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颇有才，文武双全。康熙五十七年，皇十四子贝子允禵，任抚远大将军西证，以年羹尧努力供应军需可嘉，升任四川总督，仍管巡抚事。康熙六十年又任川陕总督。这时，他虽然在汉军旗人中已崭露头角，以“办事明敏”著称，但主要是为西征军办理后勤事务。
雍正帝即位后，年羹尧的地位和权势才迅速上升。元年正月，有旨命年羹尧来京“商酌地方情形”。当时，西边形势严竣而复杂。主持西路军务的前任大将军允禵、现任大将军延信，在雍正帝看来，都是对皇权有威胁的极不可靠之人。因此，西边情形必须同年羹尧“商酌”，并赋以重任。是年三月，叙年羹尧以前功绩，加太保官衔，封三等公。五月，命年羹尧调度西路军事，凡调遣军兵、动用粮晌等“一切事务”均交年羹尧办理。九月，罗卜藏丹津公开叛乱，命年羹尧出兵征讨。十月，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晋二等公。二年三月，因青海平定，晋一等公。朱谕称：“十年以来，从未立此奇功”；“总之皆你一人的好处”。这时，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恩遇、宠信，年羹尧的地位、权势，都达到了顶点。
年羹尧在顶峰上仅呆了六、七个月。雍正二年的秋冬之交是年羹尧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的转折点。这年九月，年羹尧奉命来京。十月十一日入宫陛见。在京一月有余。这期间，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年羹尧刚离京，雍正帝就在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上朱批：“年羹尧今来陛见，不知精神不加，不知功高自满，有许多联不取处。”现已“被联看破”，“非无瑕之器”，“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情状。”(2)十二月，年羹尧抵西安后，折奏：“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抵自增其想谬。返己们心，惶汗交集。”对此，雍正帝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朱批：“凡人巨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思为仇。”“尔等功臣，一颜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致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机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读此朱批，年羹尧回奏称：“寝食不宁，自怨自责，几无地自容。”(3)
雍正帝为人果决，既对年羹尧已经“看破”，就决不犹豫。三年二月，他命人口传谕旨：“你下旨与年羹尧，怎么连他也不知道联呢？着他回奏。”这段谕旨有些费解，总之是对年羹尧表示失望。年羹尧故意装胡涂，回奏：“惊闻传谕，恐惧汗流，清明自指示。”朱批：“还要如何指示明白”

年羹尧确有功劳。他的功劳正如前文简述，主要在军事方面。
与此同时，年羹尧的贪婪也是一贯的。他一旱就利用巡抚、总督职权侵蚀军需、勒索属员、私占盐窝、擅增盐引、卖茶贩木，不择手段地贪财谋利。例如，在青海平叛战争期间，郭莽寺被剿灭，总兵黄喜林奉命将所得金佛、珠宝、金银、狐皮、绸缎等装载四十余车，交一与年府管家魏之耀。(5)十余年间，他聚集起巨大的财官‘当他被迫离开西安赴杭州将军任时，知道已经失宠，大祸即将临头，急忙疏散隐匿资财，用载重一千三百斤的骡车二百三十三辆装满财物，分赴京城、直隶、湖广、江南、四川、宁夏、山西、山东、兰州等地。(6)他在直隶各州县还置有田地二百九十七顷、房屋一千二百余间。仅在保定房产中，就藏有银五万余两、金首饰三十四斤、银首饰二百八十六斤，及箱、及箱、匣、綑包等四百三十一件。(7)仅隐匿在西安知府赵世朗家中的，就有皮箱二百五十件、板箱等二百三十一件。(8)应该说，象年羹尧这样贪婪的方面大员，在康熙朝后期比比皆是。但在雍正帝即位后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污之时，作为“藩邸旧人”对主子的思想作风颇为了解的年羹尧，仍然如此肆无忌禅，只能说是恃功骄纵，利令智昏。
年羹尧是恃功骄纵，还表现在借口循允禵“大将军毛”旧例，摆排场，耍威风，“僭越”，“狂悖”。如：辕门鼓厅、公馆墙壁俱画四爪龙。西安同城各官俱不许打锣放炮。出署时令百姓黄土填道。以御前侍卫摆队，前引后随，执鞭坠橙。属员送礼称“恭进”，与人物品曰“赐”，各属察谢称“谢恩”，新到属官由旧员领参早“引见”。行文督抚书官书名，与内阁公文封套大书“右仰内阁”。令蒙古郡王额附下跪。曾任布政使、同是“藩邸旧人”的戴铎等进见时，俱令在地上坐。等等。确实是大将军八而威风，有些忘乎所以。
从雍正二年春季起，随着功高爵显，权威愈重，年羹尧的野心也急剧膨胀。当时，朝廷亲贵都很迷信，星相、算命、占卜、堪舆、图谶一类颇有市场。在康熙后期和雍正初年，常有一些道士、喇嘛、术士、巫师、看相者、算命人出入有政治野心的王公贵族府中，讲预言，说天意，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危害皇朝稳定的政治事件。年羹尧处也豢养着静一道人曹涛安和术士邹鲁。他们找到一条“图谶碑记”：“赤云飞上陇头山，此日江分九鼎逢。纪岁木火，毕当承运。”解释说：分九鼎者，天下大乱也。纪岁为年，年羹尧当承运为帝。本火为乙丙，岁在丙午(雍正四年)，正宜起手。三月初一日发动，“万方俱利”。年羹尧对此深信不疑。他还宣称白己住房上有“王气“出现，出生时“金光满室”。还认为，如果天下大乱，他“据天下上流。更兼兵强马壮，谁人敢当。”(9)这时。年羹尧的“狂悖”已发展到“谋为不轨”。他已从皇权的支柱、国家的栋梁变成了朝廷的威胁。这当然是雍正帝绝对不能容忍的。

雍正帝在全国是遍置耳目的。各省主要官员有义务将所见所闻随时密奏。陕西是八旗文武官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安是西路军的后方，是有名的是非之地。年羹尧的所作所为，雍正帝当有耳闻。二年九月命年羹尧入京陛见之举，意在当面考察。
年羹尧毫不醒悟。进京途中，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迎送。“一路垫道浦桥，省石平路。行台相望，堂官幕宾皆设公馆。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其辕门行走之人俱恃公府之名欺压平民，甚至逼死。”(10)在保定时，故意向李维钧透露：“明年三、四月间，朝内必然有事，你是汉人不知道。”又攻击怡亲王允祥，说：怡亲工第宅外观宏厂而内草率不堪，“矫情违意，其志可见”。(11)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见雍正帝时，“御前箕坐，无人巨礼”：“奏对错乱，举止乖张”。又举荐非人，引起雍正帝极大不满，认定年羹尧“逞奸纳贿”、“揽权施势”。这其中有一个岳周事件。
岳周，时任工部郎中，拖欠工部钱粮。廉亲王允祀管工部，帮以银数千两，使其免受处分。岳周又以银二万两请託年羹尧荐伊为布政使。这时，雍正帝同允祀集团的斗争已进入最后阶段。雍正帝认为，允祀支持岳周，帮银完欠，意在收买人心，“沽名邀誉”。如将岳周升任布政使，岂不证明允祀宽仁爱才，“自居于是，而以不是归之于联”。(12)年羹尧是举世公认最受宠信的朝廷柱石，为了区区二万两银子竟然分不清大是大非，帮助皇帝政敌。如此行径，无怪乎雍正帝斥之为“悖谬乖张”、“昏馈之极”。以致雍正帝不能不怀疑，年羹尧是真诚忠于自己，还是利用皇室内部斗争投机，为自己的政治野心服务。更何况雍正帝一是个猜忌心很强的人!
康熙帝的皇十四子允禵同雍正帝本是一母同胞，很早就同允祀等结成一党，进行了多年的夺嫡谋皇位的斗争。此人的特点，据雍正帝说是“胡涂急暴”、“行事狂妄”。康熙晚年，因为当了大将军，受重视，曾私以皇储自居。雍正帝即位后，虽对他严加防范，究因是同母兄弟，处置时与对允祀、允禟不同。雍正帝对其回心转意、效法怡亲王允祥，还寄以期望。而年羹尧为了迎合、投机，对允禵曾编造罪状，落井下石。当时，雍正帝是相信的。出了岳周事件，雍正帝不能不怀疑年羹尧的用心了。皇亲国戚法海也有类似诬陷允禵的事情，四年十二月被治罪，雍正帝称其“居心奸险，罪恶显然”。(13)这八个字大概同样也适用于年羹尧。

年羹尧在京月余，雍正帝给了他一个“不纯”的总评。这说明，对年羹尧种种“悖逆”行为，雍正帝早有所闻，当面考察，证明传闻不虚。年羹尧既已成为皇权的威胁，就必须认真对待，予以铲除。有的材料证明，年羹尧在京时，雍正帝就对年羹尧可能“妄动”一事有所估量，对是否将其留在京城不放回陕西作了认真的考虑。五年四月，雍正帝的政敌允祀集团已经清除，隆科多、年羹尧对皇权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朋党”清除，政局稳定，他颇为得意地回顾雍正二年冬季的形势，谕称：“联之不提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14)事实正与此相反，为了对付年羹尧，他很费了一番心思。在雍正二年冬，同允祀集团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雍正帝可以放手对付年羹尧。可能，雍正帝已了解年羹尧所定“起手”时间是雍正四年三月初一日，还有一年多时间，可以从容部署。
对雍正帝来说，年羹尧问题的必须解决，不仅因为年羹尧有颇大的政治野心，还在于他拥有不可小视的实力。作为大将军，年羹尧有权调动西路八旗官兵。作为川陕总督，他统率着川、陕、甘号称绿营精锐的十万大军。年羹尧经营川陕已十余年。他控制部分盐、茶、木材的生产和贸易，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皇帝信任，川陕的巡抚、提督、总兵官多由他保举，文官司道以下、武官副将以下，由他就近题补，不需引见，致有“年选”之称，使其亲信党羽、门生故旧布满川陕。所以，他敢说：“我有川陕之权，牢不可破”。(15)
为对付年羹尧，雍正帝首先做了两件事：造舆论，打招呼。
鉴于自己曾对年羹尧宠信无比，言听计从，已为举国共知，雍正帝要逐步改变人们的印象。二年十一月，年羹尧还在京，雍正帝故意谕责夸大年羹尧权势的种种“浮言”，说：近日赏兵，有谣言称系年羹尧所请；前有谕旨发阿灵阿、揆叙之奸，亦有疑系年羹尧所奏。“夫联岂动冲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联出者。妄谬悖乱，一至于此，深可痛恨!”(16)三年正月，因被革职议罪之四川巡抚蔡挺原系年羹尧参劾，特意将其免罪，升授左都御史，谕称：“若将蔡诞置之于法，人必一以联为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挺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17)同月，年羹尧参劾释传道金南瑛，以金南瑛曾经怡亲王允祥奏荐，年羹尧“邃行题参，必有错误”，不许。(18)二月间，因青海蒙古部落受灾，谕责年羹尧赈济不力，如该部落有人流入准噶尔部，“肤必重治尔罪”。(19)以上，都是公开发布的谕旨，目的是向全国传达一个信息：年羹尧已经失宠。风向变了。

与此同时，雍正帝还通过在地方大员的密折朱批，!句他们打招呼。二年十一月间，谕直隶总督李维钧：“近者年羹尧奏对事，联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肤今既少疑年羹尧，亦明示联意，卿知道了，当远者，不必令觉，渐渐远些好。”谕四川巡抚王景灏：年羹尧来陛见，“有许多联不取处”，“你虽系他荐举，乃你自勉与肤恩之所致”。既为相等之封疆大臣，应同者同之，当异者异之。”又明确告诫：尔宜“幅然醒悟”，毋“首鼠两端”。李维钧、王景灏都是同年羹尧关系密切，被认为是“年党”的，所以最先打招呼，意在分化瓦解。三年三月，谕镇海将军署江苏巡抚何天培：“年羹尧作威作福，深负联恩，尔当绝迹远之。否则，不特无益，而仅受其害也。”(20)限于篇幅，似此事例不再列举。
作好了准备，只待寻找机会。年羹尧在本章上的一个文字错误，为雍正帝提供了整治的借口。
雍正三年二月间，雍正帝曾命陕西巡抚石文掉向年羹尧口传谕旨：若在军前办理军务，自当照大将军体统行事。今既在省城，你到去仍照督抚平行。(21)这样，年羹尧在西安实际上被免去了大将军。到四月十二日，因有本章错误，又有妄举胡期恒、妄参金南瑛、于青海蒙古赈灾不力等错误，谕责其“怠玩”、“昏愦”，免其川陕总督之任，调补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离西安，“雍正帝一方面命新任总督岳钟琪等促其速行，如有官民具呈保留年羹尧者，严拿治罪；命河南巡抚田文镜等密访年羹尧疏散财物情形；另方面又在朱批中对年羹尧讽刺、调侃，有意使其进退两难。当年羹尧奏谢调补杭州将军折到京。雍正帝朱批：“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22)年羹尧果然奏言：既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有旨责其：逗留中途，旷废职守，迁延观望，不知何心。”(23)与此同时，雍正帝还发动群臣检举，对年党更是严令迫促。
当年羹尧的罪行接连暴露后，雍正帝即于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削去其太保官衔。七月二十日，降为二等公。二十五口，降为三等公。二十七日，革退杭州将军，降为闲散章京。八月初十日，降为一等子。二十四日，降为一等男。二十六日，降为一等轻车都尉。九月二十二日，将其所有职衔俱革去，锁拿进京治罪。年羹尧自一等公递降为庶民，凡六十二天。这时，距年羹尧就任大将军时整二年。
七月间，内阁九卿等在朝官员合词劾奏年羹尧诸般罪款，应加诛以正国法。雍正帝考虑到，“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命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各秉公心，各抒己见”，以求“金谋画一”。至十二月，各地官员陆续回奏，“众议皆同”。于是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应“立正典刑”。但雍正帝心中有数：年羹尧曾有大功，其谋反叛逆之事尚属密室议论，并未付诸行动。仍有重要官员对处死年羹尧有不同意见，被他视为“汉人领袖”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就奏请“保全”。所以，他还在犹豫。据其自称是“宽意已定”。这时，“虎入年家”的事情发生了，“天意”促使他作出了决定。于是，年羹尧从宽令其自裁。其子年富处斩，其余十五岁以上者发边卫充军。父、兄免连坐。

年羹尧被处死，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从功臣到罪人，确系“恃功骄纵”所致。对此，雍正帝也并非没有责任。
年羹尧确实有才，可任繁剧，但身兼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二要职，集西北军政财经大权于一身，权势太重，必致尾大不掉。
年羹尧有功，应该奖赏，但奖赏未免太多太过。在一年多时间里，加太保衔，任大将军，封一等公，加一等子世职，又加一等男世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其他各种赏赐络绎不绝。接二连三的朱谕夸赞，有的到了肉麻的程度。元年九月，年羹尧奏报陕西丰收，朱批：“真正可喜之事。有你这样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苍如此之佑，但联福薄，不能得如你之十来人也。”(24)二年正月，年羹尧奏谢赐四团龙貂挂，朱批：“朕不为出色皇帝，不能酬谢尔之待肤。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联之知遇。”(25)青海平定，雍正帝发誓：“朕此生若负了你，从开辟以来未有如联之负心之人也。”“肤一切赏罚，若有一点作用笼络，将人作犬马待的心，自己亦成犬马之主矣。”(26)又说：“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据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据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27)听了皇帝的这些甜言蜜语，年羹尧那得不飘飘然。
在飘飘然中，年羹尧忘记了雍正帝的为人。
雍正帝有他的人才观和一整套用人标准。他重才，要求官员皆精明能干，反对沽名邀誉的“巧宦”、“清官”和无所作为的“木偶”。但也更重德，即要求臣下绝对忠于自己，“必诚必敬”、“毋隐毋欺”。所谓“君臣一心”、“为人臣者当唯知有君”、“以君之好恶为好恶”，“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这就是“守较才尤当为要”的道理。他表彰怡亲王允祥的八个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代表了他的人才观。
为了整顿康熙晚年腐败因循的吏治，雍正帝对臣下的要求是严格的。从自己的威望考虑，他对“落邸旧人”和亲自破格提升的官员，要求更为严格。元年二月，命科道官留心察访，如有“旧人”在外招摇，生事不法者，随时密奏。他也亲自告诫这些人要维护“旧人体面”，“莫负朕恩，莫夺朕之颜面”。否则，严加治罪。
雍正帝很自负，他承认自己虽然“才德远不及我皇考”，但他中年登。“在藩邸阅历四十余年，人情世态无不周知，亦非可以欺隐蒙蔽者”。(28)所以，他自认：“朕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不为庸愚下流之主”。由于实行密折制度，他的耳目甚多，想要蒙骗他很难，也是他深痛恶绝的，雍正帝的自尊心极强，很讲究“颜面”、“体面”。这是他性格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有人既不法，又欺隐，而这人又是极受宠信的“旧人”，使他大伤“颜面”，他在气恼愤很之时，就会“返恩为仇”。对年羹尧就是如此。
雍正帝的“藩邸旧人”并不多，年羹尧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他是科举正途，翰林出身既能从政、理财，又能治军。他于康熙四十八年胤禛封雍亲王时即归属门下，(29)同雍正帝多年相处，又是郎舅至亲，年龄相当，(30)彼此相知，按理，他应同雍正帝一心一德，永作朝廷柱石。雍正帝也曾这样期许，以能有这样出色的“旧人”而自豪。接二连三的高官厚禄，不计其数的赏赐和朱谕中的夸赞，不仅为了拉拢年羹尧，也是做给满朝文武看的，还有点向政敌允祀集团示威的意味。当突然发现年羹尧完全不是期望的那样，雍正帝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爱极转化为恨极。于是在一连串的朱谕中，时而骂他“**不如”、“狗彘之类”，。气极败坏：时而说自己“愧而下泣”、‘心寒之极”，痛心疾首。他又一次同年羹尧发誓：“上苍在上，联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肤，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31)雍正帝情绪激动，年羹尧是非死不可了。即使年羹尧“伏地哀鸣”，“求主子饶了巨”，“留下这一个犬马”，(32)也无济于事。
雍正三年五月，雍正帝就隆科多、年羹尧间题对满朝文武有一长篇谕旨，颇能表明他的心情：“朕视为一体，伊等竞怀二心。朕予以殊荣，伊等乃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陷朕于不明。联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竞无辞以谢天下，唯有自咎而已。”(33)这段话里，承认“辨之不早，宠之太过”，算是雍正帝作的一点自我批评。

那年月北京城周围还能有老虎？

明明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年羹尧不是满人，军功又太大，又没有什么軍官势力制衡，已成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局面。年羹尧不死谁死？

明代王嘉漠颇好寻游，他在《蓟丘集》中描绘：“（北山）兽有虎、豹、奇狸、狼、野干、白驳、豪猪、兔、狍。”明初《皇都大一统赋》则称：京“有珍禽异兽，则若鹰鸇鸿鹄，熊猿雉兔，虎豹麝鹿，翱翔郊薮，驰驱林谷。随取而获，应捕成触。”明末《皇陵琐记》记载：“出德胜口，道野荒凉，忽见虎迹出没于林中，路人皆心恐神惧而不得前行。”
清代《京西杂记》中则有“过雁翅，偶闻虎啸，令人悚然，迂路而回”的描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宛平县志》也记载宛平北部西部兽有虎、豹。光绪年间的《燕山随记》中有“燕山有虎豹，乡民惧之，初秋时，聚众猎虎而得。”1914年的《密云县志》曾记载密云县北部山区有虎、豹、狼、野猪出没。

功高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