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夷”“夷夏”之外交思想以及英国的进入
“华夷之辩 ”“夷夏之防 ”这种对外关系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思想。在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中，缺少西方世界所定义的“平等国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上尊下卑的礼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 虽有群雄并立的格局，但一般皆自称正统，即要有一个统领“天下”的核心政权。 而其他政权被视为“属国”或“藩属”，强调“汉贼不两立”[1]（74）， 由此传统演化到清朝的对外体制，坚决遵守“夷夏之大防”的“天朝上国”思想。按照清朝的规定，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只许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交易，而不准另觅贸易伙伴，也不得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 一切经由行商转禀。 这种规定的目的，一是隔绝外国人与一般中国人的联系，以防“里通外国”；二是保持“天朝”的颜面，清朝官员可免于“低下”地与“蛮夷”接触[2]（104）。 清政府认为其周围国家与自己的关系都是朝贡关系， 根本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
而 18—19 世纪， 西方国家开始发生大变革，经济迅猛发展，英国尤其占居首位。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关系十分频繁，国家之间的交往自然频繁起来，不止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共同认同的制度， 国家政府之间的交往也更加体系化。在与中国贸易中，英国虽然领先于其他国家，且获利丰厚，但它在贸易活动中处处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事项都是经过“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的称呼）与广州的行商进行贸易协商，清政府官员从不直接与其交涉。 另外在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之前，英人常常因为财产关系与华商纠缠不清。而最让英国人不满意的一点是，清政府长久受到“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高傲自大，视除自己以外的国家与人为“夷类”，使英人认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礼遇，英国政府希望得到平等待遇。
清政府为何具有如此“自信”的“华夷”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感和外传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在 16 世纪，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至17、18 世纪之交，中国进入“康乾盛世”。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于西方有些工业国家了，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就变成了最荒谬不堪的东西[2]（7）。 因此，当英国满怀希望地想与清朝建立贸易关系时， 清朝自然不愿意与外国人有交集， 只是将英国看成如以往进贡的“藩属”国。 所以英国一开始的“一厢情愿”当然使清王朝不为所动。

二、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对“华夷”观念的初次抵制
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 就有葡萄牙、荷兰等国派来访华使团。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葡萄牙使臣斐拉理来华，遵守了清朝的三跪九叩之礼。 1726 年（雍正四年）葡萄牙使臣麦德乐等人来华，有向清朝表示他们“独立国使节”的想法，但清朝仍以朝贡国使臣之礼待之， 双方发生了外交礼仪之争。 关于中英礼仪之争最早有影响的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英国政府对此次出使极为重视，首先，在人选上，他们认为中国历来轻视商人， 所以派出的正使马戛尔尼既是英国国王的亲戚和大臣，又曾是驻俄公使，一个十分博学的人。 其次，为了显示英国国力的强盛，安排使者乘坐装有六十四尊炮位的军舰， 从步兵和炮兵中挑选出五十人组成卫队护送， 以期从心理上引起中国人的“敬慕”[3]（7），不想让清朝政府将其与那些清政府以往认为的“藩属国”划等号。 可是清政府却一直将马戛尔尼使团当贡使看待， 在其由天津转进北京的护送车船上，都插着表明“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到热河觐见乾隆帝时，因“跪拜礼”双方产生分歧，最后以单膝跪拜觐见乾隆帝，乾隆帝十分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当看到马戛尔尼所呈的国书，才知英使之来，非为祝寿，国书中，英使提出通商要求。清政府认为这是有违天朝体制的， 随即让马戛尔尼早日离开中国，并且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回信），全是上国口吻。英国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中国却将其视为属国的一次觐见，并没有以平等的礼仪来接待，并以种种体制对英商加以限制， 使英国人感到极大侮辱。 此次访华经历促使英国极力想打破这种不平等的外交格局。
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访华，嘉庆皇帝仍视其为贡使，双方又因观念和体制上的不一致，即觐见皇帝之礼仪，彼此冲突不断。 清廷大臣要求阿美士德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认为这是藩属国对宗主国君主之礼， 所以予以拒绝。 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 ”[4]（232）立即将阿美士德使团遣送回国。英国此次来华目的在于“消除一向受到的种种冤抑， 免除将来这种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情况继续发生”[5]（62）， 并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稳定、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之上。但中国政府仍然像对待马戛尔尼一样，以藩属之礼相待，阿美士德也为保全其国威在仪节等问题上拒绝做任何让步。因此，阿美士德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有见上就离开了中国，这次来华商讨贸易又不了了之。
1793 年和 1816 年的两次访华， 虽然发展贸易是英国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主要目的， 但英国始终怀有让清朝平等之外交形式对待英国的期望。 就清王朝而言，“天朝”是天下共主，三跪九叩是藩属国使节觐见皇帝之礼。不行此礼，不仅是对清朝皇帝怠慢，而且是对清朝礼制的破坏。 而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人处理外交问题的作风不可容忍， 尤其是因为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并不是清朝的藩属， 而只是要求双方开展平等的通商交往。面对清朝傲慢自大的态度，英人无法容忍， 因此英国总想找机会向清朝政府证明它不是其藩属国，但总受到清朝的拒绝。双方因体制之争， 矛盾激烈。 正如陈恭禄先生所说：“大使之来，徒增两国之恶耳！ ”[6]（25）

三、律劳卑对“华夷”体制的强硬抵制
尽管英国在 1793 年和 1816 年的两次使华都没有取得所想的成果， 但英国并没有就此放弃与华贸易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希望。 1834 年，英国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 英国政府派律劳卑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华监管英国在华贸易。英王给予律劳卑的训令主要是： 用一切方法敦睦中国人友谊， 除了保护和促进英王陛下臣民对广州贸易的职责之外， 把该贸易扩大到中国的其他部分领土，而且在处理问题的态度上要小心谨慎[4]（240）。 由此可见，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中英关系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清廷手中。 但律劳卑并没有完全按照首相给他的训令办事， 他认为自己是英国派来的堂堂使臣，是与清廷的封疆大吏对等的。 1834 年（道光十四年） 律劳卑在抵达广州之前， 已备好一封致卢坤的信，全衔为“大英国正贵大臣、水师船督、特命总管本国贸易人等、正监督、世袭侯爵”，说是奉“大英国恩主特命”，有权治理来华英商。
律劳卑到广州的举动令清政府官员十分恼怒。首先，律劳卑违反定例，擅自进入广州；其次，律劳卑违反清朝的规定，直接与广州官府联系；第三，他给清政府信件中并没有采取“禀帖”的形式，而是采取其认为的代表两国平等地位的“信函”形式；第四，律劳卑给卢坤的书信封面系平行款式，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 在当时清人看来，中外之防，首重体制，清朝官员认为，“该夷律劳卑有无官职， 无从查其底里， 即使实系该国官员， 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4]（242）。 律劳卑的这些做法，在清政府官员看来都违反了清朝一直坚持的“夷夏之防”的体制，是有违“天朝”体面的。卢坤拒绝了律劳卑的信函，责令其离开广州。之后双方在会面时，又在各自应处的座位方向、位次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双方争执不断，9 月 2 日，卢坤发出布告，斥责律劳卑“妄自尊大、难以理喻、自绝天朝”，于是正式封舱，撤退夷馆买办、通事、馆役。律劳卑立召兵船毁虎门炮台，并出布告说：“大英国主，技能嵬嵬，版图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土产丰盛，大清国亦非能比权等。 ”[7]（18）他在给英国首相巴麦尊的信中提出用武力解决问题。显然，律劳卑一直想冲击清朝在对外关系交往中的“华夷”体制，并且企图诉诸强硬的武力攻击，但清政府依然不为所动，最终以严禁贸易的手段迫使律劳卑离开。
律劳卑事件是鸦片战前中英关系中关于“华夷”体制争斗得最为激烈的一次， 但律劳卑没有打开天朝的大门，却使清政府的大门关得更紧，使清政府对“华夷”体制更加确信不疑，而且认为停止贸易是制服“英夷”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清王朝的观念中，通商是怀柔远人的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对清政府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2]（108）。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被清政府的轻视所惹怒，极力想打破这种体制。

四、义律对华夷体制“温和”与“强硬”兼使的冲击
1836 年（道光十六年），义律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他吸取了律劳卑的教训，采取了相对平和的方式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义律适当尊重清政府强调的华夷秩序和体制，清政府允许义律进入广州。义律十分高兴地向英国回信，告诉英国政府他所取得的成就。但英国首相巴麦尊认为， 他的低声下气的方式降低了自己的官员身份， 不符合英国要求实现平等交往的初衷， 明确指令义律必须直接而不是通过中国行商与总督联系交往。 英国显然想采取强硬政策来打破中英交往中不平等的“华夷”体制，力图与中国政府建立起直接的交往关系。 1837 年 4 月，义律一到广州给邓廷桢的信函引发了双方之间的冲突， 邓廷桢认为义律在“禀帖”中省略了“天朝”敬语，同时荒谬地使用“贵国”“两国之间的和平和善意”等有违“华夷”体制的西方用语，严重触犯了天朝尊严。此后义律转而言词恭敬，邓廷桢欢喜其态度，同意义律将禀帖加以密封由行商代为转达， 行商不再负责对禀帖内容和措词进行审查。 这是义律在华取得的突破“华夷”体制的又一进步。但在 1837 年 11 月，义律收到巴麦尊的回信，要求义律维护英国国体，无须对清朝低声下气。 于是义律积极按照巴麦尊的指示开始新的对华举措，不再使用“禀”字，但是遭到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坚决拒绝。可见，“华夷”体制之争是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交涉中的主要问题。清朝严格执行“华夷”体制，而英国极力想打破这种体制，建立中英平等交往。 最后义律被严令离开广州到澳门。

五、鸦片战争后中英的“华夷”体制之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及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中英关系交往中“华夷之辨”依然存在。 1838 年 8 月 11日，英国舰队在大沽口外与琦善接洽，琦善收到的不是“禀帖”，而是义律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1840 年 9月 9 日，有英军船队驶至吴淞口附近，派人投送英政府致清廷的文帖信件等， 两江官员等认为英人在信件中语词对天朝不敬，没有把清朝皇帝放在眼里。道光帝命钦差大臣伊里布，在中英交涉中，“一切机宜，朕难豫示，全在卿随时审度，妥慎为之”，但其基本原则是“总要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衅”[8]（515）。 在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琦善等人虽然在“华夷”体制问题上对旧制作出一定调整， 但清廷群臣并不愿意真正放下“天朝”的尊严，至少不愿意从表现形式上很快真正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调整中外交往礼仪。但英国方面却一直要改变这种“不平等”。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 巴麦尊给予全权公使的条约原稿中有关打破清朝在外交上“华夷”体制条款：在开放的各口岸内派驻领事，直接同中国官方来往，并受到应得的尊重；规定签字方式，以便明白表示中英两国及双方君主的绝对平等[5]（338）。
1842 年 《南京条约 》的签订从各个方面冲破了顽固的“华夷”观念，但清政府认为条约的签订是“暂事羁縻”，“羁縻”之策是天朝应对“夷狄”的惯用之策。而在英国看来，此时英国与中国的交往已趋于平等，广东地区的官员已开始用平等、恭敬的语气对待英国。 《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地方官员公文往来。第十一款规定：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有文书往来者，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9]（32）。 说明“华夷”体制在西方的炮火中逐渐萎缩，纵使清朝极力维护，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已是无力阻挡。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公使驻京”成为中国与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交往中清朝“华夷”体制争论最激烈的一次，也被称为清朝维护其“天朝”观念与体制的悲壮的最后一站[1]（166）。 最终，《天津条约》签订，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公使驻京，中国历史上向无此例，清廷大臣不知国际上外交之惯例，对于英国之要求，坚决反对。 其心理则认为北京为一国之首都，今许夷酋留驻，有失朝廷之尊严。本来有“人臣无外交”的规定，后来一再退让，到地方督抚办理外交事宜，到设立总理衙门，最终到外务部建立，将外交事务置于各项事务之前，这些是“天朝体制”所不能容忍的，但都在“外夷”的坚船利炮下最终被迫接受，而清政府一直坚守的“华夷之辩”“夷夏之防”的“天朝上国”理念最终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