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需一词是经济学上的词汇，一般是指受价格波动影响比较小的货品。刚性需求曲线在理论上是一条直线，即不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比如食盐，它不仅是必需品，并且不存在可替代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深圳社会工作在这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逐渐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服务才能成为刚需。现实情况如何呢，从社区角度看，青少年、妇女、老年人等服务都在没有社工服务的时候，一直由社区老年人协会、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承担，在建立党群服务中心以后，逐渐由社工负责，这是在做的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这种带有馈赠式的服务是否逐渐成为民众的刚需呢？
今天笔者去社区加班，路上遇到服务的老人，这位八十多岁的叔叔看见我和往常不同，没有打招呼直接拉着我的手问我：“你是不是要调走了？不要调走啊。”我立即说我没有调走，还会继续做，但我是心虚的，考虑到未来的生活，已经报考了事业单位考试，也在四处打听传媒行业的招聘。毫无疑问，对于这位叔叔来说社工已经一定程度上成为他需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种结果的发生并不是社工送了多少礼物给他，也不是吃了多少蛋糕和水果，参加了多少场手工小组或者义诊服务。作为身价千万的他，并不是很需要这种服务，但他是老年人社会组织的一员，由于工作站的态度比较强硬，他们有什么需求只能寄希望于领导的“恩赐”，在社工进驻社区以后，我着手处理社区社会组织的事务。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工作站和居委会沟通，作为第三方，社区的项目由我负责，在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的前提下，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加上和工作站关系比较融洽，作为桥梁，我让他们双方都能开诚布公地谈话。一方面，工作站不会觉得政策难以执行，另一方面，社区老年人社会组织觉得有个为他们说话而且靠谱的人。这是作为一个有良好参与意识的居民的需求，我的服务满足了他的需求，他担心我离开后会来一个抑或唯唯诺诺不肯为他们说话的人，抑或水平太低不能和工作站有效沟通的人，我明确记得由于年纪太大和家庭富裕，他没有接受过我的任何“礼物”，也没有精力参加那些可替代性极强的活动。
那么，横向来看，深圳社会工作在深圳的表现明显是差强人意的。首先是服务不接地气，受到行业人员流动太大，门槛太低的影响，从业人员经验浅，素质不高，对社会政策不了解，对科学工作方法没掌握，只能开展一些手工、节庆类、表演类的活动，这种馈赠式的服务由来已久，锦上添花的东西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社区融合，提升居民的能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所以会出现：第一次收到你发的礼品时会感恩戴德，非常开心。经过几次以后，他们认为免费的福利就应该是他的，不给反而是你的错。居民这时候意识不到你是在帮他，是在提供专业服务。据了解，社区提供的服务层次特别表面化，容易被人替代，关键的服务做不到位，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机构领导层又赶指标，没那个觉悟，最后导致大家都不满意。而其他由社工运营的社会组织则沦为了拿小项目的工具，有个督导开了个机构，就是专门去社区开展讲座，一场收费四五千，报价特别高，开口就是问政府要钱做项目，基层领导无比反感，却又无可奈何，既然你的讲座做的这么好，为什么不进行市场化运作，“新东方”能成功，你为何不能。好的服务就是凝结了大量的劳动时间的，具有一定的劳动价值，应该用报酬对他表示尊敬，如果只是馈赠，免费的形式，只会让人误解，也给财政增添压力。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纵向来看，深圳社工发展十年时间，只是在构建行业中做出了努力，但对服务本身没有质的提升，都是在建立而没有提升。时间上的效率低下，直接影响到服务质量的提升，还是通过理论与文书作为评估的依据，也作为向购买方展示的依据，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直接导致一线社工待遇偏低，水平跟不上。民众一直接受的都是这种馈赠式的服务，而且受到合同的影响，服务经常被中断，人员也经常更换，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游戏运营几个月就换了服务器，那还有人玩嘛？做人的服务，居民对社工员才有感情和需求，而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让人信赖的，诚然，培养一个社工员需要时间，但更换的成本远远大于机构省那一个月的工资的成本。或许对于机构来说，少一个人就能省一笔钱，但对行业来说，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
综上所述，深圳社会工作服务之所以没有成为刚需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购买方定位不清晰，专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方向不对。作为官方服务的补充剂，社工服务没有作为第三方成为社会的润滑剂和桥梁，更多地是遵循购买方的意志。本来社工的产生就是为了完成官方不能完成的一些事务，而社工本身成为了官方管理的一个事务，而且这种管理极为僵化，导致社工没有足够的自由发挥作用，可以说这是服务无法提升的根本原因。而学界的意见没有影响到决策层的决策，导致迟迟无法发展。
其次，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社区工作趋向于僵化死板，流于形式化表面化，缺少薪资保障，社工员逐渐觊觎项目的补贴和分成，于是在本职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又没有很好地利用好项目比较灵活的优势提升专业。所以能看到很多“长者生日会”，“社区邻里节”“跳蚤市场”“换书活动”“社区义诊”“养生讲座”这样非常简单的项目，往往追求的是易操作，易展现，其他有专业水准的项目少而且得不到宣传。岗位社工就更不必说，大部分基本成为打杂工，这种打杂的现象要持续多久真是遥遥无期了。
另外，社工机构由于规模和进入行业时间的原因，大部分机构资金匮乏，实力偏弱，很多机构都是想着“空手套白狼”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转行，这种现象普遍而且严重，所以民非企不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运营，而是以企业求生存的形式运营的，机构高层想着怎么发家致富，而不是在专业上占有一席之地，或者实现专业报复。于是乎，在管理上越来越像企业和某些单位，越来越僵化和官僚，这样必然会加剧人员的流失。在道德操守上也越来越低，大部分资金要么用于公关，要么截留资金，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而且得到容忍。在专业上，只是保证文书和指标的完成，所以没有机构的专业操守，下面的人又怎么找得到方向呢。
最后，社工本身在市场经济特别是深圳这种高压力下是没有什么发展空间的。理论的不谈，一个社工员一个月三四千块钱无论关内关外都会过着让人近乎绝望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说完全是自己“作的”。在学校接受的“没水平”的教育也让他们普遍专业能力低下，又没有学习的途径，摸索中只会更加迷失自己。所以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迫在眉睫，加强理论研究，找到服务转变的方向最为关键。
提升行业门槛，放慢发展步伐，不要搞一刀切，大锅饭，淘汰冗员，静下心来培养现在的人才才是扭转败局的关键。很明显，相比较于其他行业，深圳社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无论怎么阿Q精神，行业在逐渐僵化，人才在大量流失，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这时候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由上而下地转型，只会继续老问题，然后逐渐让购买方失去投资的兴趣，或是放弃，或是被收编，这两种结果无论从哪里看都会导致专业最终消失，因为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为主的专业。
（本贴只是用于交流，很多是自己从业三年的观察与经验，没有出示数据，请不要深究，如果有共鸣可以讨论）
今天笔者去社区加班，路上遇到服务的老人，这位八十多岁的叔叔看见我和往常不同，没有打招呼直接拉着我的手问我：“你是不是要调走了？不要调走啊。”我立即说我没有调走，还会继续做，但我是心虚的，考虑到未来的生活，已经报考了事业单位考试，也在四处打听传媒行业的招聘。毫无疑问，对于这位叔叔来说社工已经一定程度上成为他需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种结果的发生并不是社工送了多少礼物给他，也不是吃了多少蛋糕和水果，参加了多少场手工小组或者义诊服务。作为身价千万的他，并不是很需要这种服务，但他是老年人社会组织的一员，由于工作站的态度比较强硬，他们有什么需求只能寄希望于领导的“恩赐”，在社工进驻社区以后，我着手处理社区社会组织的事务。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工作站和居委会沟通，作为第三方，社区的项目由我负责，在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的前提下，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加上和工作站关系比较融洽，作为桥梁，我让他们双方都能开诚布公地谈话。一方面，工作站不会觉得政策难以执行，另一方面，社区老年人社会组织觉得有个为他们说话而且靠谱的人。这是作为一个有良好参与意识的居民的需求，我的服务满足了他的需求，他担心我离开后会来一个抑或唯唯诺诺不肯为他们说话的人，抑或水平太低不能和工作站有效沟通的人，我明确记得由于年纪太大和家庭富裕，他没有接受过我的任何“礼物”，也没有精力参加那些可替代性极强的活动。
那么，横向来看，深圳社会工作在深圳的表现明显是差强人意的。首先是服务不接地气，受到行业人员流动太大，门槛太低的影响，从业人员经验浅，素质不高，对社会政策不了解，对科学工作方法没掌握，只能开展一些手工、节庆类、表演类的活动，这种馈赠式的服务由来已久，锦上添花的东西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社区融合，提升居民的能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所以会出现：第一次收到你发的礼品时会感恩戴德，非常开心。经过几次以后，他们认为免费的福利就应该是他的，不给反而是你的错。居民这时候意识不到你是在帮他，是在提供专业服务。据了解，社区提供的服务层次特别表面化，容易被人替代，关键的服务做不到位，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机构领导层又赶指标，没那个觉悟，最后导致大家都不满意。而其他由社工运营的社会组织则沦为了拿小项目的工具，有个督导开了个机构，就是专门去社区开展讲座，一场收费四五千，报价特别高，开口就是问政府要钱做项目，基层领导无比反感，却又无可奈何，既然你的讲座做的这么好，为什么不进行市场化运作，“新东方”能成功，你为何不能。好的服务就是凝结了大量的劳动时间的，具有一定的劳动价值，应该用报酬对他表示尊敬，如果只是馈赠，免费的形式，只会让人误解，也给财政增添压力。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纵向来看，深圳社工发展十年时间，只是在构建行业中做出了努力，但对服务本身没有质的提升，都是在建立而没有提升。时间上的效率低下，直接影响到服务质量的提升，还是通过理论与文书作为评估的依据，也作为向购买方展示的依据，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直接导致一线社工待遇偏低，水平跟不上。民众一直接受的都是这种馈赠式的服务，而且受到合同的影响，服务经常被中断，人员也经常更换，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游戏运营几个月就换了服务器，那还有人玩嘛？做人的服务，居民对社工员才有感情和需求，而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让人信赖的，诚然，培养一个社工员需要时间，但更换的成本远远大于机构省那一个月的工资的成本。或许对于机构来说，少一个人就能省一笔钱，但对行业来说，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
综上所述，深圳社会工作服务之所以没有成为刚需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购买方定位不清晰，专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方向不对。作为官方服务的补充剂，社工服务没有作为第三方成为社会的润滑剂和桥梁，更多地是遵循购买方的意志。本来社工的产生就是为了完成官方不能完成的一些事务，而社工本身成为了官方管理的一个事务，而且这种管理极为僵化，导致社工没有足够的自由发挥作用，可以说这是服务无法提升的根本原因。而学界的意见没有影响到决策层的决策，导致迟迟无法发展。
其次，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社区工作趋向于僵化死板，流于形式化表面化，缺少薪资保障，社工员逐渐觊觎项目的补贴和分成，于是在本职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又没有很好地利用好项目比较灵活的优势提升专业。所以能看到很多“长者生日会”，“社区邻里节”“跳蚤市场”“换书活动”“社区义诊”“养生讲座”这样非常简单的项目，往往追求的是易操作，易展现，其他有专业水准的项目少而且得不到宣传。岗位社工就更不必说，大部分基本成为打杂工，这种打杂的现象要持续多久真是遥遥无期了。
另外，社工机构由于规模和进入行业时间的原因，大部分机构资金匮乏，实力偏弱，很多机构都是想着“空手套白狼”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转行，这种现象普遍而且严重，所以民非企不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运营，而是以企业求生存的形式运营的，机构高层想着怎么发家致富，而不是在专业上占有一席之地，或者实现专业报复。于是乎，在管理上越来越像企业和某些单位，越来越僵化和官僚，这样必然会加剧人员的流失。在道德操守上也越来越低，大部分资金要么用于公关，要么截留资金，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而且得到容忍。在专业上，只是保证文书和指标的完成，所以没有机构的专业操守，下面的人又怎么找得到方向呢。
最后，社工本身在市场经济特别是深圳这种高压力下是没有什么发展空间的。理论的不谈，一个社工员一个月三四千块钱无论关内关外都会过着让人近乎绝望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说完全是自己“作的”。在学校接受的“没水平”的教育也让他们普遍专业能力低下，又没有学习的途径，摸索中只会更加迷失自己。所以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迫在眉睫，加强理论研究，找到服务转变的方向最为关键。
提升行业门槛，放慢发展步伐，不要搞一刀切，大锅饭，淘汰冗员，静下心来培养现在的人才才是扭转败局的关键。很明显，相比较于其他行业，深圳社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无论怎么阿Q精神，行业在逐渐僵化，人才在大量流失，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这时候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由上而下地转型，只会继续老问题，然后逐渐让购买方失去投资的兴趣，或是放弃，或是被收编，这两种结果无论从哪里看都会导致专业最终消失，因为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为主的专业。
（本贴只是用于交流，很多是自己从业三年的观察与经验，没有出示数据，请不要深究，如果有共鸣可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