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采集了这么多的数据并做了一系列的统计分析，意在表明猎杀女巫运动与宗教冲突之间的直接联系；虽然其引用的数据肯定有不全之处，在有的地方也不一定适用，但是我觉得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和值得讨论的地方，所以就发上来给大家讨论。

我只想说一个字：吼啊！

收藏先

我谈几点我的看法吧
第一，我之前就认为新教和公教的冲突是猎巫运动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侧面的印证是英格兰的新教和公教的冲突中曾经烧死过不少天主教徒；但是看了这个数据统计（40000多受审者，一万六千死亡案例的样本）之后，发现这个还真是相当的明显，尤其低地和瑞士这两个宗教改革冲突剧烈的地区非常明显。
第二，关于一个印象流的问题，大家印象中猎巫情况最频繁的应该是英国和西班牙了，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死亡案例并不如瑞士和低地多。英文论文作者给的统计可能不够全，他引用的数据西班牙应该是死亡两千，我印象中西班牙的研究者给的数据是死亡三千人，英格兰大约是不到一千，综合人口来看待，远不如瑞士和低地地区。
第三，综合人口来看，法国是西欧大国里面猎巫运动最不活跃的地区，具体原因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这是我的一点抛砖引玉，希望下面能看到大家的热烈讨论

出现新教这种异端，初始动因是宗教因素多一点还是政治因素多一点呢

不造作者团队有没有兴趣研究毁坏圣像运动

讲道理，看图的话瑞士其实还好，南德的巴登-符腾堡-普法尔茨地区才是冲突和猎巫都非常多的地方。
另外，就文章的逻辑来看，我觉得有个地方是可以推敲的，就是定量数据证明了猎巫和宗教冲突之间的相关，但是好像没有证明因果，而是直接就理论分析说明了因果成立的可能性，这样是没办法排除第三方变量的可能影响的吧，例如1520-1650间南德和低地分别是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的主战场，那么战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可不可能是猎巫和宗教冲突都扩大的原因呢？毕竟参见瑞典和北意的情况，分别是只有猎巫和宗教冲突存在。我觉得，如果要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应当需要再做一个猎巫的增加相对于宗教冲突的发生存在滞后性的证明。

作者已回复并同意转载，所以下面我就把内容贴出来
转载来源：［量化历史研究］猎巫新解：天主教和新教对宗教市场份额的非价格竞争

“（达米安）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这段描写，描绘了所谓“表演性审判”的骇人一面。政府如此对待反对者，以警告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当心，这就是你的下场”。教会如此惩治巫婆，来向民众表明自己决心与魔鬼作斗争，有能力庇护人民。教会永远面临着所谓的反对者，或者“异端”。如果自己势力大，直接开除教籍，或厉行杀戮即可；如果对方势力与自己旗鼓相当，教会就需要采用其它的“推广措施”，来向民众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决心，抢占意识形态方面的“市场份额”。
Leeson和Russ刚刚被Economic Journal接受的论文“Witch trials”，实证了这一结论：猎巫案件发生更多的地区，正是那些天主教和新教争斗频仍的地区。以往学界对杀巫的几种解释，包括坏天气、负面收入冲击、国家能力衰弱和滥用折磨酷刑，都面临系数不显著或结论不稳健的问题。同时，作者检验发现：是将数据按地区匹配，还是直接用栅格来回归，结论可能有差别。

相比于1400-1750年，尤其是1520-1700年间的高潮，900-1400年这一漫长时段的猎巫史可谓索然无味。教会不乐意承认女巫存在，更不要说，主动去发起审判了。尽管民间虽认为有巫婆，也只会私自逮捕处罚。但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在1258年发了一道敕令，明令禁止女巫审判。
1517年，路德写下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痛陈教会腐败。新教诞生，宗教改革开始。教会宣布路德为异端，禁止出版和传播他的著作。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地区，天主教的地位非常稳固。然而，在德意志，按Whaley所著《德意志和神圣罗马帝国史》：“许多领主直接忽略了教会的命令，根本没有传达”，“大部分领主根本就没有执行罗马的命令”。1555年，按“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则，各诸侯国有权在天主教或新教之间选择。
法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尽管中间有1562年宗教和平敕令及1572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等反复，但是1598年的南特敕令确定了：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欧洲境内，大大小小各类宗教冲突的停息，要等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这一条约，正式划定了欧洲的“宗教疆界”。
宗教之间会竞争，竞争策略一般有两类。如果当地天主教的势力很大，统治者和民众都认同，适用的办法就是“用刀剑说服人”——驱逐、审判或处决异端，并以此威慑其它有意改宗者。但是，如果任意一方的势力在当地达不到压倒性的程度，双方就只能转而采取相对和平的推广方法。比方说，抨击对方腐败，减免民众的税收负担，或者新建学校等公共设施。例如，1545年至1563年间举办的特伦托会议后，天主教针对民众需求，加强了推广工作：大家喜欢受宣福，就多些宣福；大家渴求封圣，就多封圣徒。
寻找、审判并惩罚女巫，是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竞相提供的公共品。按Waite（2003）《早期现代欧洲的异端、巫术和女巫》一书所言：“（猎巫）能展示教会在魔鬼领域内的权力，毫无疑问是受上帝恩准的。” 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有动力，去推动猎巫：既能秀肌肉，又能满足民众需求。审判处决常引来许多民众驻足围观，还要用雕刻等方法，把判定的罪行、酷烈的刑罚和行刑的过程都记录下来，以供民众观看。
1620年代晚期的科隆地区，在路德和加尔文教派的包围中，von Wittel**ach发动自己的势力，“彻底解决”女巫问题；邻接新教地区的洛林，既有“好斗的”宗教态度，也有许许多多女巫猎手；双方争夺的瑞士，Carlo Borromeo被称为“精力充沛的猎巫者”。按Monter （2002）的研究：1620年代，正是因为天主教城镇班堡和乌兹堡开始“铲除杂草（意指猎巫）”，邻近的萨克森-哥堡决定效仿邻居的例子，采取措施，逮捕和审判更多女巫。

地区发生宗教冲突的多寡，可以作为衡量当地双方竞争强度大小的代理变量。如果确实是竞争导致了猎巫数量上升，那么实证结果应能发现：发生宗教冲突次数与猎巫案件数量正相关。两位作者利用37个不同数据来源，建立了一个包含10805次审判、43240人次的猎巫数据库，其中16333人最后被处以死刑。同时，作者利用14个数据来源，建立了一个包含424次宗教冲突的数据库。两个数据库均包含地点、时间等信息。下图1中，空心点是猎巫，实心点是冲突，可见两者大体集中于同一地区。

图1: 欧洲1300-1850年女巫审判及1520-1650宗教冲突分布图。其中，空心点代表女巫审判，实心点代表冲突
关于边界问题的处理，作者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按今天疆界，在国家层面汇总数据；二是直接使用250*250公里的栅格。然后每一回归都同时利用两种方式设定，进而再比较结果。结果显示：10年内，当地每增加一场宗教冲突，被审的“巫”的数量就上升3%。无论是将每百万人人均“巫”数对人均冲突数回归，还是分时段、分国家回归，还是比较两种处理边界问题方法下的结果，这一影响都保持稳健。
作者随后利用自己的数据，逐一考察了学界已有对猎巫的假说：Behringer和Oster的“坏天气导致猎巫”假说，系数不显著；Miguel的“负面收入导致猎巫”假说，用城市化率或真实工资这两种收入的代理变量时，两者结果不一致，同时每一变量在不同回归设定下结果也不一致；Johnson和Koyama的“弱国家能力导致猎巫”假说，在两种处理边界问题的方法中，回归结果不一致；Trevor-Roper和Midelfort的“滥用折磨”假说，时间上明显对不上。
作者发现，宗教冲突变量在上述回归中始终保持显著。同时，如果把以上变量全部放一起，对猎巫回归，结果显示：只有冲突变量能在两种处理边界问题的设定中，都保持显著和符号正确；天气总是不显著；反映收入的两个变量，以及反映国家能力的人均税收变量，系数时正时负，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
最后，作者也呼应了Peter Leeson对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在欧洲各地施行的害虫审判（vermin trials）的研究：教会通过操纵审判延续时间，树立“判决下来了，害虫跑掉了”的迷信观念，以加强自己的威望。笔者认为，宗教市场的竞争策略是非常有趣的话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

原文已发完，英文论文大家可以用网页版贴吧下载

厉害了
没想到你这么六，以后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