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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外星：网传你四岁识谱，十岁读《红楼梦》《金瓶梅》，十一岁读《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十五岁读《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演习出走的把戏，十六岁坠入爱河……这些阅历现在看起来仍然让人觉得与众不同。想听听你年少时期的故事呢~
吴虹飞：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很缺乏父母亲的爱的小孩子。然后像饥饿的难民那样吸收身边可以吸收的文学养分，大概就是孤独而已吧。孤独让我读了不少书，我识谱很早。记得9岁左右，弹着电子琴，开口就唱“春花秋月何时了”。唱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会哭起来，那时不知道李煜是皇帝，若是知道了更是不理解了，父母，老师没有教我这些。我小学有一个摘抄本，专门抄古代诗词和台湾香港的曲谱，这个其实满重要的学习。我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没有机会上音乐学校，连合唱团都没机会参加。但是离广东近，我们都听港台歌曲。我讲粤语，受粤语流行歌很大，一直喜欢，到现在一听那个腔调，都喜欢。语言是通往音乐的一个密道。我从小讲很多语言，比如粤语，普通话，侗族语，和桂柳方言。初中开始学英语日语等等，对这种东西是有探索的，有时语言的训练，对乐句有的辨析能力。
我小时候很内向，一公开唱歌我就紧张，就记得经常被男孩子追着欺负。吓死了，流鼻涕那种。妈妈是不太管我的，我的童年世界是充满了不安全感的。记得大概7-8岁，我创造了一首俚语顺口溜，只有三句，连韵，是讽刺小女孩乔模乔样的意思，结果在当地居然流行了。我高中从外地回来，发现流行了，我说，这个是我口头创作的阿，她们都不信。那时候一心想当科学家，帮妈妈抄学习笔记，帮爸爸做代数作业，也就是9-10岁的样子。大量读书，读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对孤独的人来说。青春期的读书基本上定下了一个人的趣味和基调了。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会给她很多爱，而不是只是读书。你知道，文学催生了音乐，因为父亲长期不和我生活，我很思念他，思念催生了音乐，大量的情感需求，抑郁的情绪，催生了音乐。
我们家是一个糖厂。看起来比798规模大很多，大烟囱，厂房很魔幻。后来，在那里发生了碎尸案。杀人者是一个20岁的工厂女工，因为妒忌。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自闭的男子，没有人和他说话，穿着很干净，很儒雅。站在树下，没有朋友、亲戚，只是跟谁都不说话。我对这个沉默的，封闭的内心世界很感兴趣。我想大概写歌，唱歌，是因为内心深处，一直住着一个沉默的女孩，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紧张，向往，有些悲伤吧。当时对文字音乐的兴趣简直大到不得了，大概是一种小天赋。虽然父母没有帮助我，我还是自主地去寻求了。我所留恋的那个音乐文学的世界是有些封闭的，和现在的流行也有些格格不入的吧。我大概写了一些，在随笔集《再不相爱就老了》里。
星外星：你称自己是身份复杂的工科民女，曾为前酒吧歌手、没落诗人、节奏吉他手、打口带贩子、读书报记者、网站娱编、中文教师、以及艰深文学史研究者。奔走于大学讲堂、学生宿舍、破落民居中的排练室和酒吧嘈杂的演出场之间。在这些角色之间频繁切换，你是否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吗？
吴虹飞：除了大学的功课有些累，其他我不觉得很累的，拿学位是不那么轻松的。当时为了有工作，也必须上学，我记得那时还是很寂寞的。第一个吉他师傅，写了海子的《九月》，自杀了。第二个吉他师父是一个流浪歌手，我后来在上海见过，消失了，希望他过得好。他们写了不少歌，很90年代风，唱给我听。他们还是很理想主义的，日子很清贫。
可是我是一个特别渴望突破的人。我又技术不好。于是组建乐队，就是为了能够突破。能够用大的分贝、噪音，用音乐修辞学，去反抗这个陈腐的世界。我是南方人，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我的乐手都来自北方，我们早期的音乐确实又一种黑暗的气息的，大概是因为青春期吧。我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以及现在媚俗的世界，太受不了了。我以为自己会妥协，但是我不会的。
星外星：这次由星外星发音乐行的新专辑《侗族大歌》，你担任制作人，看得出来你对这张专辑很重视，你制作这张专辑的初衷是什么呢？它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吴虹飞：很感谢星外星音乐给我这个角色去担当。在这个事情上，周小川和芮文斌先生支持不少。我从小讲侗族语，用这个联系父母。对我来说，侗族大歌不但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种血肉相连。我是很爱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的民族音乐的，侗族大歌于我是很亲的。我和很多人学习侗族音乐，自己也学习民间音乐。
中国摇滚乐这三十年，不但跟西方学，也应该向民族学习。学习音乐的语言方式和质朴的态度，血液里的音乐，原声音乐。我的遗憾是我们没有在录音上做得更多、更好，资金有限的时候。我进国内外的大学做过演讲，希望能够传承，保护民族音乐。我估计目前中国能够识别什么是真的民族音乐，传统音乐都需要很长的功夫。真的假的混一起，很难辨析。
侗族人这是一个充满了梦幻，贫穷和污染的世界。过去，这是与世隔绝的山区，人们唱歌，同时有些村庄得了古怪的病，有人在年轻的时候死去。没有人知道是因为水源被锰金属污染了，污水流入了饮用水，灌溉水和生活用水，人们死去的时候往往精神错乱，很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医院检查，锰矿一直开了近20年。我进入了被封锁的锰矿，取出排放的污水进行化验，差点被高大的保安抓起来。我戴了眼镜，以及相机，所以，他们以为我是记者。他们也抓了反抗的男人。我欺骗他们我是游客，来听侗族大歌的。然后我歌队的女人也说了谎，说我就是来听歌的，我才带着照片出来了。我把化验结果告诉了媒体，但是他们不怎么搭理一个小山村的污水，他们不知道，这里保留的古老曲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我很忧虑我们的民族会被污染。我带着他们坐火车和飞机，来到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在简陋的livehouse演出，为了得到一点费用。我这样演了70场，走了三万公里，得了8万美金，把钱分给了大家。让他们回去村子带孩子，买化肥。我想做一个侗族音乐的免费学校，请最好的歌师来教唱歌，或者做侗族大歌的慈善的演出，进入高校，我去给大家讲解。我会和腾讯的众筹平台慢慢去沟通这些事。
我的心愿是做侗族大歌音乐剧。我懂一些原声音乐和世界音乐，和摇滚，结合起来，我在纽约林肯中心看歌剧，我知道他们完全有资格，在那里是真正的艺术，人类原始的声音艺术。我想把所有我知道的素材、碎片，像建立吴哥窟的神殿一样，恢复一个民族的传统和音乐，变成一个类似图兰朵的音乐剧，可以保留下来，被人看见，流传下去。我的思路显然总是准确和国际化的，马友友今年拿到了格莱美世界音乐奖，其实就是超级大国对民族音乐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