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梁武帝(464-549A.D.)是南朝梁代(502-557A.D.)的开国皇帝,也是一位以佛法治国的“奉佛天子”。武帝于天监年间(约512-519A.D.)编撰《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注1),并跟据这部戒法于天监十八年(519A.D.)四月八日从慧约智者 国师亲受菩萨戒,其后梁国的王侯朝士、僧尼庶民从受菩萨戒者凡四万八千人(注2) 。《魏书》〈萧衍传〉:“(萧衍)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菩萨戒),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注3) 梁武帝所推展的受菩萨戒活动,以及以“皇帝菩萨”名号主导的政教结合政策等事迹,散见于正史、僧传等史料中,其内涵意义应进一步探讨。武帝于大通元年(527A.D.)、中大通元年(529A.D.)、中大同元年(546A.D.)、太清元年(547A.D.)四次舍身同泰寺。武帝“舍朕身及以官人并王所境上,供养三宝。”(注4) 的活动,少则三天,十七天,多则历时三十七天,五十一天之久。舍身期间有四、五万人参与的大法会,也有王公群臣以亿万钱奉赎“皇帝菩萨”的盛举。此外,还进行着各种逊位为仆、讲经说法、服衮冕还宫、御太极殿行即位礼、大赦、改元等繁琐的活动。武帝曾敕令徐勉为这些新创的典礼撰定仪注,也有谢吴的《皇帝菩萨清净大舍记》三卷等纪录(注5) 。虽然这些仪注、实录已经失传,但是有关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理念的一再神化等事迹,仍散见于各种史料中。梁武帝受菩萨戒、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理念紧密结合的活动,似乎在传统的皇帝体制之外建立另一种型态,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凸显另一种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秦汉以来的皇帝皆具有“政教合一”的“圣王”或“真命天子”等身份,君主身上带着浓厚的宗教性神秘色彩,似乎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性(注6) 。秦汉以来的君主集权体制中,皇帝居于统治结构的主体地位,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皇帝的权威受到士族的挑战;圣王治世的政治文化也受到外来的佛教影响;人们在帝国崩溃之后的乱世里,企盼着新的理想安乐国之来临。梁武帝的受菩萨戒、舍身同泰寺等活动来自于外来的佛教文化。“皇帝菩萨”理念主导下的政治行为,也有别于先前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中的“皇帝”作为。因此,对于梁武帝受戒、舍身与“皇帝菩萨”理念的事迹,应该超越旧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之外,配合新的时代脉动之发展,才能更清楚的了解这些史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