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太极对蒙古诸部恩养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并不多，主要是王景泽的《试论清太宗皇太极对异民族的恩养政策》［１］，该文肯定了皇太极对蒙古与汉人的恩养优待政策，并认为正是依赖这两个民族，尤其是汉民族，清太宗争取到了可靠的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论文多从民族政策的宏观角度展开论述，如卢明辉的《试论清初满族统治者对蒙、汉的政策》［２］、郭成康的《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统治》［３］、周朱流的《浅论清初对漠南蒙古的政策》［４］、关树东的《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政策和措施》［５］、白洪希的《皇太极绥服漠南蒙古及其作用》［６］等等。本文意在专题论述清太宗皇太极对蒙古诸部的恩养政策，并揭示其所起到重要作用。

一
“恩养”是清太祖努尔哈齐创制并实行的一项针对本民族与异民族的“养人”政策，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争取政治资源，维护并巩固统治。努尔哈齐正是利用“恩养”政策吸引并威服了部分蒙古部落。一方面，努尔哈齐对于主动来投者大加“恩养”，不但维护蒙古各部首领原有的利益，而且还通过赏赐、授予官职、缔结婚姻等方式有效地将其纳入到后金的统治体系下，如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勒额驸等都颇具代表性。另一方面，针对一些曾经与自己为敌的蒙古贝勒，努尔哈齐也都一体“恩养”之，如通好在萨尔浒之战中九部联军之一的明安贝勒、擒拿并养育“犹如鬼魅，薄天飞行之大鸟，兽中猛虎”的斋赛贝勒等等。总体来说，努尔哈齐通过对蒙古诸贝勒的“恩养”政策使其在与明廷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在此之后，其后继者皇太极仍然秉承此项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蒙古部落前来归附，这也为清入主中原增添了重要的筹码。
不可否认，蒙古诸部一直都是明廷与后金争取与拉拢的重要对象，双方都欲将蒙古诸部拉入到自己这边来。因为蒙古诸部的向背关系到双方势力的消长。就明廷而言，其要求蒙古各部安分守己，做到不犯边，并在必要时候出兵剿金，以此达到“西虏制东夷”之目的；而就后金来说，倘若争取到蒙古诸部的支持，这不但可以避免两线作战，而且还能攫取到不可替代的政治势力与经济支持。此外，在蒙古方面，“元室北迁后，汗权衰微，蒙古各部封建主恃强割据，互争雄长，长期处于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涣散状态，尽管出现过达延汗、俺答汗那样颇有影响的人物，也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５］在努尔哈齐时期，蒙古内部也曾出现几位强力人物、如察哈尔汗、斋赛贝勒、明安贝勒、昂安贝勒等，他们都在明廷的拉拢下与后金为敌，到了皇太极时期，只剩下势力最强的林丹汗，其曾以“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斯汗”的身份致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努尔哈齐安否，多数蒙古部落皆受其奴役，而自诩强大的林丹汗也是雄心勃勃，意欲统一蒙古，其对后金威胁较大。在势力此消彼长的形势下，明廷与后金都使出浑身解数，欲达到绥服众蒙古之目的。众所周知，蒙古主要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而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决定了蒙古民族生活所需‘锅釜针线之具，絮米菽之用，咸仰给汉’，‘若或缺乏，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 必抢掠’。”［７］明廷正是抓住了蒙古经济这一天然弱点，借此通过封贡互市的手段来达到钳制蒙古诸部之目的，也正是因为过于依赖明廷的经济补给，这也就导致蒙古诸部难以切断与明廷的联系，再者，明廷笼络的多为蒙古上层强力人物，往往市赏大部分或者全部都归于他们，如“从１６２８年七月至１６３０年正月，明朝给了林丹汗白银一Ｏ六万一千两。这笔巨款，是明朝将给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等各部的抚赏金、马价银，全部革掉，统统付给了林丹汗。”［８］２１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借以通过赏一强达到绥服众蒙古的市赏制度让明廷达到了稳定边疆之目的。即便如此，明廷与蒙古诸部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天命四年（１６１９年），林丹汗在给努尔哈齐的信就曾谈到“明国于吾二国乃仇雠也”［９］２８４。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九月十五日，留守诸贝勒遣马福塔等寄书给皇太极时候曾提及明帝曾两次致书给祖大寿曰：“蒙古等人留之无用，余尽杀之。”［１０］１０９由此不难看出，明廷与蒙古不过是一种“汉人蒙古虽盟好，仍不相亲”的关系。到了皇太极与明廷争锋的重要时刻，虽然受明百万金的林丹汗一直声称站在明廷这边，但 实 际上 仍是与明廷貌合神离，如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年），后金就从察哈尔逃人那里“闻察哈尔夺明粮 仓，大掠 其茶，由呼尔汉一带向东北迁移等语。”［１１］１１２７事实证明，这种单纯以物质为诱饵市赏制度难以让蒙古诸部诚心向化。与明廷相比，皇太极的“恩养”政策就比较成功，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使其在与明廷的角逐中抢得了先机。

二
与明廷不同，皇太极采取了以攻心为上的恩养方针，让 诸 蒙 古 “闻 天 聪 汗 至 公 养 人，是 以 来归”［１０］１０。尤其是在“恩养”对象方面，皇太极不单单只把蒙古各部首领作为“恩养”对象，而是扩大外延，惠及到首领以下的蒙古人当中，这里包括首领的大臣、普通百姓等。总体来说，皇太极采取了以下几种对待蒙古的“恩养”政策。
其一、招降纳叛、分隶八旗。不论是来归的蒙古王公贵族，还是单独逃来的个体，皇太极都秉承其父努尔哈齐的做法，即积极地招降纳叛，使其分隶八旗赡养。针对一些零星来降的蒙古人，皇太极一般都本着“其来归之人皆分给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的原则将其赐给各旗主及其臣下。如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十二月十四日，“有蒙古六人自锦州来归，以巴郎、博地赐与正黄旗养之，海山代、寨桑赐与和硕睿亲王养之，巴达克、门都赐与多罗武英郡王养之，并赐巴朗、傅地各奴仆五对、马两匹、牛二头、驴一头、缎二匹、佛头青布及白布各二十匹，海山代、寨桑巴达克、门都四人各奴仆四对、马二匹、牛二头、驴一头、缎一匹、佛头青布及白布各二十匹。”［１０］３９８比较大规模的主要对察哈尔归附官民的八旗恩养，如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以察哈尔来归各官，分给八旗赡养”，由于原档残缺之故，这其中只记载了分隶正黄旗的阿牙喀塔齐木里克喇嘛斋桑、古木德塞臣与分隶镶黄旗的班珠杜稜、布颜代、博尔古及其他们财产情况，其余六旗并没有相关数字，但数字一定较之此更多。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皇太极又再次将察哈尔诸大臣、人民，均分隶八旗，其中官员８４名，男丁３　２１１名［１２］８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皇太极保持八旗人数平衡一种手段，如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以鄂尔多斯济农处携来察哈尔人，补各旗之人员缺少者：正白旗得巴朗伊特格尔图下男丁一百六十名；镶白旗得伯寄斋桑下男丁一百六十六名；正蓝旗得吴纳噶下男丁一百五十一名；镶蓝旗得托托果杜拉噶下男丁一百五十名；镶红旗得克穆格依札萨固尔下男丁一百六十一名。”［１０］１９３同年九月二十日，“以所编户口五百五十七名男丁，拨补不足之旗。补正白旗一百七十七丁，镶黄旗二百丁，正蓝旗一百八十丁。”［１０］１１１尤其针对那些地位较低的蒙古人，皇太极更是“恩养”有加，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七月十六日的一条惠及“有贫困不能娶妻、披甲不能买马及有勇敢堪充行伍而家贫不能披甲者”的汗谕中特别提到了旧蒙古。其后，皇太极更是将八旗制度推广到蒙古地区，编旗设佐，先后编设了“外藩十三旗”，任命掌旗者为扎萨克，直接属于清廷管理。郭成康指出：“编旗的原则是以部为准，同时又照顾到一部之内的宗族关系。”［３］此举不但保证了蒙古各部的利益，达到了安抚之目的，而且还达到了巩固统治的目的。
其二、大行恩赏、缔结婚姻。皇太极对于前来盛京朝见进贡、来归等蒙古王公热情款待，不但各种大小宴会不计其数，而且大多时候是八家照例各宴之，如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正月三十日，宜尔扎木台吉来朝就 先 被 召 进 汗 屋 宴 之，而 后 八 贝勒 家 一 次 宴之［１０］５９。再者，皇太极也会给予他们许多赏赐，如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七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就赏赐鄂尔多斯部落济农等不少朝衣、马匹、银两等物，而在本月二十五日临行前，又“赐鄂尔多斯部落济农银一百两，台吉古鲁五十两，台吉阿喇纳四十两，其余九人各十 五两，其 随从十人各五两；共银三百七十五两。”［１０］３４２而对于蒙古各部的贡物，皇太极只是象征性地酌纳一部分，余皆却之，这种恩赏的做法大大满足了蒙古王公的物质要求，收到了诚心向化的效果。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皇太极谕大学士、希福、刚林等一番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各地蒙古每次来朝，厚加恩赏。因此俱不愿离去，虽去时犹属恋恋，蒙古各部亦从此富足安闲。由此揆之，以势服人，不如使人中心悦服之为贵也。”［１１］１５３７与此同时，皇太极还积极与蒙古缔结婚姻，单就其后宫而言，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庄妃）、敏惠恭和元妃 、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这一后四妃皆来自蒙古，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皇太极将女儿许配给林丹汗之子额哲，而其下诸王贝勒也纷纷与蒙古互通婚姻，单就皇太极一朝而言，其陆陆续续与敖汉、巴林、喀喇沁、土默特察哈尔等蒙古部落建立了姻亲关系。根据杜家骥先生的统计，皇太极时期与蒙古联姻的次数多达６７次［１３］５９８－６０７。当然，除了起到巩固满蒙联盟，安抚诸部的作用之外，这其中也包含些许恩养的成分，这在与察哈尔缔结婚姻上尤为明显，如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皇太极遣人谕大贝勒代善娶察哈尔大福晋，而代善却以“此福晋虽为大福晋，然财帛牲畜，我焉能养之”［１２］８９为理由拒绝，而后又听说察哈尔泰松公主富裕娶之。另外，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太后、阿巴泰娶俄尔哲依图太后、济尔哈朗娶苏泰太后都能体现这一点。

其三、封官授爵、划分牧地。封官授爵是皇太极根据蒙古各部部长归附先后、军功大小、属众多少、影响力等实行的“恩养”政策之一。改元崇德之前，皇太极多次赐予来归、获取军功等蒙古王公及其属下美号，如天聪二年（１６２８年）八月初七日，“赐奈曼部贝勒洪巴图鲁号为达尔汉，扎鲁特部台吉喀巴海号为卫徵。赐号之缘故，即洪巴图鲁、喀巴海台吉以察哈尔汗不道，欲依傍天聪汗，俱来归附。後出征察哈尔阿喇克绰特部，杀其台吉噶儿图，俘获人口七百，以所获献汗。”［１１］９０６崇德七年（１６４２年）九月十六日，给当噶赖之敕词：“尔原系蒙古科尔沁部人，尔主土谢图额驸弃蒙古部主察哈尔汗来降时，尔不惜身家，竭蹶从事。后遵我教令，克殚忠贞，故赐号为卓礼克图达尔汉，免进马匹糗粮，八旗王、贝勒处，任其住来，遇出兵领赏，与甲喇章京同。所赐名号，子孙世袭。”［１０］４８８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皇太极改元建国，“即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军功：封嫩科尔沁奥巴之子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布塔齐为多罗扎萨克图郡王；满珠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孔果尔为冰图王；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为和硕亲王；奈曼衮出斯为多罗达尔汉郡王；敖汉班第为多罗郡王；翁牛特孙杜棱为多罗杜棱郡王；东为多罗达尔汉戴青；四子部落俄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喀喇沁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棱；土默特单把为达尔汉；耿格尔为多罗贝勒。”［１４］与此同时，皇太极秉承其父努尔哈齐的做法，吸收他们进入后金的统治体系，参与决策。如蒙古衙门建立后，其中也大量吸收了蒙古官员。总体来说，这种加恩于诸蒙古的封官授爵制度给予了他们一定的权力，满足了其在政治上的要求，并形成了有效治理。此外，皇太极还为来归之蒙古划分牧地，如天聪二年（１６２８年）十二月，皇太极就给率众来归的郭弼儿图等指与驻牧之地［１１］９１９。再如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皇太极遣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会于硕翁科尔地方，与诸贝勒分画牧地，不但规定了巴林、奈曼等部的界限，而且还规定：“既分之后，倘有越此定界者，坐以侵犯之罪，至于往来驻牧，务彼会齐，同时移动，不许参差。”［１５］这不但为其各操就业，休养生息提供了条件，而且还在尊重各部传统牧地疆界的基础上，保证了诸蒙古的经济来源。

其四、尊崇喇MA教。自元朝以来，蒙古信仰喇MA教，早在天命年间前后，努尔哈齐就格外优礼与尊崇喇MA教，多次修建寺庙，拉拢大喇MA。而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期，这种在精神层面怀柔蒙古的恩养政策更加卓见成效。虽然皇太极前期曾经对喇MA教认识不足，曾经下令禁止国中私自建立寺庙，甚至严禁喇MA僧人的活动

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皇太极说喇MA以供佛持戒为名，意在“贪TU财物悖NI造罪，索取生人财帛牲畜”，但是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皇太极为了绥服数十万蒙古之心，故对喇MA教产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但优礼喇MA教僧人，甚至还广修庙宇

三
皇太极对蒙古的“恩养”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但树立了“养人”之旗帜，巩固了后金的统治，收到了“诚心向化”的效果，而且还使其在与明廷的争锋中逐渐占据主动。市赏与养人到底孰优孰劣，一经对比，结果昭然若揭，自然是皇太极的“恩养”政策更具优势。此外，文化上的相似性让蒙古对后金多了一份文化认同感，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年），大凌河之战前夕，皇太极射入城中的一封招降信曾提及：“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１１］１１３３正是这种文化认同心理，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年）正月，皇太极被漠南蒙古四十九贝勒尊奉为宽温仁圣皇帝。而后金隔断明廷与蒙古互市的道路也加速了部分蒙古部落向后金靠拢。在笔者看来，这两点间接促成了皇太极“恩养”蒙古政策的成功。但是受到自身条件制约，“恩养”蒙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与阻力。
虽然皇太极一直视“恩养”政策为“盖善养人者，国之要务，不可忽也”［１６］。但是，后金“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只能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去积累“养人”之物资［１７］１２。除了蒙古外，汉人也是重要的恩养对象之一，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养之，这两者加起来支出巨大。单就蒙古一方而言，皇太极的赏赐历来都是珍赐无吝，但后金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长此下去，难免有捉襟见肘之感。天聪元年（１６２７年），皇太极致信朝鲜曾提及：“是岁，我国粮石仅足本国食用。近因蒙古汗不道，蒙古诸贝勒携部众来归者不绝可想尔等亦闻之。因收养其来归人民，是以，米粟不敷。”［１１］８７２倘若如恰逢粮食歉收，更是束手无策，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十月，皇太极出师前，遣人谕科尔沁诸贝勒暂停来朝、探亲，缘由是：“我国内粮米欠收，以粮米赈济之闲散人口甚多，来朝人之马匹皆以粮喂之，不够。因命停止。”［１１］１６２７因此，这也就导致了一批蒙古王公在归附后金后，依然偷偷与明廷，贸易，皇太极虽有觉察，并令行禁止，但仍屡有发生。因此，皇太极在申明军律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允许蒙古纵掠，分给俘获，满足其物质要求，如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征朝鲜，外藩蒙古诸贝勒从征，“是日，命外藩蒙古诸贝勒大臣等各率所部兵沿海纵略，会于安州。”［１１］１７２３
“恩养”蒙古政策另一大阻力来自于诸王贝勒，虽然皇太极一再重申养人之重要性，但他们往往将各自旗分视为私产，只在乎眼前经济利益，图一家之富足而已，即“惟各为其家，积聚财货，粮谷、牲畜，罔恤人民，怠玩政事”［１０］１１９。如正红旗鸠善所养三名大同 蒙 古 人 诉 于 法 司：“本 主 不 给 柴 草，豢 养 极劣。”［１０］３４４胡贡明对此有一番形象表达：“所以有遇贝勒能体皇上之心，而乐于养人者，或衣食无愁。有遇贝勒不能体皇上之心，而不乐于养人者，则不免饥寒之苦矣。”［１７］３４针对诸王贝勒这种不加恩养的现象，皇太极颇有些无可奈何，甚至说：“朕谕尔等加以恩养，尔等反以为烦苦。朕欲达奏告讦之人，实无言可答。应如何答复，著尔等奏朕，以便如尔等之言答之。”［１０］３３４在笔者看来，这只是养人无实一个缩影而已，并不止停留在蒙古身上，汉人身上更为严重。就受养的蒙古阶层来说，养人无实大都存在于诸王贝勒旗下的下层蒙古身上，而另立旗分的蒙古上层贵族受养程度则较高。
虽然皇太极对蒙古的“恩养”政策受到了一些条件的制约，但总体来说，其起到的作用仍是十分积极、不可替代的。大批蒙古舍明就金，站到了后金一边。这不但壮大了后金的声势，得到了蒙古这一强援，从而孤立了明朝，而且还巩固了满蒙联盟，并为其在与明廷的博弈中增添了胜算，奠定了推翻明朝，统一全国的基础。此外，皇太极对蒙古的“恩养”政策也泽及后世，起到了以蒙古固边的作用。

蒙满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