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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赴法那年，不到20岁，正是青春彷徨的年纪。到巴黎后，他最早接触到的是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夏多布里昂、卢梭、拉马丁一路，书中那些迷惘而无望的恋爱，罗曼蒂克的热情和幽思，令他更加无可解脱。
傅雷在法国（1930年）
很偶然中有一天，他读到了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本《贝多芬传》，竟遽然触动：“读罢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贝多芬传》和罗曼·罗兰对傅雷人生的影响重大，在他8年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可窥见。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专教授西画的留法画家张弦病逝，当时还不到30岁。傅雷长叹中写下悼文——《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开头两段，既是对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
当他写下这些字行，几年前在巴黎读到《贝多芬传》的震颤，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间，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开始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后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11月初版《托尔斯泰传》的时候，将原信制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为代序，自己加拟了一个小标题：《论无抵抗主义》。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托付乘船赴欧的友人带到法国马赛港，再寄给旅居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傅雷在信末落款细致，自称“远方之谦逊崇拜者及忠实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写信时即用的“傅怒安”。他还随信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语、落款。罗曼·罗兰收到后，在照片边上标注：“傅怒安，‘三名人传’的中译者。”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热烈崇拜，无论从他信中措辞还是最后落款方式，都显得毫无保留。这位法国作家如艳阳如风暴一般奔泻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对于年轻傅雷，以及傅雷未来全部人生态度的影响，从中可以体味。
罗曼·罗兰（视觉中国 供图）
翻译家戈宝权在他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名叫敬隐渔的中国留学生也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着手翻译并与罗曼·罗兰通信是1924年，那时他还身在中国。1925年8月，他去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其间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访过罗曼·罗兰。那两年，这个年轻人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译成过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一本《欧罗巴》杂志上。
1926年1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七卷第一期开始连载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发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译到该书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节为止，并未译完”。没有译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敬隐渔境遇的剧变。戈宝权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隐渔的命运，“他后来在法国得了色情狂症，一九三零年初返国”，“传闻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愿未竟的敬隐渔，全心付出的傅雷，他们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传”的狂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那个时代。
“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这样写道。
“如何生如何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中，中国的年轻人对个人命运、民族存亡的困惑和彷徨、希望和启示，在这些书里得到了观照，“在其中认出自己”。
《约翰·克利斯朵夫》
今天的法国文坛，能够给予罗曼·罗兰的位置恐怕已经有限。但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一战”前后，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写作颇具影响。罗曼·罗兰一生写过十几个剧本和数本小说，但10卷本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传记体在1905年开始连载，1912年出版，小说结构如交响乐一般宏大，里面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尤受推崇，一时纸贵。罗曼·罗兰虽然没有得过法国最有分量的龚古尔文学奖，但是拿到过另外两个重要奖项——费米娜奖和法兰西学院文学奖。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他最高加冕。
傅雷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到国内后，它对中国几代读者的魅力也堪称深远而恒久。“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傅雷这样诗一般的译者序言，多少读者都可以随口背出。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译三本是在1937～1941年出版的，百万字，译了三年（50年代初，他又花费两年重译了一版）。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那时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作家叶永烈也向本刊说到，他在80年代写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时，采访过很多亲历者，其中上海一位学者曾向他讲过自己名字的由来，说是年轻时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激情之下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约翰”的一个中文谐音，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傅雷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初版本，封面由庞薰琹装帧设计（骆驼书店1946年版）
而《贝多芬传》，傅雷1928年到法国不久就读到它，早于《约翰·克利斯朵夫》。1932年他将此传译完一稿，但此后十几年间，国内出版界无人接纳他的译稿，理由是之前已经有一个译本（傅雷说他从未见过这个译本）。1942年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骆驼书店出版《贝多芬传》，用的实际是傅雷因对自己从前翻译不满意而做的重译稿。
“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的这本书。”十几年过去，他仍心心念念要重译，《贝多芬传》当年对年轻傅雷的震撼可以想见是如何的刻骨铭心。在译者序的第一段，傅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可恶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15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直到50年代末，傅雷有次还说，他回看自己从前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还是罗曼·罗兰，同时代是个原因，另外也是因为“气质相近”。
不过对这位偶像的文学成就，傅雷的评价到了晚期似乎有些变化。他在1953年写信与宋奇（即宋淇）讨论19世纪西方文学的高低，就说：“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1962年1月21日写给傅聪的信中又说：“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决不像罗曼·罗兰那样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的漫画。”
绘画也好，文学和音乐也好，傅雷的见地都随时间历练而愈明锐，愈高远。他于己于人也都坦荡，并不遮掩对过去的自己观点的不再认同。
傅雷赴法那年，不到20岁，正是青春彷徨的年纪。到巴黎后，他最早接触到的是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夏多布里昂、卢梭、拉马丁一路，书中那些迷惘而无望的恋爱，罗曼蒂克的热情和幽思，令他更加无可解脱。
傅雷在法国（1930年）
很偶然中有一天，他读到了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本《贝多芬传》，竟遽然触动：“读罢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贝多芬传》和罗曼·罗兰对傅雷人生的影响重大，在他8年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可窥见。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专教授西画的留法画家张弦病逝，当时还不到30岁。傅雷长叹中写下悼文——《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开头两段，既是对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
当他写下这些字行，几年前在巴黎读到《贝多芬传》的震颤，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间，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开始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后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11月初版《托尔斯泰传》的时候，将原信制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为代序，自己加拟了一个小标题：《论无抵抗主义》。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托付乘船赴欧的友人带到法国马赛港，再寄给旅居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傅雷在信末落款细致，自称“远方之谦逊崇拜者及忠实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写信时即用的“傅怒安”。他还随信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语、落款。罗曼·罗兰收到后，在照片边上标注：“傅怒安，‘三名人传’的中译者。”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热烈崇拜，无论从他信中措辞还是最后落款方式，都显得毫无保留。这位法国作家如艳阳如风暴一般奔泻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对于年轻傅雷，以及傅雷未来全部人生态度的影响，从中可以体味。
罗曼·罗兰（视觉中国 供图）
翻译家戈宝权在他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名叫敬隐渔的中国留学生也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着手翻译并与罗曼·罗兰通信是1924年，那时他还身在中国。1925年8月，他去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其间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访过罗曼·罗兰。那两年，这个年轻人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译成过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一本《欧罗巴》杂志上。
1926年1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七卷第一期开始连载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发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译到该书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节为止，并未译完”。没有译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敬隐渔境遇的剧变。戈宝权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隐渔的命运，“他后来在法国得了色情狂症，一九三零年初返国”，“传闻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愿未竟的敬隐渔，全心付出的傅雷，他们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传”的狂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那个时代。
“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这样写道。
“如何生如何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中，中国的年轻人对个人命运、民族存亡的困惑和彷徨、希望和启示，在这些书里得到了观照，“在其中认出自己”。
《约翰·克利斯朵夫》
今天的法国文坛，能够给予罗曼·罗兰的位置恐怕已经有限。但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一战”前后，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写作颇具影响。罗曼·罗兰一生写过十几个剧本和数本小说，但10卷本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传记体在1905年开始连载，1912年出版，小说结构如交响乐一般宏大，里面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尤受推崇，一时纸贵。罗曼·罗兰虽然没有得过法国最有分量的龚古尔文学奖，但是拿到过另外两个重要奖项——费米娜奖和法兰西学院文学奖。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他最高加冕。
傅雷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到国内后，它对中国几代读者的魅力也堪称深远而恒久。“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傅雷这样诗一般的译者序言，多少读者都可以随口背出。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译三本是在1937～1941年出版的，百万字，译了三年（50年代初，他又花费两年重译了一版）。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那时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作家叶永烈也向本刊说到，他在80年代写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时，采访过很多亲历者，其中上海一位学者曾向他讲过自己名字的由来，说是年轻时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激情之下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约翰”的一个中文谐音，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傅雷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初版本，封面由庞薰琹装帧设计（骆驼书店1946年版）
而《贝多芬传》，傅雷1928年到法国不久就读到它，早于《约翰·克利斯朵夫》。1932年他将此传译完一稿，但此后十几年间，国内出版界无人接纳他的译稿，理由是之前已经有一个译本（傅雷说他从未见过这个译本）。1942年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骆驼书店出版《贝多芬传》，用的实际是傅雷因对自己从前翻译不满意而做的重译稿。
“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的这本书。”十几年过去，他仍心心念念要重译，《贝多芬传》当年对年轻傅雷的震撼可以想见是如何的刻骨铭心。在译者序的第一段，傅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可恶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15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直到50年代末，傅雷有次还说，他回看自己从前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还是罗曼·罗兰，同时代是个原因，另外也是因为“气质相近”。
不过对这位偶像的文学成就，傅雷的评价到了晚期似乎有些变化。他在1953年写信与宋奇（即宋淇）讨论19世纪西方文学的高低，就说：“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1962年1月21日写给傅聪的信中又说：“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决不像罗曼·罗兰那样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的漫画。”
绘画也好，文学和音乐也好，傅雷的见地都随时间历练而愈明锐，愈高远。他于己于人也都坦荡，并不遮掩对过去的自己观点的不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