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对于火器的发展运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
明朝大力发展军事技术特别是火器技术，而火器在作战中的广泛运用，又对军事理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种需求成为军事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追求适合于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战争的指导理论。频繁的战争实践反过来又为总结军事理论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正是这种互动作用，促进了明代军事理论的发展。
（ 一）提出了趋于近代化的战争制胜观。 在整个古代军事发展过程中，“ 重道轻器”一直占据主流思想地位，多数军事理论家主张以谋取胜，虽然对于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但对于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发展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到了明代，相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火器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注重“ 器胜”的战争制胜观便开始见诸于当时军事理论家的论述之中。朱棣在论述用兵方略时，除要求统兵将领要善于灵活多变地运用既往的阵法和战法外，特别强调对火器的使用，要以器取胜。戚继光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认为“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 纪效新书·手足篇·神器解》）明末的徐光启更是将“ 器胜”观发展到极致。他重视火器，认为“火器者今之时务也”（《 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 徐光启集》卷四），西洋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徐光启集》卷六），要想战胜敌人，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主张积极引进和制造西洋大炮等火器，其它火器也要与西洋铳炮相称。徐光启关于“ 器胜”的观点，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主张，对于促进明代后期火器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徐光启主张“器胜”，但他并不是唯武器论者。他既强调武器的重要性，也重视人的作用，认为“有神器而无精甲利兵，终不可成”，如果没有精兵，“多造利器莫能用”（ 《 辽左阽危已甚疏》，《 徐光启集》卷三），“有器无人，则器反为敌有矣”（《 处得不战之势宜求必战必胜之策疏》，《 徐光启集》卷六）。相对传统的战争观来说，明代注重“器胜”以及对于人和武器在战争中辩证关系的认识是处于时代前列的，其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 二）影响到战略甚至于治国方略。 军事技术的进步改善了明军的战略态势，有可能采取一些相应的战略措施。由于装备了大量火器和适于航海的各种战舰，嘉靖以后，明政府在海上建立了多道防线，实行多层次的海防部署，施行水陆兼防的战略；由于修建了坚固的边墙和建立了车步骑营，才能实施守城与精兵机动相结合的方略，使“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的方略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火器的使用，改变了“ 骑胜步”的旧观念，步兵利用火器可以有效抗御骑兵的冲击，这使骑兵的战斗威力大大降低，骑兵的地位也逐渐降低。因此，明政府已很少组建和使用大规模的战略骑兵和重装骑兵。
（ 三）促使建军思想日趋成熟。 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明代以火器为主的冷热兵器并用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建军思想也日趋成熟。一是创建适宜于发挥武器优长的力量编组。结构决定功能，武器装备对军队的组织结构有着客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即：军队的体制编制是以它所拥有的武器装备为前提的，任何一种先进武器装备的出现和大量使用，都会促使军队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 随着火器的新发展和在战争中的普遍应用，引起明代军队内部结构和编制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明代创建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组建神机营，使火器兵逐步从步兵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兵种。 神机营的创建，极大地提高了明军的战斗力，同欧洲在16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的火枪兵相比，中国火器部队的创建要早一个世纪左右。组建火器车营，较好地解决了火器的机动作战问题。车营有重车营、轻车营和车步骑营几种编组形式。车营实为火器营。火器既有战车屏蔽，又可因车而便于机动作战。车步骑营作为炮兵、骑兵、步兵诸兵种合成部队的一种形式，是火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新的战斗力，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火器大量装备部队，也使明军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军中火器的编制数额逐年增多，使用冷兵器的人数相对减少，骑兵的地位日益下降。在洪武年间，火器手的人数虽然仅占到军队编制总数的10%，但在全国各地卫所的驻军装备火器的比例一直处于增加的势头。在成化年间，明军步兵中使用火器的士兵，已占到编制总数的三分之一。到嘉靖时期，戚家军中火器的使用已占到50%，到隆庆时更是占到62.5%。在当时的战船上，火器平均拥有量已占到战船战斗人员兵器的70%左右。火器在军队中的大量装备，使火器部队逐渐成为明军战斗力量的主体。
二是武器装备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构成的重要因素。战争胜负不完全决定于武器，但武器的优劣对战争进程却有深刻的影响。明代的一些军事家强调火器必须不断更新，要“求精求新”，使之优于敌人。在西方火器传入之后，更加强调火器的重要性。比如，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车载火器和船载火器的创新，较好地解决了重型火器机动作战和车、步、炮、骑协同作战的问题，从而能更充分地发挥火器的威力。在火器的作战运用中，明人也强调各种性能不同的火器相互配合，长短相杂，刺卫兼合，远近兼受，相资为用。火器和冷兵器相配合，大中小船混合编组，攻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相互补充。这些在中国封建军事史上都属创举。
三是军事训练向练“ 精兵”方向发展。由于火器的大量运用，军队的作战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故明人主张，兵不贵多，惟贵精练。在训练中， 强调人与武器的结合，因人授器，不同的士兵“皆当因其才力授习不同”的武器，以充分发挥武器的威力。强调灵活使用各种武器， 长兵器要会短用，短兵器要会长用，以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另外，武器装备的发展必然对军人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明军在后期组建车营，战车作战实际上是车步骑协同作战。比单纯的步兵或骑兵作战要复杂得多，它不仅要求士兵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还要求他们熟练地掌握协同作战的战术。车步骑营的指挥也比单纯的步兵或骑兵复杂，对将领的要求更高，这些需求对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兵将，不仅要练技术，也要练阵法。明代强调以练兵和练将为核心的治军思想是很富于时代特色的。

（ 四）引发战术思想的变化。技术决定战术。武器装备的变革是作战方法变化的物质基础，是军队作战思想演进的推动力。火器的广泛应用，武器装备的变化，必然引起战术上的连锁反应。一是陆战战术的变化。在作战方法上初步产生了火力准备、火力袭击和拦阻射击等战法和“低姿”、“跃进”的接敌运动方式，以及“小而疏散”的新型战斗队形。为了发挥火器的强大威力，经过不断探索和经验积累，明代的军队已初步掌握了一套火力应用方法：第一，在战斗开始时，先用火器猛烈轰击，然后出动骑兵，利用火力战果向敌冲击。如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北京保卫战，就是这种战法的典型例证。 第二，将敌军诱至埋伏地区再用预先配备在那里的火器对敌发动突然袭击。 如在靖难之役中，盛庸在东昌迎击燕王朱棣的战斗， 使用的就是这种战法。 第三，组织强大的火力，在一定的区域内构成严密的火力网，以阻挡敌人的进攻。如在天启七年（1627年）， 明军便是利用炽盛的火力有效地阻击了后金的进攻。为了减少损失，保护自己，明军在接敌运动中也开始采用“ 低姿”、“跃进”等方法。由于火器的大量应用，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战斗队形，已很难适应火力战的需要， 反而会在作战中增加伤亡，这就促使战斗队形向小而疏散的方向发展，由大阵趋向小阵， 由密集趋向疏散。二是海战战术的变化。在冷兵器时代，海战虽然可以用箭射杀甲板上的敌人，但要彻底战胜敌人主要靠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在水兵大量使用火器之后，海战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火力战成为海战的主要作战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在较远距离与敌接战，以火器为主，冷热兵器相结合，多层次地杀伤敌人。如敌在百步以内开始使用佛郎机， 80步内使用鸟铳，60步内用火箭，40步内使用飞天筒，20步内开始使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筒、 火砖及其它冷兵器，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的以火器为主的多层次杀伤敌人的火力配系。 使用这种战法， 不等敌船短兵相接， 就可以火力将其击毁，或是将船上人员杀伤殆尽。
三是协同作战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车营的出现，车兵、步兵和骑兵编组在一起，使协同作战更加紧密，形成了以火器为主、车步骑协同作战的新战术。车兵以火器击敌，护卫步兵和骑兵；敌人逼近，步兵出车作战，车成了步兵的依托，步兵又起到了保卫车兵的作用；敌人溃退，骑兵出车营追击，车兵跟进。车步骑三者紧密结合，以火器为主，能攻能守。在海战战术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使水陆协同有了一定的发展。其协同方式或是以陆军从陆上攻击敌人，水军则封锁海面，敌人从海上逃跑，水军则相机将其歼灭；或是水军封锁敌人港口， 扼制敌水军，配合陆军登陆作战；或是陆军和水军分别从陆上和海上进攻敌人，对敌构成水陆夹击之势。
四是攻守城池的战法有所变化。火器的使用，提高了部队攻守城池的能力。攻城时，或是用大炮直接轰击城门，将城门轰开后，步兵冲入；或是穴地轰城，即挖地道至城墙下，充填火药，引火炸坍城墙，然后步兵冲入。守城时，或是在城外设置火器打击进犯之敌，或是固城自守，按照徐光启的说法，以火炮守城，能杀贼于城下，“ 坐而胜战”（《 记崇祯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平台召对事》，《 徐光启集》卷六）。袁崇焕守宁远时，打退努尔哈赤的进攻，采用的就是凭坚城、用大炮的固城自守战术。
（ 五）对作战指挥提出更高要求。在冷兵器时代，一次战斗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短兵相接，因此也需要指挥员必须亲自率领所属部队冲锋陷阵。 而到了明代，由于火器的使用，使远距离作战成为可能，作战的节奏加快，火器种类的不断增加，新的兵种也脱颖而出，如何在快节奏的战斗中掌握主动权，如何组织这些性能和用途各异的火器投入战斗，并指挥不同兵种协同作战，成为指挥员的主要职责。因此，要求指挥员必须准确地判断敌我双方强弱胜负的形势，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组织自己的兵力去夺取胜利，而不再以躬亲厮杀为先。早在明初， 明太祖就告诫诸将， 其首要职责是 “ 临机决胜，陈师贾勇”。为此，在北伐前夕，他曾严厉批评常遇春“才遇数骑挑战即身赴之”的行为，并指示指挥北伐的大将军徐达要“责主中军，策励群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 《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随着指挥员职责的变化，为了保证他们的作战指挥，明代指挥部的工作和通信系统也作了相应的改进，变得更加畅通和完善。为了保证远距离对敌攻击，更远距离发现敌人就显得比过去更为重要，加强哨探、加强瞭望，也正是适应这种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明代对于火器发展和运用的启示
明代军事学术的每一点进步，无不留有军事技术特别是火器作用的痕迹。相对于整个封建社会“ 重道轻器”的主流来说，明代军事技术的进步无疑富有开拓性。中国传统军事思想非常重视谋略， 而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熏陶下，在相当多的军事家那里，谋略被神圣化了。明
代火器任用及其对军事学术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于谋略神圣化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而近代军事上的衰败，也提醒我们谋略虽然重要， 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方，谋略的运用更需要以先进的军事技术或是更为具体的武器装备为支持。
明代火器来自于对宋元时代火器的继承，其可贵之处是明人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因因相袭，沉醉于祖先们创造的辉煌成就之中。明人敢于引进、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不妄自尊大，不拘泥于古法，对于古老的兵制、战法、训法的继承和创新是非常深刻的，这与其后的清代的统治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思中国近代军事的落后，技术上的落后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缺乏创新，应该是近代“ 落后挨打”的直接根源。明人对于火器的创新以及重视“ 器胜”的进步值得我们深思。
明代对于火器的发展和运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上应该说是一场革命，这与席卷当今世界的新军事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处于战争的转轨期、军队的转型期，而贯穿其中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不间断的军事创新。当我们思考在新军事革命条件下军队建设及运用时，是否也应该从明代对于火器的创新发展中得到借鉴：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重视军事技术的创新发展。 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是国防实力中最活跃的物质因素，相对于冷兵器而言，火器的出现，第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武器装备的属性，使其不再依赖人的体力而是靠火力来杀伤敌人，从而使武器装备具有初步的“ 活力”，火力也就取代体力成为装备的关键要素。明代对于火器的广泛运用，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证明。不可否认，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正如戚继光所说的“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特别是在高技术条件下， 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作战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新军事革命中，在强调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注重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更新。二是注重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有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系统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把技术、武器系统与相应的编制体制结合在一起的军事理论的指导，再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系统也难以发挥出全部的效能。明代火器的发展及运用，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从编制体制到作战理论，都有一定的飞跃，而军事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其武器装备的发展及军事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军事理论的创新至关重要，这是军事实践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要通过军事理论的突破，促进军队编制体制、教育训练、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发展和进步。三是注重体制编制的创新发展。技术的进步、武器的更新以及军事理论的创新，只有通过真正反映其发展变化的体制编制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其巨大的效能，否则，再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再进步的军事理论，也是毫无意义的。明代适应于火器的发展，组建了神机营和车步骑营，将炮兵独立出来，较好地解决了先进火器的机动作战和车步骑协同作战问题，促进了作为战争主导力量的火器效能的发挥。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发挥新技术、新理论的最大军事潜能，就必须实现体制编制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使军事手段与军事目的有效地结合起来。以上三点，最核心的就是要创新。创新是军事发展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只有落后挨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在当今世界军事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轨的时期，更要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