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兴县人物传略

2 蒋少游蒋少游（？～501）　乐安博昌人。乐安博昌原属南朝刘宋朝管辖，后被北朝魏攻占。皇兴三年（469），北魏将掳掠的南朝民户强行迁徙于北魏的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平齐户”，置平齐郡进行统治。他作为“平齐户”被迁徙于平城，又被配往云中服兵役。他被俘前，青齐文化圈闻人蔚起，良好的教育与濡染因素，使其具备了创造的条件，为以后仕途显达，“兼善天下”提供了可能。由于他“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户籍）犹在镇（指云中兵营）。后被召为中书（省）写书（抄写）生”。佣书出名入仕后，成了誊写朝廷文籍档案的书家。抄书使其成了著名的书法家，书体又成为后来的“魏碑体”，为日后书家所追摹。他在抄书为生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类典籍，才学过人。继而，受到名高望重的汉人大臣高允的知遇，由高允与李冲对他的出身做出证明，低贱“平齐户”出身的蒋少游，得到文明皇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的重视，不断被召见并委以重任。他主持设计制定朝中褒衣博带样式冠冕制度，其后，大行于世。不仅北魏辖地流行褒衣博带式汉族服装，地处国都附近的云冈石窟的佛像，自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石窟中的佛像服装也都雕成褒衣博带式。 他负责主持并亲自规划设计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如皇帝太庙、宫禁、陵寝、迁都建都、苑囿池沼、水利工程、佛寺庙宇、石窟艺术、舟车制造、朝服衣冠等等。他模仿中原传统文化设计，在魏晋故宫废墟营建北魏都城，用平城及建康（今南京）城样式建造洛阳新城。随即，洛阳成为当时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世界大都市。北魏洛阳城是中国的文明成就民族融合的结果，是隋唐乃至以后整个封建王朝都城建设制度的前驱，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设计营造太庙、太极殿、华林池沼、改造金庸门楼等，世誉“研美”。还主持建造“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的静轮天宫，高20余丈的白台，高达千尺的九层佛塔，和“楼观出云”“重楼起雾”的高级住宅。蒋少游活动的年代，正是北魏皇室先在平城云冈，后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并先后在平城和洛阳大造寺塔的高潮时期，他以“善画人物及雕刻”著称，身兼将作大匠（工程总指挥。掌宫室、宗庙、陵寝等的土木营建，包括建筑的装饰、雕塑、绘画、日常生活用品等。甚至包括金、玉、织造、刺绣等手工艺品的制造。二品大员）的蒋少游，或许领导、参与过这些工程。他在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等方面多有建树；同时，他的书法艺术也颇负盛 名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少游敏慧机巧，工画，善行、草书。”清阮元“南北书派论”列蒋少游为北朝书家著名者。《水经注·卷十三·漯水》载：“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对于蒋少游的为人和艺术上的功绩，《魏书》曾记载其：“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虽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剞劂绳尺，碎剧匆匆，徙倚园湖城殿之侧，识者为之叹慨。而乃坦尔为己任，不告疲耻。”“少游又为太极立模笵，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表现了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他曾先后充任（或兼任）散骑侍郎、都水使者、前将军、将作大匠、太常少卿等官职。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逝世，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质。事迹见《北史》本传、《魏书》本传以及《南史》崔祖思传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和出版史、绘画史、建筑史等典籍。撰有诗文集10余卷

3 任　昉任昉（460～508）　字彦昇，小名阿堆。汉御史大夫任敖之后。任昉出身清显，祖上是山东乐安郡博昌县（今山东博兴）的世族。晋东渡以后，在南兖州（今扬州）侨置博昌县，任家世代居此。任氏一门多人担任过清显的官职。任昉父任遥，齐中散大夫。任昉的母族是闻喜裴氏，也是著族，与武穆裴皇后是本家。任昉与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裴子野是从中表。任母见识高明，品德高尚。任昉从小受到母亲的期待和影响，奉母尽孝，得到从中表文惠太子、竟陵王的赏识。“昉”字出自齐语，暗寓了任昉出自北地高门。“昇”是展名成字，“彦”是美士的意思，六朝人自以风流相激赏，大都喜欢以彦为字。任昉小名阿堆，“堆”也是个俗字，其间可能暗含了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之义，寄寓了家族对他的期望。任昉出身一般的北方贵族家庭，因为容貌出众，爱好学习，孝敬长辈，被乡里同族、长辈所称道。16岁即应州府的征召，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得到王俭等人的赏识和提拔，由此踏上仕途，经历了宋、齐、梁三朝，一生共担任过23个职务。寿命不长，晚年显赫，南朝的士子，很多都得到他的奖掖和提携。任昉生逢乱世，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在刘宋，他被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后为奉朝请，征北将军刘景素行参军，太学博士。在萧齐，先见遇于王俭、萧子良兄弟，然而王俭与萧氏兄弟失和，又朝齐明帝萧鸾猜忌，不得不投靠东昏侯朝中的太监梅虫儿，先后担任卫将军王俭丹阳尹主簿、司徒竟陵王刑狱参军事、齐武帝尚书殿中郎、司徒竟陵王萧子良记室参军、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东宫书记、东昏侯仪曹郎、东昏侯中书侍郎、司徒晋安王萧宝义右长、骠骑大将军萧衍记室参军等职。直到南齐末年，受到萧衍的提拔，才没有再度沉浮。萧衍得势后，立即兑现当年的约定，让他做了骠骑记室参军，将他拉至幕府。登基后，又让任昉任黄门郎，跟随左右。为吏部郎中、御史中丞，为著作郎，秘书监，分别镇守义兴、新安两郡。任昉与王俭文士集团、萧子良文士集团、萧衍文士集团都有着密切的交游。他出仕之初曾在刘秉、刘景素的幕府里沉浮过一段时间，19岁进入王俭文士集团，26岁进入萧子良文士集团，42岁进入萧衍文士集团，逐渐成为梁代文士的中坚人物，为萧梁朝引荐和培养了大批人才，将永明以来所形成的文学革新理念贯穿到齐梁文学的整个过程。任昉将王俭《七志·图籍志》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土地部》中所录的地理书目与吴郡陆澄的地理书搜罗起来，整理为《地理书》《地记》，集南朝地理志之大成。任昉少时家贫，藏书不富。他年轻时开始聚书，直到死于新安任上，历时三十余年，搜得书籍一万多册，增补了当时国家、私人的藏书。他又勤奋研习自刘向、班固、挚虞、荀勖、王俭诸人书目，对于四部七略，了然于心。永元年间，任昉出任中书监，对于齐梁藏在秘阁的书籍，尽都渔猎。在霸府初开之时，篇卷淆乱之际，他能奉梁武帝之命令，广征天下坟典，亲自用四部的方法整理书籍。在南朝文献学领域有集大成之功。任昉在南朝文章学充分发达的基础上撰有《文章缘起》，总结了汉代以来文章别集和总集的编纂学成果，吸收了佛教的缘起思想，归纳了84种文体，并一一道出其本原。《文章缘起》认为，大部分文体都产生于汉代，比起那些文体源于六经或战国的论述来，更为接近文体发生的事实。同时，这一观点也是当时文章与经术对立的学风的反映，也是文章学独立的表现，代表了一种更为先进的文体学观念。《文章缘起》在著述上沿用了南朝文章学的惯例，保留了别集命名时的原有信息，为深入研究汉以来别集提供了一些线索。由于《文章缘起》的分类主要是从编纂学上来考虑，所以分类注重于文体的形式而不在内容，加之使用的一级目录分类法，所收的文体达84类之多。任昉《文章缘起》代表了当时文体学的最高成就，为萧统的《文选》确立了文体分类的基础，启发了刘勰的文原思想，是文原学和文类学的典型著作。作为齐梁诗坛一个代表性的诗人，任昉诗的显著特征是用事和属对，形成了任昉诗派。这个诗派可以考出的有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王融、刘绘、丘迟、刘苞、刘孝绰、王僧孺等人。就指事而言，任昉诗擅长于使用新的典故，而不仅仅是经典。建安诗中的指事以昭晰为能，傅咸和应，直接引经典入诗，又到了颜延之、谢庄等人，用事更为典密，更加偏向于学术化。而任昉一系诗人，由于长期经营杂史类书，受经学影响不深，就在诗中引入一些经史以外的典故，将这一诗歌体系的革新引向深入。如果以沈约诗系为参照，就能明显感受到，任昉诗系是在回归历史传统中寻找诗歌革新的道路，沈约是在学习世俗中寻找诗歌改革的道路。任笔的特点是叙事和说理功能很强，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使事用典形式丰富、恰当自然，行文缜密、委婉自如。任笔的风格受到傅咸的深刻影响。并对北齐魏收以及陈代的庾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骈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任笔是由宋代过分追求对偶用典的骈文发展到陈代的徐庾体的中介，对推动骈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任昉性至孝，父母稍感不适，衣不解带，服侍床前，汤药饮食先口尝再送到双亲口中。母去世，他在墓旁筑庐守孝，“哭泣之地，草不为生”。他为官清廉节俭，仁爱恤民。天监七年（508），任昉逝世于新安官舍，家无恒产，仅有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追赠太常卿，谥敬子。事迹见《梁书》《南史》，康熙、道光、民国《博兴县志》均有传。今人杨赛先生《任昉研究》博士论文述之甚详。

4 骆宾王（619～687）　字观光，名宾王。唐婺州义乌县（今浙江义乌市）人。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7岁即有《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被人誉为“神童”。10岁左右与母亲离开义乌，北上齐鲁，随担任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的父亲骆履元生活在一起。骆宾王就学博昌，受到淳厚的道德教育和礼义的熏陶，潜心书简，刻苦攻读，勤奋钻研，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学问得之于齐鲁为多”，而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名噪一时的诗人。他在博昌度过了六七年专心攻读的生活。在他17岁左右，父亲病逝于博昌任上，博昌的父老乡亲、故交旧友热情济助，多方扶持，使其父骨得以安寝，遗孀孤儿生活有所依托。他在父亲死后，就和母亲、弟弟在博昌寄居。骆宾王自22岁离开博昌，移家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闲居齐鲁十几年，常回博昌扫墓，看望朋友。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宦游15年后，于高宗开耀元年（681）春初，63岁时奉使燕齐，顺路重游博昌，怀着对第二故乡博昌特殊的感情，写了著名的《告博昌父老书》。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恃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乾封元年（6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上元三年（6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8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武则天有：“宰相安得失此人”之叹，她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骆宾王在兵败后，《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本事诗》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事迹见新、旧《唐书》。有《骆宾王集》传世，最早为唐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本，其书已佚。明、清两朝流行的有4卷本、6卷本和10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为后人重辑。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后出，最为完善，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5 魏邦基（1533～1610）　字休庵，号方石、一笑叟。博兴县兴福镇福旺村(原名三家村)人。康熙十二年、六十年、道光二十年、民国二十五年《博兴县志》皆将魏邦基记为魏基康熙六十年《博兴县志·人物志》载：“魏基，邑庠生，少力学，义命自安，不求仕进。明末，卜居邑东南，结茅数椽，以琴书自娱，朝无暮炊不计也。题壁云：‘一文无也只留竹，四壁萧然不卖琴。’号曰休庵，又号一笑叟。尝夜归，路遇贼夺其衣物。基曰：‘我休庵也。’贼惊曰：‘不知是魏师傅！’策蹇，送至其家。潜德感人如此！”民国二十五年《博兴县志·杂志》载：“《聊斋志异》载有名士入场作‘宝藏兴焉’文，误记水下，录毕而后悟之，料无不黜之理，作词云云。相传其人即博兴之魏基。基字休庵（见人物志——原注），惟情事略异，词亦有出入，赘录于后。基早岁游庠，后道念既深，思脱尘俗，尝于学使按临时作‘宝藏兴焉’文，领题处故顶今夫水，知无不黜之理，卷尾系词云：‘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了座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饶了俺，从今不在这泥里战。’学使阅之至此，知为异人，仍置高等。并和以词云：‘宝藏将山跨，忽然间在水涯。樵夫说了些渔翁话。脉理虽差，文字却佳。亦何妨虎入潭溪斗龙蛇。呆秀才，休害怕，谁肯把你放在他人下。’踰岁，学使易人。入场完卷，后复赘黄莺儿二首。学使以为犯规，遂褫其衿。基自此飘然远矣”上文与《聊斋志异·胭脂》原文略有差异，或版本原因。文中所说学使为施润章（1618－1683），魏邦基卒于1606年，二人生卒年不搭界，可谓误传误记。他因乡举屡不得志，遂书剑天涯，云游四海，览名山大川，晚年方归隐乡里。魏休庵神道碑记其“文章得韩柳之髓，诗词含陶白之音，卜居邑东南三家村。结茅数椽，琴书自乐……点瑟颜瓢，朝无暮炊，泊如也。”魏休庵善书法，“挥翰似风起云涌，惊雷奔电”。其一生著述颇丰，稿本为后人珍藏，被陈姓博兴县令以刊印为名索去。幸其作品民间传抄、流传甚广。有今人李增芳据清朝秀才魏锦林抄本校阅、魏振寰抄写复印《休庵集》三卷本传世，上卷《潦倒集》为书札、贺词、祭文、序文和论文；中卷《醉梦吟》主要是格律诗和词；下卷《词曲集》主要是俚曲；计七万余言。诗词多有佳句，《林下小庐》反映了他的为人处世：“伐木为椽结小庐，自称天地一穷徒，功名梗断随漂泊，富贵云浮自有无，但取人怜终妇妾，若教我愧即穿窬，倚窗无事看黄老，数道山妻豆饭熟。”《虸蝗谣》憎爱分明：“虸蝗虸蝗固无数，害死黎民官不顾。”《村居八兴》有杜李之风：“川原一望草茵长，缓步闲看过野塘，迟日蒸烟初透暖，软风拂露不生凉，枯藤曳久根分绿，破履踏残底带香，自笑童心貌未已，呼朋拾取斗壶觞。”反映田园生活的佳句：“冬来莫把别的讲，坐在炕头上，笼起盆中火，饮着瓮头浆，从清晨直吃到小半晌。”读起来亲切自然，有悠然自得的农家风味。其反映农民疾苦以及劝世人戒赌、戒嫖的俚曲歌谣自然成章，妇孺皆能口诵。魏休庵因“静者能见微而知著”，故阴晴雨雪、农时收成，每每被之言中，因而在当地竞相传说，被神化为传奇人物。博兴及周边地区民间多惑于神仙之说，奉其为“休庵老祖”。后人“钦其风节，感其惠泽”，于1994年在福旺村东建“魏休庵祠”为祀。其作品、传说散见于《博兴文史资料》《博兴县民间文学作品选》《山海经》《新聊斋》等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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