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从大量的考古发掘的古文物来看：已知在杭、嘉、湖、苏、锡一带，吴文化的前承，可推逆到马家浜文化为代表，并与钱塘江南河口河母渡文化一起作为吴越文化的基石，也就是说良渚文化和吴文化是以次为代表和基石发展着的。所以笔者今日专程拜会了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魏嵩山先生，他欣喜地提到了《吴越春秋》中“泰伯，仲雍......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的“衡山”，就是指现今锡山市古梅里的“鸿山”至于附近的那些如胶山，嵩山，白丹山等之名称，在当时还未产生哩！所以，历来称衡山之地，即是泰伯兄弟索奔无锡之地的别称，顾魏先生并嘱应把古梅里能反映商周时代的印纹陶片拓出来，为的是好让诸家、学者研究。关于这点必须讲清楚的室，如从某一角度出发的话，极易造成偏差。

还有一个方面尚需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是，即句吴社会的属性问题：有人认为，吴国从寿梦开始，国力强盛并以进入早期的阶级社会，但经笔者反复考实，此论未必可靠。 

　　大家知道，句吴社会，一部分是土著居民，他们的人数虽多，但文化低，而处于下层社会，另一部分人书极少，但代表了较高的文化处于上层社会，这两种文化，文献和考古成果能充分表明。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是否融洽在一起？现经全面深刻的考察，可知从未融洽过，最多表明只能发生过某种影响而已。如《左转．哀公七年》：“太伯端委以至周礼，仲雍嗣之、断发纹身、赢以为饰、岂礼也哉”太伯刚入吴，还穿着周族的衣服，带着周族的帽子，试图推行周族的礼制，但是，到了第二代仲雍时，便“断发纹身”了，表明了以适应土著居民的生活习俗，这种情况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未改变。

据《吴越春秋.寿梦传》云：“孤在夷蛮，徒以椎法为苏，岂有斯之服哉！”寿梦久处边陲，以到不知周礼为何物了。那么，伍员、孙武等外来人员，在入吴后，在体制方面有无建树呢？有的，但主要方面是军事方面，阖闾问吴员外“安君治民”之术，其答：“凡欲安君治民，与霸成业，从近治远者，必先立城廓，设守备，实仑（广禀）斯则其术也”。所以，文献中有不少如“伍子胥城”、“越城”、“武城”、“淹城”“吴大城”等古城，尤其早成的泰伯城之选地多半应是取自自然条件较高爽之地而“舞鹤吴市”“乞食干市”等的这些“城”和“市”，也只是“日中为市”的“市”罢了，即在一个军事城堡或像泰伯城这样的首都尚处于集政、军、农合一形态的“城市”中进行物资交流的场所而已。

未见在田制、税法等政务方面的改革、从而造成了吴国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因此生产力极度地下，据《史记.货值列博》云：“楚越（含吴）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溽”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无积钱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表明贫富分化不明显，商品经济尚未发生，考古方面至今也从未发现吴国社会的货币这一现象来看决非偶然。可是，有人以《吴越春秋》“吴王乃与越栗万石”（夫差借量给勾践一事）来证实句吴社会的生产力相当高，不过，这里记载的是栗而非稻，而江南宜稻不宜栗，这些栗很可能是夫差一贡品的名义从北方勒索来的。列宁说：“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表现”。按此对照句吴社会的性质，是尚未达到产生国家的程度，正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所以，句吴社会的只是带有某些国家特征而实际又类似的部落联盟，并且表现在当时吴国国家机构还不完备上。

社会经济的制约，所以，句吴社会的只是带有某些国家特征而实际又类似的部落联盟，并且表现在当时吴国国家机构还不完备上。句吴上层机构中虽有除“王”之外，还有诸如“行人”、“大宰”、“御士”、“太子”等之类的另行官名，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机构的话，还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可是，只见记载的“吴王刚猛而毅，能行其令”、“备刑戮以辱其不励者，令各轻其死”等这些处罚，也好像只是为军事而已。至于如何加强教育、经济管理、伦理道德更是了无踪迹，这种现象正好说明句吴国家机构尚未健全。

也许有人要问：吴自寿梦起，开始强大，到夫差时更是勃然而兴，难道还不是国家吗？的确，自太伯起到寿梦前的四五百年间，吴默默无闻，为什么到了春秋末年就勃然而兴呢？应该说这是有一系列的偶然造成的，尤其是在某种落后观念支配下，句吴不但全民皆兵，而且还能发挥巨大战斗力，加上外来人员入巫臣、孙吴等人的辅助以及中原大国内乱，无力外争的句局面，造成句吴一时间快速发展的绝好机遇。故而句吴的很快灭亡，夫差虽然应负很大责任，但句吴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当时的经济非常脆弱，不能为大规模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无完备的官僚机构来维系人际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等，于是，一旦遇到挫折，便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