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强《南诏史》

《赵州志》：“盧鹿，土著烏爨之後，俗訛為羅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裔…”；《蒙化志稿》：“羅羅有二種，一種即古之羅羅摩，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詔細奴羅之後也…”；《宣威县志》：“白兒子，其俗在彝漢之間，奉祖先直純系彝法，而男讀書，女纏足，衣服禮儀一如漢制…”
铁柱庙联：
芦笙赛祖，毡帽踏歌，当年柱号天尊，金镂翔环遗旧垒；
盟石掩埋，诏碑笞蚀，几字文留唐物，彩云深处有荒祠。

“九隆传说”源自彝族，解放前保山彝族仍在定期祭拜“九隆石像”

皇帝不急太监急，正宗泰国人早就不提南诏了，某见不得光的网虫还哔哔哔……

云南傣族，彝族，白族（南诏基础居民）从唐代发展到现在，基本趋势都是：留在滇中坝子的汉化，上山的彝化，迁东南亚的傣泰化。

在云南边境及泰老缅，傣泰化和上座部佛化几乎同时进行。很多布朗，佤，克木，德昂，甚至壮族的沙人侬人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开始说傣语，也就是傣化了。

想在现在的傣族吧，搬弄是非，挑起南诏/壮族/彝族/白族争议，奉劝您还是死了这条心，您这辈子没戏。

关于“乌蛮”和“白蛮”的解释
方国瑜
　　最近好几位先生讨论白族的形成，都提到“乌蛮”和“白蛮”有关的问题，个人所解释的不同；究竟何谓“乌蛮”与“白蛮”？提出我个人一下不成熟的意见。
一、“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
云南族系称谓，用“乌蛮”、“白蛮”字样，始见于唐代纪录。樊绰的《云南志》卷三说：“六诏并乌蛮”，又卷四“长褌蛮”、“施蛮”、“顺蛮”、“磨（些）蛮”都说是“乌蛮种类”。这一些族住居在洱海的东、西、北三面。又樊《志》卷四“弄栋蛮”、“青岭蛮”，卷五“渠敛赵”，都说是“白蛮苗裔”，还有卷三说“张寻求，白蛮也”。这一些族住居在洱海的南面。当南诏尚未统一洱海地区的时期，是有不同的族系住居着，分别部落。大体以张乐进求为盟主的部落区域称为“白蛮”，其余称“乌蛮”，所谓“乌蛮”，有昆明族、哀牢族和磨些族。
　　其次，樊《志》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东、西爨的区域，樊《志》说：“在石城（今曲靖）、昆川（今昆明）、曲轭（今马龙）、晋宁（今晋宁）、喻献（今澄江）、安宁（今安宁）至龙和城（今禄丰），谓之西爨。”即约以滇池区域为西爨地。又说：“在曲州（今昭通）、靖州（今贵州、威宁）、弥鹿川（今沾益）、升麻川（今寻甸、嵩明）南至步头（此地名在此不适当，已别有考，不详于此），谓之东爨。”即约以滇东北区域为东爨地。此两区域，即《爨龙颜碑》所谓的“东、西二境”，都是属于爨。
　　 根据樊《志》的记载，可以得出洱海区是以不同族系来分“乌蛮”、“白蛮”，滇东区则以同一族系，不同地区来分“乌蛮”、“白蛮”，西昌地区则以同一族系同一区域不同的统治者来分“乌蛮”、“白蛮”。虽同用“乌蛮”、“白蛮”的称谓，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涵义，所以不能以滇东或西昌的“乌蛮”、“白蛮”的记载与洱海区“乌蛮”、“白蛮”的记载混为一谈。
二、“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不能认为是专门名称、族别名称
　　樊《志》用“乌”、“白”两字来区别在同一地区有不同情况的部落 组合，实际上这样的名称是大民族主义者所造的名词，含着侮辱的意味。明、清志书记载云南民族也有类似的称呼，如“罗罗”、“窝泥”、“牝鸡”、“土僚”、“沙人”等，都有“白”、“黑”的分别，以“白”、“黑”两字加在特别名称上来强加分别，是不适当的。樊《志》的“乌”、“白”两字也如此，不能认为这样的名称在族别上有重要的意义。如果重视这样的字样进行推敲，就要受古人的欺骗，因为它原来是大民族主义者任意取的名称强加于人的。如果我们还要引经据典地去考证这些字样，就没有这种必要了。
　　樊《志》的“乌”、“白”二字所要说明的是：社会经济文化在程度上稍有不同，“白蛮”要进步些，“乌蛮”要落后些。同在一个地区的不同部落有进步与落后的存在，于是用“乌”、“白”来区别，为此洱海区和滇东区都有“乌蛮”、“白蛮”的记载。以汉文化来衡量，接近于汉的称“白蛮”，较远于汉的称“乌蛮”，这从樊《志》的记载可以看得清楚。
　　“乌蛮”、“白蛮”是普通的称谓，当然不能认为是专门名称。“乌蛮”、“白蛮”是他称，不能认为是自称，所以在族别的名称上值不得重视。“乌蛮”、“白蛮”的称谓，也不能认为樊《志》的“乌蛮”、“白蛮”，与后来所发展的族系有重要关系。后来滇东的彝族包括有东、西爨的“乌蛮”、“白蛮”，《秋涧大全集》卷五十《兀良氏先庙碑》所说“乌、白蛮三十七部”，主要是彝族区域。滇西的白族包括有洱海区的“乌蛮”和“白蛮”。我在《略论白族的形成》一文中说过：如果只说“乌蛮”是彝族，忘掉“西爨白蛮”，只说“白蛮”是白族，忘掉“六诏并乌蛮”，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而且是错误的。
三、我不同意的几种“乌蛮”、“白蛮”的解释
　　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今日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这是根据东爨“乌蛮”为彝族，西爨“白蛮”为白族，洱海区有“白蛮”的记载，而作出此说；然而洱海区也有“乌蛮”，故此说难解。向达的《唐代记载云南诸书考略》说：“云南西部今大理附近，是一些称为乌蛮的六诏民族住在其间，这是唐朝称为西爨乌蛮；而在今云南东部曲靖以南至建水一带住居的民族，称为东爨白蛮。”这又是因为洱海区有“乌蛮”而作出此说，也改变了唐朝纪录的称谓。这两种的说法，各对一半错一半。因为把滇东的“乌蛮”、“白蛮”与洱海区的“乌蛮”、“白蛮”视为一体，所以合于此就不合于彼。这已很清楚地说明：滇东和洱海区的记载，各有具体情况，不能混为一谈，勉强揉合在一起，就怎样说也说不通了。
　　景泰《云南志》卷二说：“爨有黑白之分，黑爨贵，白爨溅。”这是后来称呼的“黑夷”和“白夷”，乃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是社会对立阶级的名称，不是族系名称。景泰《志》说：“罗罗一名爨”，这是以爨为族系的名称，而用黑爨、白爨名词作阶级名称，这也是不恰当的。如唐代有乌蛮五姓、白蛮

如唐代有乌蛮五姓、白蛮一姓之类的记载，此处所谓的‘乌蛮”、“白蛮”都是指的奴隶主，不是阶级对立的称呼。至于彝族以黑、白分贵溅的称谓，不知从何时起。
　　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结论说：“唐代的乌蛮为今之罗罗及广义的藏缅族，白蛮为汉代的哀牢夷。”这样说法，如何来解释“西爨白蛮”呢？又如何解释《新唐书·南诏传》所说的“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凌氏写长文反覆考证“乌蛮”、“白蛮”问题，但未接触关键问题，故做出如此不通的结论。
　　向达的《南诏史论略》提出南诏史上的民族问题，说：“周秦之际戎族，以氐、羌两族为其主要成份。氐、羌到了云南以后改称为爨，西爨白蛮为氐族，东爨乌蛮为羌族。南诏为乌蛮，故为羌族。”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各地的部落说：“皆氐类也。”又《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南部落的支系都是羌族，而且见于记载，氐、羌二字互用，往往不加分别。迁到云南的氐、羌族分为“乌蛮”、“白蛮”，在历史发展上找不出迹象来，何况滇东有“乌蛮”、“白蛮”，洱海区也有“乌蛮”、“白蛮”，又如何能说明氐系和羌系之分呢？
　　绝不同意而且认为荒谬的，那是法国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元代云南地名有察罕章和合刺章，蒙古语察罕之义为白，合刺之义为黑。伯希和以为章即爨之译音，察罕章即唐代之白爨，合刺章为唐代之黑爨，任意比附，简直是胡说。元代纪录很清楚地说明察罕章在丽江，合刺章在大理，而白爨在滇池区，乌爨在滇东北，不论族别和地区都完全不同，认为同是一事，其荒谬难以究诘。但向达说：“伯希和的解释大体是对的。”不知对在哪里？向达还认为罗克所说章为戎字的异写是对的，那更荒唐了。
四、余论
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说法不同，其原因由于不加区别的把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混同起来，认为所有“乌蛮”是同类，所有“白蛮”也是同类，其实不是固定的称谓，而是任意取名。不同情况用相同称谓强加解说，就不能切合实际了。若各持一面，聚讼纷纭，是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在此要附带提出，有些人认为所有“乌蛮”是彝族，南诏为“乌蛮别种”，就说南诏是彝族。最近看到《光明日报》副刊《民族生活》第二十八期的少数民族简介说：“早在八世纪中叶，云南的彝族同其它民族联合建立了以彝族为主的南诏国。”这就说明洱海区的居民是彝族，无论从纪录上或在历史发展上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大概是以南诏为“乌蛮别种”的一个“乌”字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字事小，社会历史的事大，为何死啃一个字不放而判断了整个历史呢？何况这一个字的涵义都还没有弄清楚呢？从历史发展来说，所谓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滇东和滇东北的彝族。崔州的乌蛮、白蛮是大渡河以南的西蕃（普米）族。但洱海区的乌蛮、白蛮的记载都不是彝族。至于洱海区有彝族，那是后来迁去的，不能与樊《志》所载混为一谈。
　　　　　 （原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五月版）
　　方国瑜 (1903～1983)：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中国当代民族史学者，20世纪云南杰出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时代、云南文献、民族语言、音韵学、文字学、方志学等方面作出了巨大成就。主要著作有《滇西边区考察记》﹑《困学斋杂著五种》﹑《云南通志／疆域考／宗教考／金石考／族姓考》40卷﹑《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纳西象形文字谱》﹑《滇史论丛》4辑﹑《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彝族史稿》﹑《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约500万言﹐主编有《云南史料丛刊》大型资料集和《云南地方史讲义》。

傣族、白族和彝族之间的互相称谓叫什么？要民间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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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扯淡吗？白族明朝应天府过来的汉族而已

白族好多承认自己明朝应天府过来的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