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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師傅
至此，鱼台的水稻试种，历时十一年，已获得了初步成功。事实证明，兴修水利，旱田改种水稻是沿湖地区战胜自然灾害的唯一正确道路。
扭转乾坤的措施
经过十余年试种水稻，不仅使人们统一了思想、认清了路子，而且在水稻栽培、建站、筑渠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农业、水利技术人才，为大面积稻改奠定了基础。但是就全县来看，绝大多数大队仍然受灾，群众生活还依赖于上级的救济粮款，部分领导还存有畏难情绪，大面积稻改困难很大。敢不敢领导群众大刀阔斧地搞好稻改，已成为关系到能否摆脱鱼台困境的大问题。值此关键时刻，省、地委决定恢复鱼台县建制，以加强改造荒湖涝洼的领导。
1964年秋季，刚上任的党政领导，带领一班人，怀着改变鱼台面貌的雄心壮志，徒步涉水来到谷亭，从此拉开了鱼台大搞稻改的序幕。鱼台的秋季水多、草多、蚊子多，他们不顾生活、住宿的困难，以焦裕禄为榜样，深入灾区调查研究，与群众同甘共苦，总结群众的经验，最后形成共识，指出：稻改是广大人民的心愿，有全县人民的积极性，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大搞稻改的时机已经成熟。县委、政府应走在群众的前面，敢于领导人民顶着困难大干，要求全县上下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稻改上。同时作出如下决定：1、充实加强稻改领导班子，县委成立稻改指挥部，书记、副书记任指挥。县委、政府办公室联合办公，主要精力抓稻改。2、制订、落实稻改计划，明确65年奋斗目标。采取上下结合、干群结合，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边计划、边行动、边修改。群众要求稻改的呼声越来越高，计划20万亩到25万亩，最后落实到30万亩。3、推广临沂水稻栽培技术，抓好技术培训，为每个生产队培训3至4名技术人员，由崔德久同志具体抓。以农业局副局长刘汉文为主，抽调我和从郯城聘请的技术人员共同编写了《水稻栽培技术》教材。县委决定将稻改当成淮海战役打，从准备开始到水稻收获，具体分成农田水利、育秧、插秧、管理和收种五个硬仗。4、充分利用好国家扶持资金，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筹集资金，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确保战役的胜利。
县委的号召，得到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秋种刚结束，全县掀起了大搞稻改的高潮。在县委稻改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分成勘测设计、施工建站修渠、设备购置安装、技术培训、良种调配五条线齐头并进。县直各有关单位，按业务分工，把干部组织到各条线，各负其责。为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县委提出了稻改“是鱼台人民的头等大事”、“是鱼台最大的政治”、“是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这些提法，在当时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各级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由此，各级干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稻改事业上，与群众同甘共苦，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经过一个冬春的会战，新建成机电排灌站30座，加上原有站的配套，全县达到46座。稻改第一个战役告捷，为实现计划奠定了基础。由于群众热情高、决心大，1965年实际栽种水稻35.35万亩，超计划5.35万亩，平均单产165公斤，多年的贫困县一举变成余粮县。秋收后，继续扩建排灌站，大搞稻改工程，1966年水稻面积扩大到上游的鱼城、罗屯两个公社，全县种稻面积达45万亩。从此，鱼台人民扔掉了“吃粮靠统销、穿衣靠指标、花钱靠贷款、征购靠减免”的“四靠”帽子，扭转了连年受灾的被动局面。
彻底翻身的根本
县委提出的大干三年实现全县稻田化的计划，提前一年实现了。但这仅是农业翻身的第一步。摆在面前的问题仍然不少，主要是：水稻产量和稻茬麦产量仍然不高，排灌设备负担面积过大，配套标准不高，栽培技术与高产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稻茬麦栽培技术未过关，产量低，周边地区水田面积扩大，单纯依靠湖水而水源不足，影响了水稻面积的巩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县、公社、大队领导班子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67年水稻面积下降到20万亩。1968、1969两年徘徊在27万亩左右。同时出现了单位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先进与后进的差距拉大了，一批好的单位继续高产，而后进单位又重新吃上国家的统销粮。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再次证明，谁能在稻改的路上完善提高，谁就能从根本上翻身；谁丢掉了水稻，谁就要回到受灾的老路上去。
1969年秋季，中共山东省委批示“十条”下达后，县、社、大队各级领导班子相继恢复，针对水稻生产出现的马鞍型教训，县委生产指挥部进一步加强措施，引黄补源。首先确保水稻面积，同时对稻茬麦栽培技术进行试验研究。根据县委指示，秋季，刘汉文同志和我及李本政等农业技术人员再次进驻米滩点，认真进行稻茬麦种植多种方法的试验对比，并在第一生产队进行大面积贴茬镫叉开沟播种示范，取得了利用稻田墒情一播全苗的经验，解决稻茬麦地湿泥粘或连绵阴雨不能种麦的困难。次年稻茬小麦试验田和大田示范田单产突破180公斤，较晚播灭茬麦增产一倍多。
1970年，县领导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回来后，更加增强了带领鱼台人民彻底翻身的信心和决心。通过总结稻麦双丰收的典型经验，认为这一经验关键是要在面上开花结果。为此县委采取了抓两头带中间的措施，即抓先进带后进，抓后进促平衡，特别要通过抓后进促平衡打好农业翻身仗。71年春，县领导带领一个十余人的工作组，身背行李徒步数十里，来到鱼城镇的一个后进村，即众所周知的小罗庄。工作组发扬老八路作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具体帮助大队支部班子提高思想认识，克服畏难情绪，振作革命精神，制订翻身计划，勘测规划土地，大搞农田水利，改造沙碱薄地，传授种稻技术，尤其是稻麦双高产技术，使广大群众都能掌握。结果一年巨变。这个建国后连年吃国家统销粮的穷当当的小罗庄，第一次向国家卖了余粮。小罗庄的巨变，为改造后进队、大打农业翻身仗创造了经验，树立了样板。
扭转乾坤的措施
经过十余年试种水稻，不仅使人们统一了思想、认清了路子，而且在水稻栽培、建站、筑渠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农业、水利技术人才，为大面积稻改奠定了基础。但是就全县来看，绝大多数大队仍然受灾，群众生活还依赖于上级的救济粮款，部分领导还存有畏难情绪，大面积稻改困难很大。敢不敢领导群众大刀阔斧地搞好稻改，已成为关系到能否摆脱鱼台困境的大问题。值此关键时刻，省、地委决定恢复鱼台县建制，以加强改造荒湖涝洼的领导。
1964年秋季，刚上任的党政领导，带领一班人，怀着改变鱼台面貌的雄心壮志，徒步涉水来到谷亭，从此拉开了鱼台大搞稻改的序幕。鱼台的秋季水多、草多、蚊子多，他们不顾生活、住宿的困难，以焦裕禄为榜样，深入灾区调查研究，与群众同甘共苦，总结群众的经验，最后形成共识，指出：稻改是广大人民的心愿，有全县人民的积极性，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大搞稻改的时机已经成熟。县委、政府应走在群众的前面，敢于领导人民顶着困难大干，要求全县上下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稻改上。同时作出如下决定：1、充实加强稻改领导班子，县委成立稻改指挥部，书记、副书记任指挥。县委、政府办公室联合办公，主要精力抓稻改。2、制订、落实稻改计划，明确65年奋斗目标。采取上下结合、干群结合，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边计划、边行动、边修改。群众要求稻改的呼声越来越高，计划20万亩到25万亩，最后落实到30万亩。3、推广临沂水稻栽培技术，抓好技术培训，为每个生产队培训3至4名技术人员，由崔德久同志具体抓。以农业局副局长刘汉文为主，抽调我和从郯城聘请的技术人员共同编写了《水稻栽培技术》教材。县委决定将稻改当成淮海战役打，从准备开始到水稻收获，具体分成农田水利、育秧、插秧、管理和收种五个硬仗。4、充分利用好国家扶持资金，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筹集资金，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确保战役的胜利。
县委的号召，得到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秋种刚结束，全县掀起了大搞稻改的高潮。在县委稻改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分成勘测设计、施工建站修渠、设备购置安装、技术培训、良种调配五条线齐头并进。县直各有关单位，按业务分工，把干部组织到各条线，各负其责。为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县委提出了稻改“是鱼台人民的头等大事”、“是鱼台最大的政治”、“是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这些提法，在当时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各级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由此，各级干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稻改事业上，与群众同甘共苦，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经过一个冬春的会战，新建成机电排灌站30座，加上原有站的配套，全县达到46座。稻改第一个战役告捷，为实现计划奠定了基础。由于群众热情高、决心大，1965年实际栽种水稻35.35万亩，超计划5.35万亩，平均单产165公斤，多年的贫困县一举变成余粮县。秋收后，继续扩建排灌站，大搞稻改工程，1966年水稻面积扩大到上游的鱼城、罗屯两个公社，全县种稻面积达45万亩。从此，鱼台人民扔掉了“吃粮靠统销、穿衣靠指标、花钱靠贷款、征购靠减免”的“四靠”帽子，扭转了连年受灾的被动局面。
彻底翻身的根本
县委提出的大干三年实现全县稻田化的计划，提前一年实现了。但这仅是农业翻身的第一步。摆在面前的问题仍然不少，主要是：水稻产量和稻茬麦产量仍然不高，排灌设备负担面积过大，配套标准不高，栽培技术与高产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稻茬麦栽培技术未过关，产量低，周边地区水田面积扩大，单纯依靠湖水而水源不足，影响了水稻面积的巩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县、公社、大队领导班子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67年水稻面积下降到20万亩。1968、1969两年徘徊在27万亩左右。同时出现了单位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先进与后进的差距拉大了，一批好的单位继续高产，而后进单位又重新吃上国家的统销粮。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再次证明，谁能在稻改的路上完善提高，谁就能从根本上翻身；谁丢掉了水稻，谁就要回到受灾的老路上去。
1969年秋季，中共山东省委批示“十条”下达后，县、社、大队各级领导班子相继恢复，针对水稻生产出现的马鞍型教训，县委生产指挥部进一步加强措施，引黄补源。首先确保水稻面积，同时对稻茬麦栽培技术进行试验研究。根据县委指示，秋季，刘汉文同志和我及李本政等农业技术人员再次进驻米滩点，认真进行稻茬麦种植多种方法的试验对比，并在第一生产队进行大面积贴茬镫叉开沟播种示范，取得了利用稻田墒情一播全苗的经验，解决稻茬麦地湿泥粘或连绵阴雨不能种麦的困难。次年稻茬小麦试验田和大田示范田单产突破180公斤，较晚播灭茬麦增产一倍多。
1970年，县领导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回来后，更加增强了带领鱼台人民彻底翻身的信心和决心。通过总结稻麦双丰收的典型经验，认为这一经验关键是要在面上开花结果。为此县委采取了抓两头带中间的措施，即抓先进带后进，抓后进促平衡，特别要通过抓后进促平衡打好农业翻身仗。71年春，县领导带领一个十余人的工作组，身背行李徒步数十里，来到鱼城镇的一个后进村，即众所周知的小罗庄。工作组发扬老八路作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具体帮助大队支部班子提高思想认识，克服畏难情绪，振作革命精神，制订翻身计划，勘测规划土地，大搞农田水利，改造沙碱薄地，传授种稻技术，尤其是稻麦双高产技术，使广大群众都能掌握。结果一年巨变。这个建国后连年吃国家统销粮的穷当当的小罗庄，第一次向国家卖了余粮。小罗庄的巨变，为改造后进队、大打农业翻身仗创造了经验，树立了样板。
鱼台“稻改”，是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鱼台面貌的里程碑。它记录着党领导人民在治水中找到了“稻改”又在“稻改”中发展水利事业的光辉业绩。经过四十余年的奋斗，境内整挖了十七条河流，建排灌站182座，打机井万余眼，渠系联网配套，形成湖、河、站、井、沟、渠、路、林、田一体化格局。十年九灾的湖滨涝洼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昔日贫困潦倒的鱼台人在解决温饱之后正向小康之路迈进。
在探索中前进
“鱼邑水患，历世堪悲”，是鱼台旧社会的写照。它不仅反映了自然灾害给历代鱼台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也反映了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望而兴叹的心态。
建国后，伟大的共产党领导鱼台人民揭开了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序幕。三年恢复时期，主要对湖河堤岸进行了修复，配以田间小型沟渠畦田工程，设法将坡水引人河道，以减轻水害。但由于规模小，不配套，旱作制度不改变，低洼地水灾仍不能排除。1953年六区（当时的谷亭为六区）安庄互助组建立后，老党员互助组组长赵广恩，组织曾在天津小站种过水稻的老农甄锡武等人试种了4.6亩水稻，秋季旱作物普遍受灾，而唯独水稻获得162.5公斤的收成。这次试种得到了县委、区委的重视，并及时给予了总结表扬。但当时是在提水条件、栽培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虽取得成功但成本较高，而且收了水稻种麦难，再加周边地区的群众缺乏水稻栽培技术，认识难统一，所以1954年就停止了。
1956年，建陈湾排灌站，县委、政府开始把治水与试种水稻提上议事日程。陈湾站首期工程与渠系设置由苏联专家设计，属排灌两用，机械装机396马力，控制王鲁以北惠河与西支河之间3.7万亩耕地的面积，设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适宜于水、旱作物栽培。此工程是国家投资的省建工程，由县负责组织施工，在南四湖区为第一家。这一工程，不仅是鱼台涝洼区的样板工程，而且对整个南四湖涝洼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县委、县人委非常重视，交分管副县长李寿亭负责。当时分施工与水稻试种栽培两个小组，施工与栽培试验同时进行。试种水稻小组从安徽省肥西县聘请了10余名农民技术员，驻张庙具体指导。我当时参加了一段施工并参观了水稻育秧试验田。各项工程都非常认真。站建成后当年试种水稻300余亩，单产达200公斤，同时灌区内旱作物也减轻了灾害。当年建站当年收益，说明示范工程是成功的，给沿湖地区人民以很大鼓舞。
1957年上半年，中央农业部工作组以原鱼台县境为重点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农业水利专家提出水旱作物区分开的措施。金乡县委、县人委结合陈湾建站的经验，对沿湖改种水稻的思路更加明确，决定在陈湾灌区进一步扩种水稻，经过努力，实际落实到2000余亩。这2000亩水稻，前期生长良好，因七月中、下旬遭受不可抗拒的特大洪水浸袭而全部淹没，群众生产、生活再次陷入困境。然而却没淹没人们战胜自然灾害的斗志。1958年，在国家扶持下，又分别在西支河、复新河、万福河下游新建了米滩、华庄、相里等十处机械排灌站，同时，号召全县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利用水井、解放式水车提水试种水稻。县委书记李瑜、副书记杨清心等领导同志坐阵谷亭，直接指导东部地区的水稻试种，并亲自参加了米滩站的建站劳动。我当时在鱼城公社的西双庙高级社（时为高级合作社，后改为大队），参加并指导了八、九、十生产队的村西试验田26亩。这年全县试种水稻面积达2.7万余亩，平均单产150公斤以上。其中，王鲁公社佃户李大队水稻面积2800亩，单产250公斤，获得国务院奖励。总的说，这年多点大面积试验示范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个别单位产量较低，效益不高等情况，再加“五风”的影响，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问题，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天灾人祸再次使群众陷入严重困境。1959、1960两年虽然继续兴建了一批机械排灌站，然而全县多点的水稻试种却停止了，只有甄庄大队坚持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单产300公斤以上。该队1961年水稻面积又扩大到800余亩，单产150公斤。正当全县旱作物普遍受灾绝产而甄庄大队的水稻面临丰收的黄熟季节，济宁地委行署在甄庄大队召开了沿湖地区县、市、公社、大队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大会宣传推广了甄庄的经验，才使一度冷落的全县“稻改”试验再度红火起来。
根据地委行署的指示精神，县委、县人委加强了对水稻生产的领导。东部稻改区建立了谷亭工委，县建立了“稻改”办公室，设在谷亭镇。我当时任稻改办公室秘书，负责收集掌握水稻试种工作信息，并与办公室负责同志刘汉文等以米滩为基点指导水稻试种。这年谷亭、老砦、王鲁、相里四个公社试种水稻面积达4000余亩，甄庄、米滩两大队均获得了大面积高产。为了把试种成果推广到面，秋季，县委书记吕奇主持召开了沿湖大队支部书记会议，组织了现场参观，推广了本地经验，同时组织参观学习了临沂县东张屯大队一年种水稻2000亩一年翻身的经验。与会同志听了东张屯大队支部书记李玉德的报告，很受启发和鼓舞，不少大队支部书记回来后就发动群众挖沟修渠扩种水稻。初冬，全县重点队开始了以整修稻田为主的冬季农田水利工程，1963年再度出现了水稻试种高潮，面积恢复到2.4万亩。1964年水稻面积又扩大到4.5万余亩，获得单产150公斤的收成，涌现出千亩以上单产350公斤以上的大队十余个。
在探索中前进
“鱼邑水患，历世堪悲”，是鱼台旧社会的写照。它不仅反映了自然灾害给历代鱼台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也反映了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望而兴叹的心态。
建国后，伟大的共产党领导鱼台人民揭开了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序幕。三年恢复时期，主要对湖河堤岸进行了修复，配以田间小型沟渠畦田工程，设法将坡水引人河道，以减轻水害。但由于规模小，不配套，旱作制度不改变，低洼地水灾仍不能排除。1953年六区（当时的谷亭为六区）安庄互助组建立后，老党员互助组组长赵广恩，组织曾在天津小站种过水稻的老农甄锡武等人试种了4.6亩水稻，秋季旱作物普遍受灾，而唯独水稻获得162.5公斤的收成。这次试种得到了县委、区委的重视，并及时给予了总结表扬。但当时是在提水条件、栽培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虽取得成功但成本较高，而且收了水稻种麦难，再加周边地区的群众缺乏水稻栽培技术，认识难统一，所以1954年就停止了。
1956年，建陈湾排灌站，县委、政府开始把治水与试种水稻提上议事日程。陈湾站首期工程与渠系设置由苏联专家设计，属排灌两用，机械装机396马力，控制王鲁以北惠河与西支河之间3.7万亩耕地的面积，设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适宜于水、旱作物栽培。此工程是国家投资的省建工程，由县负责组织施工，在南四湖区为第一家。这一工程，不仅是鱼台涝洼区的样板工程，而且对整个南四湖涝洼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县委、县人委非常重视，交分管副县长李寿亭负责。当时分施工与水稻试种栽培两个小组，施工与栽培试验同时进行。试种水稻小组从安徽省肥西县聘请了10余名农民技术员，驻张庙具体指导。我当时参加了一段施工并参观了水稻育秧试验田。各项工程都非常认真。站建成后当年试种水稻300余亩，单产达200公斤，同时灌区内旱作物也减轻了灾害。当年建站当年收益，说明示范工程是成功的，给沿湖地区人民以很大鼓舞。
1957年上半年，中央农业部工作组以原鱼台县境为重点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农业水利专家提出水旱作物区分开的措施。金乡县委、县人委结合陈湾建站的经验，对沿湖改种水稻的思路更加明确，决定在陈湾灌区进一步扩种水稻，经过努力，实际落实到2000余亩。这2000亩水稻，前期生长良好，因七月中、下旬遭受不可抗拒的特大洪水浸袭而全部淹没，群众生产、生活再次陷入困境。然而却没淹没人们战胜自然灾害的斗志。1958年，在国家扶持下，又分别在西支河、复新河、万福河下游新建了米滩、华庄、相里等十处机械排灌站，同时，号召全县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利用水井、解放式水车提水试种水稻。县委书记李瑜、副书记杨清心等领导同志坐阵谷亭，直接指导东部地区的水稻试种，并亲自参加了米滩站的建站劳动。我当时在鱼城公社的西双庙高级社（时为高级合作社，后改为大队），参加并指导了八、九、十生产队的村西试验田26亩。这年全县试种水稻面积达2.7万余亩，平均单产150公斤以上。其中，王鲁公社佃户李大队水稻面积2800亩，单产250公斤，获得国务院奖励。总的说，这年多点大面积试验示范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个别单位产量较低，效益不高等情况，再加“五风”的影响，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问题，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天灾人祸再次使群众陷入严重困境。1959、1960两年虽然继续兴建了一批机械排灌站，然而全县多点的水稻试种却停止了，只有甄庄大队坚持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单产300公斤以上。该队1961年水稻面积又扩大到800余亩，单产150公斤。正当全县旱作物普遍受灾绝产而甄庄大队的水稻面临丰收的黄熟季节，济宁地委行署在甄庄大队召开了沿湖地区县、市、公社、大队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大会宣传推广了甄庄的经验，才使一度冷落的全县“稻改”试验再度红火起来。
根据地委行署的指示精神，县委、县人委加强了对水稻生产的领导。东部稻改区建立了谷亭工委，县建立了“稻改”办公室，设在谷亭镇。我当时任稻改办公室秘书，负责收集掌握水稻试种工作信息，并与办公室负责同志刘汉文等以米滩为基点指导水稻试种。这年谷亭、老砦、王鲁、相里四个公社试种水稻面积达4000余亩，甄庄、米滩两大队均获得了大面积高产。为了把试种成果推广到面，秋季，县委书记吕奇主持召开了沿湖大队支部书记会议，组织了现场参观，推广了本地经验，同时组织参观学习了临沂县东张屯大队一年种水稻2000亩一年翻身的经验。与会同志听了东张屯大队支部书记李玉德的报告，很受启发和鼓舞，不少大队支部书记回来后就发动群众挖沟修渠扩种水稻。初冬，全县重点队开始了以整修稻田为主的冬季农田水利工程，1963年再度出现了水稻试种高潮，面积恢复到2.4万亩。1964年水稻面积又扩大到4.5万余亩，获得单产150公斤的收成，涌现出千亩以上单产350公斤以上的大队十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