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河县两次徙治考（重发）

商河县两次徙治考略
单睿
自东汉王景治河，黄河“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结束了此前西汉时期北流入海的历史。东汉至北宋初期，黄河没有大的改道，然小规模决口泛滥屡有发生，给下游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甚至给沿岸多个城邑造成威胁和破坏，并迫其迁徙治所。当然，城邑的兴建和废弃，自有多重因素，人口增减，政权更迭，都是造成古代地方政府建制不断调整、合并和析出以及改变隶属关系的直接原因。但对于黄河下游两岸来说，这一问题则多和水患有关。
商河，东汉至北宋时期黄河下游主要分支，并在一定区域内曾与黄河同流而异名。据《水经注》记载，商河自高唐故城（今禹城伦镇西城子坡村）西，北流经今平原、德州陵城区，自临邑县西北转东，经今商河县北境进入滨州市惠民县后，东北再进入今阳信县，然后分为两支入海。值得一提的是，同是《水经注》，黄河流经所在，自高唐故城至今临邑县北一段，与商河流经的记述完全吻合。在今临邑县东北，黄河与商河始分为二，商河以南者为黄河，东南经今商河县城南，南流接今徒骇河。这是《水经注》记载的黄河在该地域的具体流经路线，也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注的黄河在该区域的具体方位。
隋开皇十六年（596）于朸县故城置滳河县。自此以后，各种方志均未出现商河县徙治的记载。但朸县故城并非今商河县城所在地，如此，就造成了记述本身的矛盾，给后人对于理解和认识历史地名与河流流经路线制造了混乱。
朸，《辞海》：“棱角。《诗·小雅·斯干》‘如矢斯棘’陆德明释文‘棘’，《韩诗》作朸，朸，隅也。”朸又作扐，《辞海》：“汉代地名，字亦作‘朸’。《汉书·高五王传》：济南王辟光以扐侯立。”《康熙字典》朸：“又《类篇》屋隅也。《诗大雅》如矢斯棘。《韩诗》作斯朸。又县名，《前汉地理志》属平原郡。”扐：“又县名。《前汉·高五王传》济南王辟光以扐侯立。《注》扐音勒，平原县也。《史记索引》音力。按《说文》作朸，别见木部。”《说文解字》朸：“平原有朸县。卢则切。”但《说文解字》“扐”字条下并未释此字为地名。查《史记》并《汉书》原文，二字多处互见。这些史籍成书均远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由此推之，书籍由汉简或帛书的方式传抄流传，二字字形相近，音亦互训，两字通假或讹传不足为奇。但也由此发现，《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为东汉时人，去朸县之兴废未远，对“朸”释为县名而“扐”字条下不注，是正确的。进而论之，古人皆以名词或形容词用为地名，动词用为地名者，极为鲜见，“扐”是一例，木旁讹为提手而已，另外，如果我的观点没有错的话，扬州之“扬”也当属于该情况。
商河流经汉朸县南。据《水经注》原文：“商河又北经平原县东，又经安德县故城南，又北经平昌县故城南，又东经般县故城南，又东经乐陵故城南，汉宣帝地节四年，封侍中史子长为侯国。商河又东经朸县故城南，高后八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辟光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张乡。应劭曰：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故县也。”我们求索郦道元北魏时期及此前这些古地名，通过各种资料查证，可以得出：
平原县，今平原县王庙乡东；
安德县，今平原王凤楼镇马腰务村；
平昌县，今陵城区麋镇；
般县，今乐陵市郑店乡盘城孟村；
乐陵县，今乐陵市花园镇大顾村；（以上地名现均属德州）
朸县，今商河县沙河镇棘城村。（该地名现属济南）

通过以上地名的古今对照，再比对《水经注》标注的商河流经路线，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出商河在这时期的轨迹，再进行实地勘察，一条断断续续的虽历尽沧桑但仍保留有固定河形、或沿岸村庄仍多有以“河”与“堤”命名的古河道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在进入商河一段，经清乾隆时期和新世纪以来2005年前后先后两次疏浚，至今仍碧波荡漾，不过，现已名为沙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水经注》里既提到了“般县故城”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即朸县故城，十分明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滳河县，中。东北至（棣）州八十里。本汉朸县，属平原郡。后汉省。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滳河县，因北有滳河以名之。”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滳河县，隋开皇十六年于朸县故城置滳河县，以县南商河得名……滳河，在县北十五里。”
由上述两部历史地理著作我们不难看出，隋开皇十六年于朸县故城即今商河县沙河镇棘城村置滳河县，是毫无疑义的，而根据《水经注》的记述，商河正是流经棘城村南三里的沙河。但为何两书均称滳河在县北一十五里呢？更甚者，《太平寰宇记》既称滳河县“以县南商河得名”，又说商河“在县北十五里”，在一段简短的记述里是不应这样自相径庭的。难道《水经注》把商河流经方位搞错了？或者，把确定商河方位坐标的这些古地名都搞错了？其实，《水经注》经过后来特别是明清以来很多学者的多次考订、校正等，对于商河流经路线，特别是商河流经朸县故城南的记述均持肯定态度，商河流经朸县故城南与之前地名一一核实，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容推翻。
朸县既然曾讹为扐县，又因字与“棘”互训，成为今天的棘城村，说明地名在变，但均有其传承的特性，是在汉语言字义的框架内演变的，脉络是清晰的。既然肯定了此地就是滳河县的原建置地，其与今商河县城相距二十公里，那么，在商河县建置以来肯定存在着徙治的历史事实，只不过被忽略了而已。
查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修商河县志》卷一舆地记《河渠总考》：“《水经》言商河故道经朸县故城南，本自不误，然指棘城，非指今治也。宋白作《续通典》误指朸即今治，厥后乐史作《寰宇记》因之，于钦作《齐乘》因之，李贤明作《一统志》因之，清之《明史地理志》又因之。黄河自商周后以南徙，至县境之沙河为黄水流经，有以商代之黄河土人被伤最剧，南徙沙河，遂呼为商河，是因其被伤而名之。非为许商开河而记其惠也。”这段话需要说明两条，一，关于商河得名问题，本人会有专文论及，此文所限，故不展开；二，沙河为黄河流经问题，前边已经提到，商河（今沙河）与黄河本为一河，在临邑和商河边界才分为两河，但在历史上，两河又互为主次，即，有时候商河水流反而大于黄河水流，故而商河也指黄河。说明这点，是为避免理解上再次陷入混乱。我们从中更应该看出的是，民国时期，商河学人即曾根据《水经注》等资料确定棘城为商河县建置之故城、亦由此得出商河县城曾有过一次徙治这样的结论。
但问题并未因此而结束。商河县自朸县故城建置开始至今，只出现过一次徙治吗？细查明清《商河县志》，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明清县志“古迹”部分“陵墓”条均有“王彦章城”的记载：“王彦章墓，在城东二十里。旁有城，相传彦章所筑。”但接下来，又均据正史予以反驳，得出结果“商河无彦章墓明矣”，但面对王彦章城这样的客观存在又无法解释，只得臆测为“城为彦章所筑，以居子孙，而墓所葬或其衣冠欤？”
所谓“王彦章城”即今商河县孙集镇古城村。五代后梁行营招使王彦章生平与商河无涉，唐以后之全国性地理著作中又未提及商河县有此古迹，明此，则知王彦章城应为讹传。彦，音近淹，而“章”与“商”在古汉语里是可以互训的。彦章城，最初应是“淹商城”，后讹为“淹章城”、“彦章城”，至此，顺理成“章”，既然是彦章城，则一定是王彦章的城了。此虽近臆测，然却非个例。《水经注》于商河下注曰：“商河首受河水……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商河可以讹为“小漳河”，则“王彦章城”也完全可以是“淹商城”之所讹。《水经注》类似情况并不鲜见，如卷二十一，贾复城讹为寡妇城即是。又，清县志《漯水考》，古漯水后改称土河，又讹为“徒骇”，附会了禹贡九河之一。但正之以史，则知其说大谬也。故而，许多传说是不足凭信的，但由传说可以寻找蛛丝马迹，考史所未载及，彦章城即是。
商河县第一次徙治，即自朸县故城徙至所谓王彦章城的时间已不可考。明《商河县志》卷二“城池”条：“唐武德（618——626）中筑土城。”较之隋置县时是借助朸县之“故城”而置而言，则知这次筑城应是另筑新城，也即徙治。考武德年间唐政权尚未统一，齐地仍处于军阀混战状态，城为何人所筑，甚不明了。武则天长寿二年（693），河决棣州，商河第一次徙治似和此有关，但在尚无确证前，不敢妄下结论，以俟详考。
第二次徙治情况，考证起来亦颇费周折。
清道光十五年（1835）《商河县志》“宦绩”条：“韩质，仁宗朝河北转运使，河决商河，质议开魏（按，此处原文疑有舛错），修金堤，支河为两，以洩水势。行其策，河患遂绝。”另外，华亭张祥河在该县志《序》中说：“商河之名，至宋始著……宋仁宗庆历（1041——1048）中，河日南趋，始易故县。”明确了徙治情况。但查宋代相关史料，并无韩质任河北转运使之事。而庆历年间亦无“河决商河”记载，只有庆历八年（1048）“河决商胡”之事，那么，“河决商河”是否就是“河决商胡”之误呢？
不过，考《宋史·河渠志》：建隆元年（960年），“十月，棣州河决，坏厌次、商河二县民庐舍、田畴。又决临邑公乘渡口，坏（临邑）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河决临邑县。”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九月，棣州河决聂家口。”
可见，自宋初太祖至真宗几十年间，这一带黄河就已经多次决口，只不过时间比宋仁宗庆历年间提前而已。商河县位于厌次与临邑之间，无论哪一边决口，商河都沦为泽国。另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五：“（黄河）又东北经商河县北，武定州南。此昔时大河所经也。唐长寿二年，河溢棣州时坏居民二千余家。又开元十年，棣州河决。太和二年，河决，坏棣州城。宋祥符四年，河决棣州聂家口，在今武定州西南三十里，旧州城之西南。五年，又决于州东南李氏湾，环城数十里民舍多坏，时大河挟商河为患，议者请徙商河以杀其势。役兴逾年，捍护筑塞，财力俱困，仅免决溢而湍流益暴，?需地日削。河势高民屋逾一二丈，民以为忧。乃议徙州治于阳信之八方寺。六年，徙州治而北，以避河患。”受河决影响，棣州迁于阳信八方寺即今惠民，临邑自漯阴故城迁于今址，这在历史上是明确的，但仍无商河徙治的只言片语。
所谓“河决商河”虽史无明证，但在该历史时期，黄河在流经今商河县城南时，却委实出现了新的分支，由于是自然决口形成，初始并无堤堰，水面宽阔，因此名为宽河。唐宋时期，商河与黄河互为主次前边已经提过，值得注意的是，《元和郡县图志》把商河载入河北道，属棣州，而新旧两《唐书》则把商河载入河南道，属棣州。可见，黄河与商河在唐宋时期的主次是模糊的。既然两河界限模糊，古人便认为新的河道是黄河（即商河）的南移，即“河日南徙”。宽河经今商河城东进入惠民县境后再次与流经朸县故城南的商河汇流。宋时于该河岸置宽河镇，见于《太平寰宇记》。结果是，受黄河决口冲决的商河县城即“王彦章城”已被水毁坏，因此西徙二十里，于宽河北岸高地另筑新城，即今商河县城。
由上述资料的汇集和分析论证，得出：
隋置滳河县于朸县故城（今棘城），因商河流经城南三里得名。
唐初，滳河县徙治朸县故城西南，商河南岸十公里处，另筑新城。此时，商河已经位于县城以北。
宋初，黄河决口，县城再次被迫西迁十公里。原城址被淹，后来因“淹商城”被讹传为“彦章城”。同时，滳河县之“滳”也因避水患的原因，去掉水旁，至此，县与河同名为“商河”至今。
但是，商河最后一次徙治的结果是，由于新城位于黄河刚刚决口所形成的宽河以北三里处，因和《太平寰宇记》中“以县南商河为名”的记述巧合，这样，后人面对另外一条“滳河，在县北十五里”的论述不加详查，便多以宽河为《水经注》里的商河，便又衍生出今商河县就是朸县故城的讹传。然而对于已经形成的朸县故城的完整的证据链，又无法自圆其说，便又把“朸”和“扐”本来极其明确地指向同一历史地名的这样两个字强行拆分为两个地名，制造出“朸”是今商河县沙河镇棘城村，而“扐”为今县城这一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误导下，历史被武断地搞乱，同时，商河这条形成于东汉，见诸于《水经注》的河流也被城南城北地移来挪去，进而使人对商河流经方位或沿线城邑的记载产生怀疑，实乃是读史不细，对史料不加审视的结果。反之，只要精读深研，对看似矛盾的有价值的史料加以梳理，从已有的证据来得出商河县自建置以来有过两次徙治这一结果，做到这一点，原有的矛盾不但不成其为矛盾，反而成为得以洞悉历史事实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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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滳河是由临邑许寨邓家入商河境,1.在沙河董家陶家分叉（当地人叫河叉子）经王义牛村北、小寺小徐家南、石家村北、大路家、万坊、枣林后、边庞家边张家南、苗家南、马集村后、杜集南、河沟北、张公亮村北往东北方向到县城于家山西、这段河型若隐若现、有的地方气势磅礴甚是壮观（这条河当地人有叫滳河的、有叫朱家河的（因燕王朱棣在此练兵在当地征粮运粮过）、有叫老黄河的）可以肯定的说城西这条古河道就是滳河
2。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致使下游河流经常遭受水患遇阻河床、由董家河汊往东北方向占据古鬲津河河道（古滳河故道与鬲津河在董家、临邑邓家这段是通着的）经过沙窝李、沙窝孙家、寇家、西马、斜庄、张太华村后临邑王新村南、储家村西、穿古城、付家庙往北、洼李、怀仁汇入笃马河
由于能力有限电动车所限、城东一带无法实地考察、这是我对滳河的研判，有图有真相的

临邑县对这条河的记载；鲁西北大沙河地图上查不到，是曾经的黄河古道，在历史上上近千年间里黄河水在这里流淌，成为缔造鲁西北文明的血脉。后来因为黄河泛滥、改道，这里再也没有黄河的影子，而大沙河上的沙土地似乎告诉我们，这儿曾经有过黄河的故事。鲁西北大沙河就是像一部史书，记录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民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
鲁西北大沙河从夏津起，经平原、禹城、临邑、商河、阳信，至无棣入海。这里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赵国的国界线，沿大沙河上行可至魏国和韩国。此地是春秋战国，乃至大明朝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
沿着鲁西北大沙河两岸有十八个村庄都有一个寨字，当地俗称一溜十八寨。民间传说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在攻打南京前，曾经在鲁西北大沙河一带练兵三个多月。那个时候大沙河称朱家河，河道宽水也深，利于通行。因为由于战乱，这里人烟稀少，是军训练兵的好场地。当年每个兵寨都立有一杆有该兵营将领姓的将帅旗。如张家寨，是由张姓将帅管辖的兵寨。燕王大军走了以后，练兵的兵寨衍生成十八个村庄，寨名也就一直流传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