的东西越看越（觉得）不对路，我也不同意他的见解。在验证的问题上，假如你说：“下雨，天上会有云。”那你有很多理由啊，解释清楚，得到一个含义：下雨，天上会有云。如果没有云而有雨，那就推翻了你的假说。但我跟老师们的分歧后来变得很严重。我现在开始不满意贝克尔的分析。来来去去就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要能够验证才行。雨是真有其事，云是真有其事。你现在回看自然科学，它们的所谓的axiom(公理)是公理，很多都是看得到的。那跟经济学（相比）怎么样呢？也是公理性的，怎么看得到呢？需求定律，价格看得到，价格的变动看得到。需求量看不到，需求量是意图嘛，你怎么晓得我有什么意图？没有可能看到意图。就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反对博弈理论，你怎么验证？像威廉姆森讲的那些机会主义，怎么验证？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全盘是**。
1968年我在芝加哥，我的老师阿尔钦在芝加哥，当然大家很开心，他在那边做访问学者一年。就在吃中饭的时候，我跟他提出(一个问题)。我在想佃农理论，为什么要选分成合约？为什么不用固定租金(合约)？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到卸责、偷懒这个问题，举出香港山头的例子。那些人抬石头下山，两个人一起抬石头。一个人单独搬，每次可以搬50斤，两个人一起抬，可以超过100斤，合作抬可以抬到130斤。那就是合作抬比分开搬要好，合作抬130斤，分开搬，50加50，才100斤。当然合作抬。但是合作的时候，甲把他该出的力气推到乙那边，乙又把他该出的力气推到甲那边，那个效果就不会是130斤，但不会少于100斤。(如果)两个人合作抬，少于100斤，那不如分开搬。对不对？我就问阿尔钦：“假如(两人)合作抬，(可以抬)120斤，(这个数量是)怎么决定的？”这个卸责的问题我到今天都搞不清楚。谁知道他们凭着这一点大写文章？他就跟戴姆塞茨(Harold Demsetz)写了一篇文章，那是美国经济学报(AER)历年来最大红大紫的文章，他们用卸责来解释为什么有公司的存在。你们可以回去看我1969年那篇文章，摆明就是讲卸责，说得清清楚楚，我开始提出来。然后有阿尔钦和戴姆塞茨1972年写的文章，用卸责(shirking) 解释公司的存在。跟着奥利弗·威廉姆森整本书都是写机会主义。再接着就是博弈理论的发展。来来去去就是我1969年提出的这个卸责(shirking)问题，但我自己很不满意。我不满意的原因：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但我怎么知道？我不是说人不会博弈，我不是说人不会搞机会主义，但你怎么知道？云是看得到的，雨是看得到的，你要验证的东西要看得到，把那些看不到的东西放进去怎么办？这就是问题。
你把物理学上的均衡概念搬到经济学上，物理学上的均衡是说那个物体转来转去不停下来，或者月亮围绕地球转，进入轨道，那是均衡。这些是看得到的。经济学哪有什么均衡？你怎么晓得均衡是什么？记得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是从UCLA去的，他们那些大名鼎鼎的学生拿博士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教授坐在那边听，我也坐在那边听。有位南美的学生眉飞色舞，讲他怎么分析外汇市场，怎么样很快就找到均衡点，讲得有声有色。我听了一头雾水，拍案而起，我说：“你往窗外看看，我看不到市场是不是均衡。你怎么这么厉害？你看到外汇市场，就知道它有均衡。不变就是均衡吗？变就不是均衡吗？你这是什么经济学？芝加哥这么出名的大学，怎么教这些垃圾？”全场鸦雀无声。我那时才去了两个月。后来一个日本人Uzawa (宇泽弘文)，教数理经济学的，来跟我打圆场，说：“你不明白。我们芝加哥大学教的不是经济学，鬼知道什么叫均衡？我们这是数学游戏。”

看不看得到这个问题对我影响很大。加里·贝克尔对什么都说是utility，你们叫效用，我叫功用，什么都说是效用。喜欢生孩子是效用，不生也是效用，结婚也是效用，离_婚也是效用，跳_楼_自_杀也是，你的解释全部都是争取效用，哪算什么解释呢？你不能说贝克尔不厉害，他分析力很强，但他到底有没有普通常识呢？我完全不用utility(效用)，我怎么知道？你们想想看，假如边沁没出现过，贝克尔没出现过，根本没有效用这回事。你怎么能说没有贝克尔就没有经济学呢？在这方面，我跟师友有很大的分歧。
你要验证，有公理性的科学是需要验证的。但是你验证呀：假如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所以没有乙就不应该有甲，这个甲、乙一定要能看得到。你看不到，验证什么？你跟我严肃地讲上帝是没用的，我要看到，我一定要看到。
在科学的结构上，会允许某些看不到的，它的出发点看不到。但是经济学作为解释科学，你要走验证的路线，走自然科学的路线，你就会遇到这个特别的困难。自然科学的很多公理是看得到的，经济学的是看不到的。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物理学的均衡是事实嘛。在真实世界没有经济学者的需求曲线，需求量是个概念，不是事实。假如你说需求量是事实，那你是发神经。
所以我很反对那些人说要争取效用最大化。你往街上一看，那里看得到效用是什么东西。在观察性的问题上，我的的确跟传统的分析有很大分歧，越来越大。前阵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巴泽尔，我现在出版了那本一千多页的书，你看看里面，传统的经济解释全盘错，价格分歧错，全线逼销错，捆绑销售错，倾销的解释错，垄断的定义有错，没有一样是对的。来来去去就是：看不到的东西是很难搞的。
经济学里面没有需求定律这样东西，世界上没有需求曲线这样东西。需求量只是个意图的量，你怎么晓得什么意图？你看到的只是成交量。价格的转变有，贝克尔用的utility(效用或者功用)是什么东西。看到那个女人，我就笑。你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意图？你怎么晓得我的效用是上还是下？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写下几点我对经济学的贡献。为什么我的处理跟别人的不同？我的经济学不一样。第一，我重视观察的真实性。无从观察的变量、无从观察的术语，可以不用，一概不用。我唯一用的是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我不能不用，其它一律不用，就是为这个量，我也想出解决的办法。这是第一点，那就不同啦。你说什么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全盘**，我不晓得它们是什么东西，看不见。
第二点，我重视交易费用。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要怎么处理它？我永远不会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永远考虑交易费用重不重要。考虑之后，认为交易费用不重要，就不管；假如重要，一定会用。我认为传统不是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也没说它存不存在，传统理论完全有问题。我知道科斯定律那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假如交易费用是零，那就不会有市场。”这是我1981年写的，1982年发表，科斯同意的。那怎么能不考虑交易费用呢？你看那些书本，传统的分析都没有考虑交易费用。在解释上面我一定要考虑交易费用，因为交易费用是很重要的事，监管费用是很重要的事。
第三点，我重视细节。你不重视细节，怎么解释呢？价格分歧理论错得一塌糊涂，捆绑销售错得一塌糊涂，全线逼销错得一塌糊涂，他们不重视细节，就看错了图。你要看清完整的画面才能解释。你不能只是在外面看到一个女人的脚（就解释），你可以解释什么呢？你要看清细节，才能砌出图画。研究细节是很好玩的。我写“蜜蜂的神话”那篇文章，开始一长段，十几页纸，我说：蜜蜂怎么飞，蜂箱有多重，怎么造？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情况？讲、讲、讲。那篇文章准备给科斯（主理的杂志）发表。文稿传出去以后，美国最有名的经济学报AER的编辑看到我这篇文章，说：“我要，我要。”过了两个月，他说：“我能不能把第一节删掉？”我说：“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科斯的。”有什么理由要删掉这一节呢？我那篇文章到今天还在，大家还提到，教科书还提到。这是（关于）秘密（？）的文章，就是因为我有第一节，我知道所有细节，比如蜜蜂怎么飞。所以要重视细节。（就像）座位票价，光给你数据是没用的。我亲自到那边去，亲眼看他们怎么卖票。见到倒票的黄牛，也问问看。细节重要嘛。
第四点，我重视合约的结构。不管你说成本还是其他，你不知道那些合约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无法推出，经济成本(曲线) 怎么画得出来？合约不同，成本的讯息（？）就不同嘛。有多少种不同的合约？我自己有个秘密：我喜欢从件工合约的角度来看。假如是件工合约，怎么看，不是那个情况，再回到时间工资（来看）。
最后一点，我重视租值消散。这么重要的题目只有我一个人写，我都不明白。你看看整个经济学（界），自（Gordon ）1954年那篇文章之后，只有我一个在写(这个题目)：怎么减低租值消散？适者生存呀，怎么看？
我有这五点做基础（？）。经济学上的很多东西看不到。你说经济学的概念，我前面讲过，你一定要用事实来推断、解释。成本的概念你们都学过，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嘛。什么叫最高的代价？你怎么知道是最高的代价？你问那个做生意的人成本的概念，那跟经济学上的成本的概念(不同)。你问十个做生意的人，他们对成本的看法都不一样。成本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反过来说，要用人的行为来建立这个成本的概念，什么样的行为才合乎这个成本的概念？就好像十几年前提出上头成本，那个思想不是我的，是马歇尔提出来的，但他全盘错。我提出上头成本要这么看，大家都很赞同。现在再写的时候，我说：“上头成本要从代价（？）的角度看。合约不同，成本的概念就不同。”
在经济学的哲学方面，很多公理都是空中楼阁，你要想怎么样把它整理出来，可以摸得到，然后推出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我自己从来都不用效用(或功用)，贝克尔会用。但是你回看他的东西，很多都是很无稽的。你要多了解真实世界，那些公理要能够观察，你要回转来做。不是有公理才解释人的行为，而是要用人的行为对公理加以阐释，这些才是花时间的。
谢谢各位！（掌声）

答问环节
提问1： 您刚才说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要被验证，但是很多经济现象是不可重复的，应该怎么去验证？是不是可以通过思维实验而不是行为实验去验证，从而避开不可重复性的问题？
答：有人这么做的，但是我不是这样子做的。有人是用这种方法去做的，但我还是要看得到才去验证的。有几个我认识的朋友从事某些实验性质的验证，我不同意。
提问2： 如果经济现象真的是可以把握的、可以认知的，为什么从来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登上福布斯富人榜？
答：有几个答案。假如经济学家可以看到市场，准确推断的话，这个市场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答案。
另外一个答案：时间上的问题是很难掌握的。我一早看到中国的楼市是这样子。91年我代理一个基金进行投资，全部输精光。你不能说我看不到。（在）南京最好的一个地点，在很便宜的时候拿到一块地，竟然可以全部输光。其中当然有很多问题，对时间性的掌握不容易。
到底经济学家会不会比一般人赚得多呢？这是一个问题。我讲两个故事给你听。一个故事是费雪的。费雪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曾经赚过很多钱，按今天的估计赚到一亿美元，一亿美元在二十年代是很多钱。但是费雪破产收场，也是很可怜的。因为费雪破产收场，没人重视他的学术。其实他比凯恩斯好很大，很伟大。相反，凯恩斯在中途差不多破产，但是发达收场。有很多人信凯恩斯，不信费雪，我觉得不太公平。有两个从事金融的，很出名，两个都获诺贝尔奖（注：指1997年诺奖得主Robert Merton和Myron Scholes），基金（公司）就相信他们，给钱他们，（基金公司）破产收场[注：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1994年设立，1998年因巨亏被收购]。
有个问题，我妈妈不识字，可是很少人投资跟她一样厉害。她的问题是她不识字，（她若）识字，（她）不得了。有些人的感受特别好，比如李嘉诚，我觉得他在地产方面的感受很好，因为我跟他聊过，我知道他的感受很好。但是他是不是特别聪明，这也很难讲。
你问这个问题：“经济学者可不可以多赚一点钱？”比街边的人好一点。能不能发达？不要说大话，当然比街边的人好一点。我的答案：很多经济学家事实上是不行的。
说到我的经济学，我当然是卖花赞花香，我的投资回报率怎样呢？很难说。因为我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我用的是一个慈善基金的钱，在这方面，输赢无所谓。我可以告诉你：成绩是好的。那是因为我自己的经济学厉害还是因为我有运气呢？我搞不清楚。这个慈善基金是为了帮穷困的小孩，办的效果好。那是不是因为我厉害呢？我也很难告诉你。因为我知道，厉害是厉害，但有些不识字的人比我更厉害。这也是问题。

拜读

20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