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在谈论历史研究工作时，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学术基础怎么样。那么，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才算是登堂入室，可以进一步做研究工作呢？我想，这个基础就是要懂得和掌握做学问的一些常识。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研究宋史的前辈学者邓广铭先生曾经说，做历史研究需要掌握四把钥匙，即职官、地理、年代和目录。没有这四把钥匙，你就进不了门。
研究中国古代史，要能读懂古书；所谓读懂，首先是能够句读。句读，简单地说，就是能对古书加以断句。这并不容易，吕思勉先生在二十年代曾写过一部《章句论》，现在收入他的《文字学四种》，八十年代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大家可以认真读一下。对学习唐代以前历史的学生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并不严重，因为唐以前的主要材料都已经经过了标点，不少还作了校勘，我们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但宋以后的材料很多，不少是没有经过今人整理的，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在句读时会遇到很多问题，无法断句，这里遇到的一只主要拦路虎就是职官。不清楚官衔的名称、意义，句子就很难点开。五十年代，曾经由顾颉刚先生（他是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牵头标点《资治通鉴》。参与标点工作的都是一流的历史学者，像周一良、聂崇岐、何兹全等先生，都参加了这一工作。但是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后，语言所的吕叔湘先生就给他们挑了很多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职官的问题，把衔名官称点断了，点错了。吕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在《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里，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篇文章。这样一批大学者，当时不少是二级教授，都是研究历史有名的专家，包括专门研究职官方面的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都会遇到困难，大家就可想见在古书标点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无论研究那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编年。首先要搞清楚你研究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事件、材料相互之间的时间关系，这样才能知道它们的前后变化和相互影响。所以历史研究没有年代、没有编年，就无从谈起。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史上有确切纪年，是始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现在李学勤先生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试图给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确定一个大致的年代序列。所以你看这个工程的报告简本，即《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最核心的就是表，时间表；文字是为说明这些表的。
有了确切或相对确切的年代，我们才可以研究历史的变化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年代方面还有一个换算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书来换算，比如陈垣先生编的《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影印本，《中西回史日历》更详细一些，不过此书在62年印过后，再没有印过，不容易见到。现在一般可以使用方诗铭先生编的《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用这些书时，要自己编一个六十甲子表，夹在书里，方便查对。专门一些的，比如张培瑜编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三千五百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这些书，我们将来讲工具书的使用时，再详细谈。不过，这只是简单的中西历日换算。实际上，古代的历法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年表来换算，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地理方面，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发生或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地理。地名的变化有时非常大，特别是到了后代，文人的文集里出现的地名往往是古地名，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文人喜欢用古地名，放着当时的名字不用，却要用历史上某个时候的名字。至于是用历史上哪个时代的名字，又与他的个人喜好有关，他用的可能是这个地方的汉代的名字，也可能是隋唐的名字，也可能是宋代的名字。所以，地名搞不清楚，你就难以确定这个材料所说明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这样，他所谈的整个问题就都搞不清楚，让人一头雾水。
再一个就是目录的问题。目录学，最简单的，就是要告诉你应该读什么书。我们今天有标点本的古籍，版本问题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或者说不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但在以前，在没有标点整理以前，版本问题非常重要。一部书流传了若干年，其间不断地翻刻，在刻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一个版本好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研究辽金元史，在用材料的时候，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不用《四库全书》的本子。我们知道《四库全书》最初共抄了七部，我们现在使用的一般是文渊阁的本子，是台湾影印的。现在出版的各种所谓《四库全书》的材料，包括电子版的，都是这个本子。而这七套《四库全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大陆在国图藏有一套文津阁的本子，杨讷先生曾把其中的集部，与文渊阁本核对了一下，发现二者差别很大，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就文渊阁本来说，它在碰到辽金元时代少数民族人物名字的时候，往往乱改一气。用这个改过的本子，你有时候就不知道它讲的到底是历史上的什么人。所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一般不要用四库本。宋人，特别是金人、元人的文集，最好要用《四部丛刊》本。《四部丛刊》是解放前张元济主持出版的一部大型的古籍丛刊。他选的本子比较好，比较早，比较原始。这部丛刊中收入的金元人的文集，大多没有经过清人的改动。假如你用四库本，问题就非常之多。现在因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有了电子版，可以检索，所以大家纷纷直接引用四库本，连标点古籍都用作底本，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四库全书》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本。在整理古籍或引用材料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即使用它作检索，在引用时也一定要尽量与其它的版本核对一下。
这样讲，并不是说四库本一无是处。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书叫《博物志》，我们文学所的一位老先生范宁把它整理出来了，就是《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他在整理的时候参考了很多版本，包括一些很早的版本。但他没有拿四库本作参照，结果他认为一些地方讲不通，讲不清楚，他认为是错了的，他估计应该是什么字的，你去对一下四库本，会发现往往就是那个字，跟他推测的差不多，可以读得文通字顺。在编《四库全书》时，那些馆臣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考证》，书目文献出版社在1991年影印出版了。这是他们在编《四库全书》时所做的一些文字校勘、考证工作的汇编。这部书中有关《博物志》的考证，只有三五条。这说明《四库全书》编纂时所用的《博物志》的底本是比较好的。而新校本的整理者没有见到这个较好的原始底本，又没有参照四库本，结果有些问题就没有能够用版本校勘的方法加以纠正。所以，在用材料的时候，一般我们不主张直接用四库本，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本。如果把它当作十分可靠的版本来引用，是不太严肃的。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因为《四库全书》比较少见。现在有了电子版，很多著作都引四库本，这是很不好的。大家在做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材料时可以用电子版的《四库全书》来检索，但检索之后一定要用比较好的本子核对一下，千万不要不经覆核而直接引四库本。
目录就是要告诉你，需要读什么书，该书什么版本比较好。前人要掌握读书门径，主要是通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是研究中国文史学问的入门书，是一个津梁。《四库全书》收录的文献是相当全面的，特别是元以前的书，基本上都收了。而那些没有收的书，又以各种方式收入到了其他丛书中。如果一本书，你在《四库全书》里查不到，你就要去查另一本书，叫《丛书综录》，是上海图书馆编的一个丛书目录。现在，阳海清先生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部《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补充了后来的一些丛书目录。所以现在你要查什么书，通过这几个目录书基本上可以查到。可以先查《丛书综录》，因为它也收了《四库全书》的目录，查不到的话再查《丛书广录》，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比较罕见的书了，可以再去查各个图书馆编的善本书目或古籍书目。另外，上海图书馆还编过一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不包括线装古籍，也很有用。上海图书馆编过不少非常有用的目录，给我们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也许跟长期主持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先生有关吧。

通过目录书我们就可以知道都有些什么书，需要读什么书，这是读书的门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份量很大，于是又编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是不收提要，有的话也只一两句，主要是目录，这样就比较便于携带和使用。当时的学者要研究一本书有多少个不同的版本，就随身携带这个《简明目录》，见到不同的版本就标到上面去。这样就在《四库简明目录》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标注版本的目录书，比如朱学勤、莫友芝、邵懿辰，都作过这样的标注。朱学勤的标注较少，也较简单，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了朱氏批本的钞本，这是陕西师大黄永年先生的藏物。邵懿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最为常用，这个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在解放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邵氏的这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都是我们了解、研究版本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目录。莫友芝的标注，即所谓《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标注的书也很多，但是流传得不如邵氏的广。后来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藏书家叫傅增湘，号藏园。他经眼的书非常之多，也极富收藏。他就以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底本，把自己知道的版本往上过录，形成《藏园增订郘亭知见书目》，前些年中华书局把它出版了。到目前为止，这部目录在所收版本数量和质量上基本上是最佳的一部。我们要查一本书的版本，首先就可以查这部书。
因为《四库全书》收的书籍数量太多，对于一般学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庞大的书目，所以清末名臣张之洞在四川督学的时候，就编了一本《书目答问》，后来在民国时期由范希曾做了补正。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曾经影印过，现在最常见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但没有作者、书名索引。后来三联书店又出过，似乎加了索引。我没有用过。
张之洞编这本书，就是要解决“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书本答问略例》中语）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告诉你，有那么多的古籍，不是每一本书都要下同样的功夫，有的书要详读、细读、反复读，有的则只需浏览。所以，要知道最基本的是什么书，在这些书中，什么版本比较好。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影响也很大。不少大学者都是通过这本书，按图索骥，找书来读的。陈垣先生讲他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他就是按照《书目答问》来读书的。所以在解放以前，包括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学文史的人来说，入门的书就是《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要求必须人手一册，放在手边随时查考。做学生的总要有个开始买书的过程，买书的时候先买什么，什么书重要，基本也是以这本书作为一个线索。这里面所列的书，都是极重要的书。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历史所的陈高华先生，曾任历史所所长，组织人编过一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北京出版社出的，但很多年没有重印了。这本书，研究古代史的人需要人手一本，买不到也要复印一本，这个书非常非常重要。有了这个书之后，《书目答问》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多翻《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过它们你才能知道原始资料是个什么样子。特别是宋以后还有大量典籍没有点校整理，还是不能脱离它们所提供的基本的书目。
现在影印书的时候会对版本进行鉴别，因为要选择好的本子来印。但是这个工作有时做得并不好。举个例子，研究经学现在一般都要用到阮元主持编刻的《十三经注疏》，研究先秦史，这个书非常重要。阮元在组织人做的时候，对了很多本子，对他们感到有疑问的地方都做了标注和校勘。所以《十三经注疏》长期以来都是我们研究经学和先秦史的基本文献。现在我们最常用的是中华书局缩印的本子，精装两大册，很方便，但这个本子的底本却并不好。最好的本子是嘉庆年间刻的一个本子，而中华书局影印的却是解放前世界书局的石印本。这个石印本虽然也是源自嘉庆本，但是有很多妄改的地方。后来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都影印过《十三经注疏》，都是用世界书局的本子缩印的。其实，我看他们是直接用中华书局的本子来再影印，连世界书局的原本，他们也未必找来用。我们现在做研究一定要用嘉庆本，这并不难找，很好见。现在北京大学出了一个《十三经注疏》的标点本，有简体横排和繁体竖排两种。当然用繁体字出版要更好一些，因为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会有很多问题。这是我们研究时遇到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比如简体字里的“余”，对应于繁体字里的两个字：表示“我”的“余”和表示“多余”的“馀”。再比如“系”来自三个字：“系”、“係”和“繋”。所以用简体字出版古籍带来的问题非常多。但不管是简体字本还是繁体字本，李学勤先生组织点校的这套《十三经注疏》，都是以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为底本，这就很成问题。后来日本学者就写文章批评这个整理本，说里面问题很多。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版本问题，到底挑一个什么样的本子来读，引用时用什么本子。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概念，不能拿到这个书就读就用。

我们在读论文时，往往会先看文章的注或参考书目，通过注和参考书目就可以大体知道一个人作学问入门了没有，规矩不规矩。因此许多老先生都说看文章先看注，这是判断你文章好坏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注不好不等于文章一定不好，但注不好而文章能好的概率非常小。比如你研究辽金元史，结果引用当时的人的文集，用的多是四库本，这就说明你没有入门，不大可能写出好文章来。我们曾经对《中国移民史》写过一个书评，里面就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引的元代资料很多都是四库本。在引清代资料时把一本书当成两本不同的书：有一本书叫《石渠馀记》，这是学习清史，特别是清代典章制度方面的一个入门书，份量很小，很薄，但却是一本提纲挈领的书。这本书还有一个名字叫《熙朝纪政》，结果他们把这当成了两本书，在同一页上引用了两次。可见我们在读书时，版本目录方面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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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我们都是门外汉

先顶后看

（接上）
二
以上就是邓广铭先生讲的四把钥匙，非常非常重要。从今天来说，学术又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常讲一个学者或一个学生基础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目录学、史料学。你要知道你这个专题都有哪些材料，它们各自的史料价值怎么样。比如墓志，这批材料在确定一个人的基本履历和基本的世代方面非常可靠。这里所说的基本的世代关系，是指五代以内，追溯到五代以上就不可信了。所以周绍良先生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在做人名索引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只收墓主五代以内的人名。也就是说，我死了，我五代以内的人可能知道我这个祖先——其实我现在连自己五代以内的也讲不清楚，五代以外的就更不行了。这是墓志材料的一个特点，即离墓主关系越近的越靠得住。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谀墓的倾向，就像我们现在的悼词一样，都是好话。所以你要是通过墓志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这是不行的。有些人专门给人写墓志，他有大致固定的范本或套子，略加修改即可。这就像现在的春节对联，内容都差不多。我们在读墓志这类史料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越是小人物，我们对墓志里所讲的内容，就越需要小心，越需要判断。所以每种材料都有它的局限，你在用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再比如，正史与笔记。鲁迅就说官方史书都靠不住，私家所著笔记等少有忌讳，反而可靠。谢国桢先生在编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时，在《前言》中也申明了这样的认识。王世贞在《史乘考误》（《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中就说到这个问题。邓之诚编《中华二千年史》，说自己在选材时是先正史后野史，“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该书《叙录》）。当然，我们作研究，凡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史料，都要尽可能收集，不分官书还是私著。讲政治史，讲朝廷治乱，讲典章制度，当然官书正史最可靠。但是关于社会经济，笔记野乘就可以提供许多真实而详细的细节。从史料学上，我们要对这两种不同的史料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特点有所了解。所以，史料学，不仅仅是开出书单，告诉你这本书是讲什么的，而且还要告诉你，不同类型的史料，它的史料价值和史料特点是什么。
我们讲基础，第一点就是目录学、史料学，就是要知道有些什么书，什么材料价值高，什么材料价值低，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第三点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具体到中国古代史，就是要以赋役制度为中心，了解社会经济的情况。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情况，要了解你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解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经济史非常重视，但近十来年似乎不那么重视了，肯拿出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少了，学生更不愿意去关注，因为材料很零乱，很细碎。但是不好掌握也要努力去掌握，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个切实的了解。赋役制度主要涉及一个人对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赋税和劳役义务。国家的财政状况怎么样，都跟这个有关。这类问题，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对赋役制度的考察来了解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如何，政府的财政状况如何。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作一个综合把握，或者说，在作综合把握时它是一个基础。你可以不研究赋役史、经济史，但这些情况必须要了解。

第四点，就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要知道当时的人有什么观念，是怎么想的。比如妇女守寡的问题。在宋代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寡妇改嫁是多么大不了的事，到明以后才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跟道学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实际情况与社会观念又有相当的差别。底层的一般的老百姓，与上层社会对守寡的看法、实行，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有研究，大家可以留意。再比如佛教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时候，人们对佛教的尊崇是很厉害的。唐朝的情况，我们看韩愈的《谏佛骨疏》，就可以知道。不仅是平民信奉，而且从士大夫的文集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佛教的热情和信仰。可是，到了明清，我们在小说里面，僧人是被看作和三姑六婆同类的人，体面人家是很不愿跟僧人道士接触的，认为他们没几个好东西。明清小说里有大量的讲“花和尚”的故事，讲寺院里如何藏污纳垢，这在唐以前的材料里是很少见的。这都反映了思想界和民间观念的变化，当然思想界和民间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再研究，但是思想、文化、学术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掌握的东西。顺便说一句，现在不少研究者都在讲“佛教的世俗化”，这是个假问题，不存在。这是将“佛教”与“佛学”混为一谈了。佛教本来就是世俗的，是努力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家对教义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教团在传教时可能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但从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哪有什么世俗化的问题？如果佛学吸收了民众信仰的内容，并有所改变，那是佛学的变化问题。这两者要分开。
第五点是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给我们以一个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至少对人口、交通路线和环境等问题，要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我们现在用的历史地图主要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惜现在大本的那种不太常见，它上面标示了地形，而我们一般用的这个十六开本是没有标示地形的。地形对我们研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交通路线方面，文革以前出的一些带地形的地图集是很有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公路线路跟古代的线路相差不大，不像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大规模开山架桥，现在的高速公路跟古代的交通线路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要对一个时代的人口、交通、地形、环境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才能形成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
第六点是大事编年。你研究一个时代，必须对这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大事，对于年代序列，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否则，研究就无从谈起。我们在学习秦汉魏晋南北史时，许多老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通鉴》对这一期的记载，绝大部分取材于这一时期的正史。之所以如此看重《通鉴》，就是因为它对这一时期的史事进行了编年。唐长孺先生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自己编过《高昌郡编年》，就是为方便整理文书。宋代史料很多，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尤其为学者所重视，邓广铭先生就说过，资料总得有个归处。若是北宋，总还是得归至《长编》（《仰止集》收梁太济文）。编年就像是一棵树的树干，有了树干，你才能看清楚这个棵树。我们不仅要重视编年类的书，而且在自己作研究时，也要像唐先孺先生一样，作一个自己所研究的专题的大致的编年。有了这个编年，你可能就会发现许多你以前未曾留意的问题。
这六个方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将来你们再选什么题目，研究哪个断代，都要以它们为基础，否则就没有后劲。当然，这个基础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打下的，而且这个基础总是相对的，它跟整个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有关系的。思想文化也好、经济制度也好，相关研究的程度越深，你对这个基础的把握也就越准确。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而只是把它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背景知识，当然主要就是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学术界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对我们把握基础就越有利。所以，我们一辈子做研究，其实也是一辈子在打基础。这个工作也使你的研究不至于老是局限在一个点上。历史是个人文学科，如果你一辈子研究的题目都很琐碎，思路很狭窄，那对你将来所可能做出的学术贡献是有很大影响的。评价一个学者的贡献，首先是深度，其次是达到同样深度的广度。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只作过一个题目，即使再深再透，也很难与作过许多题目且同样具有相当深度的学者相比。历史研究，一方面是研究纵向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横向的关系与影响，如果你的知识和视野很狭窄，就难以进行这种工作。就好比看黄河，如果坐在飞机上观察，你就知道黄河是由西东流的。如果你一辈子住在“几”字形的两边，也许你会觉得黄河是由南向北，或者由北往南在流。这就是眼界。你的基础越好，方方面面掌握的越多，你的眼界就可能越高，你就越有可能想到各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的猜想，你才能去找材料，通过进一步读书来检验你的观点，证是或证非。无论你最初的想法是被肯定了还是否定了，这对你的认识都是一个促进。如果没有宽广的基础，你就根本想不到这些问题。所以基础要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