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明朝的衰亡是由于“体制问题酿恶果”，明朝的帝王将相们再怎么贤明睿智也都是无济于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大厦一步步走向倾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指出了导致明朝衰败的两大根源：
一是经济体制全面失效。
明朝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为立国基础，在这个经济体制下，整个明朝帝国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在勉强温饱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农业经济虽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农村集团，但这个集团内部缺乏组织性，因交通、通讯等的落后难以实现互通有无，加上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财政税收制度和民间经济发展脱节，国家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管理。

二是政治体制陷入僵局。
明朝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来治理国家。其弊端是：一是因循守旧，在整个社会上形成教条主义和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一切施政纲领以“成宪”为准绳，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不允许去做，如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废长立幼”的想法和张居正改革。二是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容易造成法制不全滋生腐败，行政低能政府机构运作不畅。铸就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私利”的“双重性格”。
这两条分析得有道理吗？
咋一看应该说很有道理，明朝在这两方面确实积弊深重。但是，如果仔细探究的话，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或者是犹如隔靴搔痒，或者偏离要害，并没有切中实质。如果病根都没找对，再以此为依据开出药方，那能达到什么效果就很值得商榷了。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两条重新梳理一番。
对于第一条来说，明朝从建国时就是这套经济制度，如何解释明朝前期运行得还算良好，还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种壮举，到了万历朝就一下子不行了呢？而且，在明朝出现财政危机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同步出现了经济难题。显然，根本的问题不是体制，而应当出在体制之外。
同样的逻辑，今天世界各国经济都出现了困难，中国和美国体制完全不同，要是把问题归在中国的体制或者美国的体制上，似乎都没有找准病根吧？

黄仁宇的这个观点还有一个严重的逻辑漏洞，所谓的“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此乃历史研究之大忌。明朝确实存在缺乏有效的定量行政管理手段的弊病，但问题是，在公元十六世纪，在地球上你就找不到一个国家采用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明朝的管理手段在当时就算不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先进的之一，明朝至少还有记录十分完备的全国税收记录，同一时代欧洲那些所谓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连这些都欠奉，甚至都没有能像中国那样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和崇祯皇帝同一时期的英国查理一世政府如果具有足够的组织性，能把税正常收上来，怎么会打起英国内战？两个世纪之后的法国，你也可以说因为缺乏“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所以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如果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代，那基本不用看了，所有政府都是毛病百出。打个比方，你不能说秦始皇被赵高架空导致秦帝国的崩溃，根源在于秦始皇不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天天发推特吧？罗马帝国的崩溃，在于罗马境内没有通火车。今天的历史系学生如果这么写论文，肯定别指望毕业了。
匪夷所思的是，黄仁宇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博士，居然就是这么评价明帝国的。他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十六世纪的人，不能预见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明朝官员都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才能符合黄仁宇的胃口？这样的话还讨论啥历史，直接去起点写穿越小说好了。
如果刨除“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个强加的现代视角，更加客观的表述应当是：明帝国亡于财政崩溃。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偌大一个帝国，财政怎么说崩溃就崩溃了呢？

如果了解世界历史就会知道，当时不仅明帝国财政崩溃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财政，就算还没崩溃，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背景。
明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有两个唯一：一是唯一一个由贫苦农民登上皇帝宝座建立的大统一王朝；二是唯一一个起源于南方的大统一王朝。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这表明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中国的人口以及经济中心南移。
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迁成为历史趋势，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经济中心，这里面有两个重要驱动因素：一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变得空前强大，甚至出现了一度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逼得人口和经济南移；二是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的发展，海路由于物流成本优势成为主流，依靠陆路的丝绸之路不仅成本上没有优势，而且因为战乱原因受阻，因此当时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完全的海洋贸易。
明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经济发达的城市都分布在便于对接海上贸易带的沿海以及沿江区域，长三角以及福建广东沿海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外向型经济成为其主要特征。北京作为首都，只是出于“天子守国门”的考量，但是本地财富是入不敷出的，大量物资需要通过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明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与当代中国颇为神似。
明帝国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货币和税收改革——废除其他货币，将白银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税收用货币取代实物，这就是张居正于1581年在全国实施的“一条鞭法”。
这里面有个背景很多人不清楚，中国境内没有什么银矿，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使用铜作为主要货币，到了明朝居然白银多到可以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为什么？
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发现了巨型银矿，白银供给量猛增。西班牙相当于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西班牙人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大量购买东方的商品，把巨量白银输入到中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也成为重要的白银输出地。据学者估计，当时世界上流通的白银一半以上都在中国。

如果了解世界历史就会知道，当时不仅明帝国财政崩溃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财政，就算还没崩溃，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背景。
明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有两个唯一：一是唯一一个由贫苦农民登上皇帝宝座建立的大统一王朝；二是唯一一个起源于南方的大统一王朝。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这表明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中国的人口以及经济中心南移。
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迁成为历史趋势，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经济中心，这里面有两个重要驱动因素：一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变得空前强大，甚至出现了一度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逼得人口和经济南移；二是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的发展，海路由于物流成本优势成为主流，依靠陆路的丝绸之路不仅成本上没有优势，而且因为战乱原因受阻，因此当时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完全的海洋贸易。
明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经济发达的城市都分布在便于对接海上贸易带的沿海以及沿江区域，长三角以及福建广东沿海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外向型经济成为其主要特征。北京作为首都，只是出于“天子守国门”的考量，但是本地财富是入不敷出的，大量物资需要通过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明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与当代中国颇为神似。
明帝国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货币和税收改革——废除其他货币，将白银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税收用货币取代实物，这就是张居正于1581年在全国实施的“一条鞭法”。
这里面有个背景很多人不清楚，中国境内没有什么银矿，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使用铜作为主要货币，到了明朝居然白银多到可以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为什么？
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发现了巨型银矿，白银供给量猛增。西班牙相当于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西班牙人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大量购买东方的商品，把巨量白银输入到中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也成为重要的白银输出地。据学者估计，当时世界上流通的白银一半以上都在中国。

西班牙人依靠印第安奴隶开采并提炼白银，为了提高提炼白银的效率，发明了汞齐化精炼法。这种方式虽然极大提升了白银产出率，但是需要大量使用到对人体毒性极大的水银。奴隶的命又不值钱，被当成消耗品大量使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西班牙人是能挖出多少就输出多少白银，相当于在毫无节制地滥发钞票。潮水般疯狂涌入的白银，严重摧毁了明帝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相当规模的外向型经济，并导致明朝遇到了以前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过的问题：长期持续的输入型通胀。

鼎

这种输入型通胀不仅在明朝存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相同的原因，英国在整个十六世纪，物价上涨了约八倍左右。今天我们觉得通胀不是太稀奇，但是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物价可能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内都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个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实物地租，那么他的收入将缩水到原先的1/8。如此规模的通胀，引发社会剧烈动荡就不足为奇了。
西班牙的白银输出能力也是随着时间增长。在前期，适度的通胀以及西班牙土豪的采购订单刺激英国、荷兰（当时还未独立）以及中国的工商业主极力投资扩大再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跃进，工商资产阶级崛起，所以英国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但是到了后期，白银的无节制输入造成的通胀，使得与西班牙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各国都苦不堪言。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爆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两百年才最终停歇。在为了信仰相互残杀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本质：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成长起来的工商资产阶级要争取话语权，必然与原先的贵族产生矛盾；另一方面，通胀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到了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矛盾的地步。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除了明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整个欧洲都是一片战火，生灵涂炭。其中发生在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消灭了德意志60%以上的人口。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有一组数字可供对比：二战中中国伤亡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6%，苏联则是13.4%。
当时的英国与明朝遇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通货膨胀使得实物地租和农民收入在不断贬值，再加上天灾人祸（小冰河期灾害频繁），自耕农纷纷破产，农民放弃土地逃荒的情景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上演，主要依靠农业税的政府收入锐减。自耕农就是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大量消亡，意味着社会稳定性大幅削弱。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明朝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的士大夫阶层一样，通过工商业发家致富，却不肯交税给国家，极力抗拒税制改革。明朝崇祯皇帝要忙着赈灾和抗击外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也要对付与英国敌对的西班牙和法国，都急需用钱，但是这些社会精英都是一句话：你敢加税，我就敢造反！

身为当时的欧洲头号强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其实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没人去下功夫搞实业，西班牙国内制造业几乎为零，完全是靠金融霸权获得财富，当财政崩溃后就会一切归零。这场决定性的海战之后，西班牙虽然仍然维持大国地位一段时间，但其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了严重崩塌，并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
原本是西班牙藩属的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逐渐占得上风。在这场海战之后，荷兰开始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两牙合并了）的亚洲航线，掠夺骚扰其美洲航线，建立荷兰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从而进一步打击西班牙的经济，“海上马车夫”就此诞生。
西班牙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再也无力维持与明朝贸易，黯然退出亚洲。西班牙人手持大把白银，因此他们与明朝做生意的时候基本还是按照正常贸易规矩办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荷兰人与明朝做生意则是带着一股海盗作风，就是要空手套白狼来的。他们抓捕当地居民作为奴隶，能抢就抢，能骗就骗。明帝国不是印加帝国，不可能忍受如此挑衅，因此明朝海军与荷兰武装商船（海盗）进行了一连串海战，最后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作为根据地，只能与大陆维持小规模的走私贸易。
这样一来，明朝政府要支出一大笔海军军费，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更可怕得是，明朝与西方的贸易出现断崖式下跌。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面向欧洲市场的“外向型经济”，这些手工工场齐刷刷地丧失了海外订单，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设想一下如果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外贸订单一下子归零会出现什么可怕后果，就可以大致理解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了。
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江南工商集团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帮人本着“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精神，不仅与皇帝撕逼更加起劲，而且将损失转嫁到本来就负担挺重的农民身上，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
同时期的英国遭受着和明朝类似的问题，英国虽然赢得了英西大海战，但是此后陷入了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反倒是让荷兰趁机摘了桃子。英国也陷入严重财政问题，与明朝一样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最终分为保王党和议会党爆发了内战。最初，议会党军队节节败退，议会党领袖约翰·皮姆暗中与苏格兰（当时与英国是相互敌对的）签订秘密协议，引苏格兰人入境来对付国王军，而且还为此支付巨额报酬。交税的时候没钱，交钱给外国军队来打自己人，钱倒是给得很痛快。苏格兰军队跨过国境的时间，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英国的幸运之处在于，苏格兰人只是存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思，而清兵是真的“趁你病要你命”来的。

一个滥发钞票、施展金融霸权、到处推销普世价值的帝国主导了全球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繁荣，但是也引发了经济结构不合理、国内贫富分化加剧，税源不断流失，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的国家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在世界各国都引发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这才是万历十五年之后，明帝国财政问题的真正根源！
你不觉得，这与今天的世界十分类似吗？如果今天的中国政府像明朝政府那样财源枯竭、国库空虚，国内政治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既无法在外贸出现断崖下跌之后进行调结构、扩内需、增投资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也无法在外敌窥伺的情况下提升军事实力，那么今天的中国，将要再次重演万历十五年的故事。
历史虽然不断轮回，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同样是作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中国幸运地摆脱了明帝国的宿命。而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美国，却同时兼有当年明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影子：为了推销普世价值穷兵黩武虚掷国力，滥用金融霸权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又有国库空虚、陷入党争、贫富分化加剧、国际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风生水起，显示出新型全球化的强大生命力，显露出取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体系的趋势，与当年的荷兰对西班牙所使用的对策异曲同工。不同的是，已经尘封了上千年的陆地丝绸之路将要重启，中国的经济重心历史性地从沿江沿海向内陆回摆，互利共赢的盛唐大陆贸易秩序将重现人间，美国不一定会像当年西班牙帝国那样衰落，如果加入进来也有可能实现共赢。
至于《万历十五年》书中说的道德代替法治和行政以及道德僵化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老化后的必然规律，正如每个人都要衰老一样。要看清这一点，同样需要跳出中国，在各国的比较之中才能看清楚。
道德治国最大的弊病，是不再关注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空泛地要求政治人物的道德，如果发现一点瑕疵，就大加攻击，全盘否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个……好像是并不是中国特色吧？要说以道德为纲，道德僵化，西方做得似乎更加过分呢！
罗马帝国时期，就曾陷入严重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屋大维之后的罗马皇帝，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和尼禄，一个比一个评价差，评价他们的标准不是文治武功，内政外交，而是私人道德和性取向上的瑕疵，并极尽夸张为能事。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这样总结道：“尼禄继承了他的母亲，然后吃掉了她；他强奸了他的妹妹；烧掉了罗马的12个街区；处死了赛内卡；在拉特兰呕吐出青蛙；把圣彼得钉死在十字架上；砍了圣保罗的头；统治了13年零7个月；最后被狼吃掉。

根据现代英国、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尼禄研究中心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研究结果，基于一些间接证据，他们构建出来的历史上的（historical）尼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尼禄执政期间，没有发动对外战争，也没有内战，给外邦居民与罗马公民同等待遇，罗马景象十分繁荣，边境情势基本缓和；
在内政的措施上，基本上多是向平民大众所倾斜的：他限制诉讼案例辩护报酬的上限，用来防止权贵藉着法律对平民施以的不平等剥削；尼禄压低粮食价格，让贫穷的罗马公民也能够得以温饱；他实施减税政策，降低了许多间接税的税赋，并公开政府的税收记录，以防止官员贪污舞弊；取消包税人的苛捐与奴隶拍卖税；
尼禄热爱艺术，他本人就是一个诗人、剧作者、演唱者与竖琴演奏者；尼禄下令禁止残酷的角斗士表演，代之以文艺表演以及体育比赛；他常举办盛大的竞技赛会，并亲自下场参与比赛，极力塑造亲民形象；
在罗马大火期间，尼禄并不在罗马城内，在他听说发生大火后，尼禄迅速赶到现场，并组织人员进行灭火，他还开放自己的宫殿安置灾民，并从奥斯提亚与邻近的城镇运粮赈济；
他赞助文艺、建筑、与各项的工程发明，发展国家实业，尼禄本人就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了对付伪造遗嘱的办法，避免了类似中国秦朝的赵高传矫诏的事情；这对于帝国来说，可以说是一项意义极大的发明。
尼禄粉碎了一场旨在颠覆自己统治的元老贵族阴谋，这项阴谋在实施前败露，尼禄实施反击，处死了一批参与阴谋的元老贵族。尼禄认为基督教的传播不利于帝国统治，因此抓捕并处死的一批基督徒，但人数并不多。
从尼禄的评价上就可以看出，罗马帝国时期的道德绑架，比明帝国要荒谬得多。
如果说罗马时代太久远，我们再说说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候，评价国王好坏更是跟文治武功无关，凡是对基督教好的，就是道德高尚的，被大肆赞颂甚至封为圣徒，反之就不受待见。
“忏悔者”爱德华吃穿简朴，把钱都省下来盖教堂，死后被封为圣徒，然而他找来大批诺曼人朝中为官，引发国内贵族激烈反弹，甚至导致内战，并埋下了英格兰被诺曼人入侵并奴役的祸根，就没人提了。
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开国国王亨利二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却因为尝试削弱教权，被整得身败名裂，笃信基督教的儿子们反叛他，最后他被儿子逼死，死后连入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资格都没有。
英国的亨利三世和法国的路易九世争着向基督教表虔诚，不惜花费重金搜罗各种圣物，亨利三世不惜把英国变成教皇的提款机，弄得国内怨声载道，甚至引发多次内战；路易九世亲自组织十字军东征，不仅让国家背上沉重债务，自己也死在国外，差点引发国家动荡。这就是当时的道德导向引发的各种奇葩案例，要不怎么说黑暗的中世纪呢！
要说中世纪的人太愚昧，我们就再说现代。美国和欧洲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政治议题就不再关注国计民生，而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话题，越来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潭不可自拔。
以下为引用的文字，分析“白左”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心理动机：
“左派们如此痴醉于自己的道德高地和对“受害者”身份的塑造，试图塑造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社会运行下所谓的“弱势群体”受制度性歧视的叙事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要从人类最基本的偏好入手，只有听众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犯人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利用他人负罪感来获得利益。”
当政治精英们将富裕的生活当做习以为常，忘记国家初创之时艰苦奋斗的历史，就会越来越远离民生疾苦，在道德层面相互竞争，并依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贬低和打击对手，这既不是中国的特产，也不是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美国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重新关注国计民生的特朗普，政治精英纷纷从道德上抹黑他，还记得竞选之时爆出的特朗普私下谈话中“侮辱女性”的视频吗？公众舆论已经严重偏离治国方略，越来越关注政治家的私人品德了，和明朝后期何其相似！
特朗普上台后，出台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被政治精英们顶回来。这里不对特朗普的政策是否合理进行评价，但是一个总统想办点实事阻止国家继续下滑，却遭到疯狂反对甚至围攻，今天的美国基本已经陷入否决政治的怪圈，与东林党人热衷于廷议，却什么正事也不干异曲同工。连当年写出《历史的终结》，欢呼民主制度走向最终胜利的福山教授，都在哀叹美国政治陷入衰败。

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你以为他是懒政吗？他也曾经想做一个有为的好皇帝，但是无论干什么事，都会被群臣以各种名义阻止，换成是你，你又当如何？特朗普总统不也一样无法突破重重包围吗？

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总统，下至平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的评价，放到今天似乎也颇为合适呢！
如果美国不进行深刻变革的话，2017年，恐怕正是美国的“万历十五年”。
本文核心观点与史实来自正在连载中的《文明兴衰启示录》，请关注本公众号阅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楼主写的不错！宏观经济观点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