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新、旧《唐书》中人物评价的差异已有不少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李勣这一历史人物为线索，通过两《唐书》中对李勣评价的差异，从唐宋治史风格的转变入手，探究产生评价差异的内在原因。一、新旧唐书《李勣传》的异同
李勣，原名为徐世勣，字懋功。后因受李渊赏识而被赐姓李，高宗永徽年间避太宗讳将李世勣改名为李勣，大唐开国后因战功被封为英国公，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早年从李世民平定四方，曾破东突厥、薛延陀、高句丽，为唐王朝的建立巩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旧唐书对李勣均有作传，且事迹记载较详。通过对两书中李勣传的比较，可知史家对李勣一生事迹的描述大同小异，但两书对李勣的评价却具有很大差异。《旧唐书·李靖李勣传》史臣曰：“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烟阁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义藩身，与物无仵，遂得功名始终。贤哉垂命之诫!敬业不蹈贻谋，至于覆族，悲夫!赞曰：功以懋赏，震主则危。辞禄避位，除猜破疑。功定华夷，志怀忠义。白首平戎，贤哉英、卫。”“《旧唐书》的编者认为李勣、李靖二人为凌烟阁功臣之首，属汉初名将彭越、英布之类，虽“自拔草莽”(李勣早年投身于瓦岗起义军)，但是能够“以义藩身，与物无仵”(以义待人保身，与人无争)，所以能够保全功名，善始善终，并对其孙徐敬业叛乱并致其家族覆灭表示深深地同情。

在《旧唐书》编撰者的笔下，李绩的形象是闪耀而高大的。然《新唐书·李靖李勣传》赞曰：“勣乃私己畏祸，从而导之，武氏奋而唐之宗属几歼焉。及其孙，因民不忍，举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呜呼，不几一言而丧邦乎?惜其不通学术，昧夫临大节不可夺之谊，反与许、李同科，可不戒哉!”从中可看出，史家仅把李勣、李靖放于唐初名将之列，并未凸显二人为功臣之首的地位。不仅如此，史家认为李勣因“私己畏祸”、赞同高宗立武氏为后，并认为武氏专权、唐室倾危，乃至徐氏家族覆灭乃李勣之过，将李勣与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归为一类。许、李两位官品不高，仕途不顺，在立后问题上一味迎合高宗的意愿，这完全是为了谋求高位的心态，这种过分追求私利的官员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二、两《唐书》有关李勣评价歧异的焦点

《新唐书》编于北宋时期，主要由欧阳修、宋祁等人组织编纂。前人已著《旧唐书》，北宋王朝为何重修唐史，在欧阳修起草的《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十分明白。总结有三点：一是向往唐政权“为国长久”，希望效法“其典章制度之英”;二是感叹继唐之后竟是一个“衰世”，割据时期所修《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因而达不到“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三是北宋君臣都希望另修一部唐史，“补缉阙亡，默正伪谬，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以上三点，尤其是后两点反映了宋代编史者对五代时编撰的《旧唐书》指导思想的不满意，认为《旧唐书》“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达不到“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因此要重修唐书。基于以上指导思想，《新唐书》对那些动摇唐代统治地位的“祸根罪首”，抨击得非常严重，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武则天的评价上，《新唐书》编者以武则天为“弑君篡国之主”，甚至恨不得她遭“大戮”，而李勣从侧面支持了高宗立武氏为后。永徽六年(655)，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遂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宁商议。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坚决反对，于志宁不敢发言，李勣借口有病未参加。后来，高宗私访李勣，并征询其意见，李勣言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并进一步驳斥褚遂良所谓的“违先帝之命”，乃是臣下对天子家事的干预。这样，就把高宗从道德和伦常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而且还进一步维护了皇权。如此一来就坚定了高宗更换皇后的决心，不久，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李勣被批的原因之一，李勣认为易后是皇帝的家事而没有反对，编者因武后的罪过而迁怒于李勣，认为其私己畏祸，未具备为人臣子的气节。至于李勣赞同高宗易后一事，纵观《旧唐书·李勣传》全篇，传中并未提及李勣支持高宗易后的对话，但《旧唐书·褚遂良传》载：“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遂良固执不从„„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

另：李勣原名徐世勣，武德年间高祖因功赐姓李，后避太宗讳隐去“世”字，故名李勣。字“懋功”为《新唐书》记载，《旧唐书》并未记载他的字。

解封了吗

欧阳修宋祁的评价靠谱，李绩跟李靖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