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围绕着“孔子诛少正卯”一
案，历史上聚讼纷纭。关于此案最早见载于《荀子·宥座》篇“: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杀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而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
《荀子》的记载可谓有声有色，颇为生动，且是关于此事最早的材料，故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便沿用此说，只是时间说得更为具体：“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除《荀子》、《史记》之外，《说苑》、《孔子家语》、《论衡》诸书都记载过这一事件,记载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但在历史上的影响远不及《荀子》、《史记》二书。特别是此事由司马迁盖棺定论后，在学术上先秦至北宋一直风浪全无，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与正当性。
一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才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若少正卯之事，则予
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轻信其言，遽稽以为决乎”人云亦云之事一经点破，自然会失去一些人对它的信从。自朱烹而至清代，相继提出怀疑的，仅著名学者就不下十人，尤以崔述、梁玉绳为代表。他们的论述，主要有两点：①秦以前，诛少正卯之说仅荀子一家独言而为《经》、《传》所不载。②此事与孔子的一贯主张不合，如《论语·颜渊》记载，季康于有次向孔子请教政治，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当即答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要求季氏如此，为何他一上台就杀人？且《荀子》所举少正卯“五恶”，其事不显，其人逐之可也，何需杀之？
这两条理由曾遭到近世一些人讥议，说：
《经》、《传》不载者多矣。事情之真伪怎能以《经》、《传》之有无为转移？至于孔子不随意杀人，那只不过是迷信圣人孔子的一贯正确。但是，这样论难，同样可以把问题回掷过去：《经》、《传》固然不能作唯一凭据，《荀子》一书又是否绝对可信？孔子固然不能迷信，说他随意杀人又是否就是正确评价?
自清末或自“五四”以来，怀疑诛少正
卯之说者亦不乏其人，特别应当提到的是钱穆所作《先秦诸子系年·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该文提出两点：
一是诛士之风起于何时的问题。钱穆认为“少正”是诸侯卿，是诸侯大夫中的最高层，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二是《宥座》所载之事与荀子的思想关系问题。作者说：“《宥坐》之言少正卯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信伪而辨，记醜而博，顺非而泽’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则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作者接着又说：“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论于前，其徒乃造为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于后，战国事如此例者甚多。”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作者认为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形势下，几乎每一个学派都希望倡行自己一家之学而抑制百家，荀子和法家尤为如此。荀子虽属儒家，但又是一位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其门弟子李斯、韩非尤为法家显人。《宥坐》非荀子自撰，乃其门人弟子杂录而成，道听途说资料亦录入，所谓诛少正卯的说法，正是体现了荀子后学要托孔子之名借助政治手段诛伐异己的愿望。
案，历史上聚讼纷纭。关于此案最早见载于《荀子·宥座》篇“: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杀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而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
《荀子》的记载可谓有声有色，颇为生动，且是关于此事最早的材料，故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便沿用此说，只是时间说得更为具体：“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除《荀子》、《史记》之外，《说苑》、《孔子家语》、《论衡》诸书都记载过这一事件,记载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但在历史上的影响远不及《荀子》、《史记》二书。特别是此事由司马迁盖棺定论后，在学术上先秦至北宋一直风浪全无，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与正当性。
一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才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若少正卯之事，则予
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轻信其言，遽稽以为决乎”人云亦云之事一经点破，自然会失去一些人对它的信从。自朱烹而至清代，相继提出怀疑的，仅著名学者就不下十人，尤以崔述、梁玉绳为代表。他们的论述，主要有两点：①秦以前，诛少正卯之说仅荀子一家独言而为《经》、《传》所不载。②此事与孔子的一贯主张不合，如《论语·颜渊》记载，季康于有次向孔子请教政治，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当即答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要求季氏如此，为何他一上台就杀人？且《荀子》所举少正卯“五恶”，其事不显，其人逐之可也，何需杀之？
这两条理由曾遭到近世一些人讥议，说：
《经》、《传》不载者多矣。事情之真伪怎能以《经》、《传》之有无为转移？至于孔子不随意杀人，那只不过是迷信圣人孔子的一贯正确。但是，这样论难，同样可以把问题回掷过去：《经》、《传》固然不能作唯一凭据，《荀子》一书又是否绝对可信？孔子固然不能迷信，说他随意杀人又是否就是正确评价?
自清末或自“五四”以来，怀疑诛少正
卯之说者亦不乏其人，特别应当提到的是钱穆所作《先秦诸子系年·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该文提出两点：
一是诛士之风起于何时的问题。钱穆认为“少正”是诸侯卿，是诸侯大夫中的最高层，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二是《宥座》所载之事与荀子的思想关系问题。作者说：“《宥坐》之言少正卯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信伪而辨，记醜而博，顺非而泽’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则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作者接着又说：“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论于前，其徒乃造为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于后，战国事如此例者甚多。”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作者认为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形势下，几乎每一个学派都希望倡行自己一家之学而抑制百家，荀子和法家尤为如此。荀子虽属儒家，但又是一位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其门弟子李斯、韩非尤为法家显人。《宥坐》非荀子自撰，乃其门人弟子杂录而成，道听途说资料亦录入，所谓诛少正卯的说法，正是体现了荀子后学要托孔子之名借助政治手段诛伐异己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