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邵阳旧俗，小孩出生后要请八字先生算命，八字先生认为蔡锷犯“煞”，流年不利，其父蔡正陵在蔡锷出生两月后于路口立一分路碑，积善行德，以保关煞。碑上文字依次为：长命富贵。信士蔡正陵男艮寅。右走石下江（今洞口县石江镇）。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左走山门（今洞口县山门镇）。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立。

蔡锷分路碑的出土，直接充分证明了蔡锷将军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水东镇的水东大坝上（即洞口县水东镇杨湾村大坝上），此碑是蔡锷将军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水东镇的水东大坝上（即水东镇杨湾村大坝上）的铁证。2001年，该“分路碑”由洞口县水东镇杨湾村村民尹大金在水东大坝上（地点）发现，“分路碑”上刻着蔡锷（艮寅）等名字。碑上的上半部分已明显风化，碑面字迹少部分剥落，其余均清晰可辨。石碑通高65厘米，宽30厘米，厚15厘米，字体小楷阴刻，笔力遒劲。上方自右至左横刻“长命富贵”4字，下为对称竖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右走石下江，左走山门；信士蔡正陵男艮寅；光绪九年二月立”字样。按当地风俗，小孩出生后要给他看“八字”、算命，如果“八字”中命犯“将军箭”，就要打“分路碑”来挡“将军箭”，这样才能使小孩长命富贵，易养成人。这块“分路碑”是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立，离蔡锷（原名艮寅）出生时的光绪八年（1882年12月18日）只有两个月，与当地民俗完全相符。

民国18 年(1929 年) 修纂的《邵阳蔡氏三修族谱·松坡
　　公家传》载:“其先世业农,居城北担地。洪杨之变,流离转徙
　　于邑东及武冈山门。光绪八年生君。”洪杨之变,即清咸丰九
　　年(1859 年) 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发动内讧,翼王石达开
　　率军出走,经江西转战湖南,途中围攻宝庆一事。因宝庆府城
　　北沦为战场,蔡家避走“邑东及武冈山门。”这说明,蔡锷祖、父
　　辈早在蔡锷出生之前二十多年就已迁居武冈山门一带( 见湘
　　潭大学副教授刘建平《蔡锷出生洞口考》一文,载《洞口报》
　　1998 年8 月18 日版) 。

2001 年5 月16 日,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村民尹大金发
　　现了一块清光绪九年二月( 1883 年农历二月) 以“蔡正陵男艮
　　寅”之名立的“分路碑”(见《中国文物报》2001 年6 月10 日《发
　　现蔡锷分路碑》一文) ,该碑.......因此,该碑足证蔡锷出生于此。

邵阳离洞口山门200余里，百年前交通极不发达，即使青壮年也要步行两三天才能抵达，怀抱幼儿，十天半月也非易事。如果蔡锷在邵阳出生，其母怀抱襁褓，从邵阳来到山门几乎是绝无可能之事。

受利益驱使，邵阳市大祥区竟然编造出蔡锷出生于邵阳，一周岁后才随父搬来洞口山门的谎言，实在是可笑之极！也愧对将军英灵了！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小字虎儿。祖籍原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据1929年《邵阳蔡氏三修族谱·松坡公家传》云：“其先世业农，居城北担地。洪杨之变，流离转徙于邑东及武冈山门。光绪八年（1882）生君。”洪杨之变是指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攻打宝庆，因城北是战场，为避战乱，蔡家便迁往邑东亲睦乡蒋家冲和武冈山门，即今洞口县山门镇和水东乡一带。而山门“武安宫”又历为邵帮会活动所在地。清光绪初年，锷父正陵公来到武冈山门大坝上，即今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组，初栖身路边凉亭，后寄居角田富绅杨扶云在大坝上的庄屋，蔡锷即于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诞生于此。据史料记载，蔡锷1岁和4岁时曾随父母先后迁居水东乡青山铺和山门镇洪庙，5岁时，又迁居山门镇武安宫，锷父正陵和母王氏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和蔡锷求学之方便而在武安宫做起了酿米酒、打豆腐、送货郎担的小本生意养家糊口。6岁时，得到了山门路边村刘辉阁秀才的赏识，免费入其蒙馆读私塾，8岁时，刘辉阁又将侄女刘森英（后改名侠贞）许配给蔡锷为妻。由于蔡锷天资过人，加上刘辉阁及塾师张介寿先生教导有方，其学业大进，10岁读完“四书”、“五经”，能写出流畅的文章，12岁由父亲陪同去宝庆府参加院试，以优异成绩举为秀才，被誉为“神童”，轰动桑梓，13岁离开山门去宝庆拜倡导维新的思想家樊锥为师，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 18岁东赴日本留学，从此走向天南海北，立志革命，以身许国，成为辛亥革命著名的风云人物，为推翻帝制，再造共和立下了不朽功勋。

蔡锷少年时期的才智超人拔萃：幼儿时就天资过人，便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有一次，父亲带他去水东桥下河水中推船玩耍时，有个过路人故意考他，出题对联：
“拳头推船头，船头动拳头痛。”
蔡锷见河岸上有个小孩用竹杆在桐子树下往上敲桐子，触景生情，毫不思索地对答：
“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
过路人惊呼：“对得好！对得好！”，见他小小年纪，聪明过人，来了兴趣，继续考他。
借桥上边有一块荞麦地为题，便出题上联：
“桥上荞，风吹荞动桥不动。”
蔡锷见到河岸有株养蚕的桑树，联想残冬之际的地上霜冻，太阳一出白霜就不见了。立即对答下联：
“桑下霜，日晒霜溶桑不溶”。
过路人又一惊呼，指桥为题，出题上联；“桥上过仙人”。
蔡锷随口对答下联； “梁下游神龙”。
过路人听后一惊说；“真神童呀!将来乃国家栋梁也!”。说完就眨眼不见了人影，后来听说是神仙试探考他。

少年时期；蔡锷自小资质聪慧，活泼好动、口齿伶俐。7岁入私塾读书，好学上进、记性强、悟性好，熟读了《四书》、《五经》及许多古典名著，打下了厚实的文学功底，以致他从小就能吟诗作对。
蔡锷小时与同伴放风筝，玩得正起劲时，线断了，风筝掉进太守家的花园里。一时，无人敢去取，唯蔡锷大胆前去，被门卫拦住而发生争执，吵闹声惊动了太守大人，太守见蔡锷谈吐不凡，顿生好感，于是以进园找风筝为题，出了个上联：“童子六七人，无如尔狡”；蔡锷想了想，对了个下联：“太守二千石，唯有公廉……”蔡锷故意不往下说，太守再三追问，蔡锷答曰：“你还我风筝，就是‘唯有公廉’，你若是不还，便是‘唯有公贪’了！”太守夸他机灵过人，自然将风筝还他。
蔡锷9岁时，曾随父到宝庆买书，街谈巷议新任知府府衙大门左侧张榜征联，他要父陪同前往看个究竟，只见那上联曰：“中秋月不明，挂一盏灯，替乾坤增色”；他低头悟思，便胸有成竹，然后随父返家。第二年正月旧历惊蛰节气那天，天气晴朗，蔡锷央求父亲带他到宝庆府来献对。来到知府衙门，骑在父肩上，手执鼓槌朝衙门外的惊堂鼓猛击三下，大嚷：“击鼓应对！”，衙役一边递过纸笔一边轻蔑地说：“毛头小子，也敢献对？”蔡锷接过纸笔，一挥而就：“惊蛰雷未动，擂三通鼓，代天地回春。”知府阅后直呼：“奇才、奇才！”
蔡锷13岁时，其父带他到宝庆府考秀才，山门到宝庆有200多里，没有车，只能走路，蔡锷走不动了，父亲就背着他走。有个乡绅见了，吟出一句：“儿将父作马”；蔡锷随口便答：“父愿子成龙”。

又到宝庆府，蔡锷心里很高兴，要父亲带他逛街，他们来到一家笔店，笔店老板得知他是赶考的，有意考他，便出了个上联：“小相公三元及第”；蔡锷笑答：“大老板四季发财”，店老板高兴地送了他3支狼毫（毛笔）。经过一家商店时，蔡锷见柜台上摆着一块画着福禄寿三星的镜屏，便伫立观看，老板得知蔡锷是来赶考后感到很惊讶，便有意要试他一下，并许诺答上对子，送他镜屏。老板的出句是：“福禄寿三星拱照”；蔡锷即刻对上：“公侯伯一品当朝。”老板听后大喜，连说：“对得好、对得好，小相公一定高中”，并把镜屏送了绐他。
临考前一天，试馆主人送给蔡锷一枝鲜花，祝他妙笔生花。蔡锷将花插在衣袖里，潇洒地走进考场。主考官见他衣袖里藏有鲜花，便有意出对难他一下，出曰：“小童子袖里插花暗藏春色”；蔡锷见案台上摆有一对红烛，便答道：“大老爷堂前摆烛明察秋毫”。考官见他人矮衣长，又出题：“小后生长袍拖地”；蔡锷随口应答：“大老爷洪福齐天”。考官又以他年少为题出联：“邵阳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蔡锷不慌不忙，即吟下联：“孔门弟子三千众，属回（即颜回）领先”。考官又把难度加大，出了上联：“宝塔七层，四面八方”；蔡锷略加思考答曰：“玉掌五指，两短三长”。几场试毕，蔡锷以神童补县学生员（俗称秀才），湖南学政江标誉蔡锷为神童，一时轰动府县。
后来蔡锷从山门回到邵阳，投到邵阳民主进步人士樊锥门下，樊锥有意出一联试他：“千年柳树做衣架”；蔡锷应声答曰：“万里山河当澡盆”。樊锥惜其才，便将其收为弟子。蔡锷在接受樊锥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其民主思想的熏陶。有一天，樊锥就什么最高、最深让蔡锷撰一副对联，蔡锷稍微考虑一下后答曰：“高，高于人心；深，深于书籍”。此联避开了“天高海深”的俗对，心存高远，得到樊锥的好评。

松坡从小颖悟，聪明过人。6岁读书，13岁即考中秀才，一方传为佳话。15岁在2000名青年材俊（仅招收40名）中脱颖而出，考入设立于省会长沙的时务学堂。这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就在这里，他认识了梁启超。
　　湖南虽处内陆，原本闭塞保守。却因出了个曾文正公，开了一代风气，转而人才鼎盛，思想开明。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曾氏门生故吏，寅恪先生祖父）是方面大员中唯一公开支持维新者。时务学堂，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旨在培养维新人材。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就是年方24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一代天骄梁启超。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两年间共招考三次，录学生200余名。蔡锷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所谓“白帽轻衫最少年”。成绩却很出色，与李炳寰、林圭并称为三大高材生。梁启超对他特别赏识，勤加扶掖点拨，师弟之间建立了历久弥坚、终身不逾的深厚感情。
　　戊戌政变发生后，陈宝箴去职，时务学堂被停办。松坡先后到武汉、上海、日本，辗转求学。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松坡幸免，但受到强烈刺激，乃改寅为锷。更不顾梁启超等人的反对，下决心投笔从戎。次年再去日本，改学陆军。
　　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冬天，回国服务，各方竞相争聘。那时的“海龟”，好象比于今远为希缺，也更加走俏。
　　回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担任军职，备受各方政要器重。值得一提的是，国共双方统帅级的军头，前者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朱培德，后者如朱德、叶剑英，直接间接都可算是蔡氏的门生或部下，对蔡公一致景仰。

　　1906年，清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作为军界新锐，松坡奉令观操，并充任中央评判官。就在这时，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这两个大佬的恩怨情仇，耐人寻味，活脱脱一对生死冤家。
　　1911年夏天，在云南编撰出版重要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7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准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任命：10月10日，辛亥武昌首义爆发。
　　10月30日夜，昆明重九起义爆发。次日，昆明光复。11月1日，起义官兵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年二十九岁。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第二年10月，松坡奉调到北京，在中央政府担任多项职务。当时，他对袁氏持理解、支持态度，试图帮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厉行统一和建设，反对孙中山动辄兴兵。又主张军人的“不党主义”。期间，与恩师梁启超过从甚密。
　　1915年下半年，袁项城利令智昏，帝制自为的狼子野心渐露，对松坡一方面密加防范，一方面多方羁縻。他对左右亲信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松坡已看穿此公的鬼蜮伎俩，不为所动，另有盘算。但他是一个智深勇沉、劲气内敛的人，虚与委蛇，不动声色。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19日，蔡锷摆脱监视，历尽艰辛，间关万里，抵达旧治昆明，与唐继尧等决策反袁，先礼后兵。先通电归劝。但袁氏泥足已深，不肯回头。25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1916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袁军进行坚苦卓绝的战斗。袁世凯人心丧尽，内外交困，做了83天可怜巴巴过干瘾的关门皇帝后，于该年6月6日一命呜呼。次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国体得以保持，护国战争胜利。中央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松坡因患当时还属不治之症的喉结核，又戎马倥偬，尽瘁国事，已经病体难支。视事未久，就向中央政府请假治病。8月9日，离开成都沿江东下，两袖清风出夔门。月底到上海，随即东渡日本，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治疗。
　　1916年11月8日，再造共和的一代伟男蔡公松坡在日本逝世。时年三十四岁!
　　临终前，仍念国事为重，口授遗电，由好友蒋方震、石陶钧记录代呈中央政府：“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指在四川分别代理其职务的罗佩金、戴戡二人）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中央政府见其功大，特以国葬第一人。
可惜呀！可惜！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一代伟人，英年早逝，是我中华一大损失。

后人评价：像蔡锷那样能写文章，能带兵打仗，能治理行政，既重政治主张又重个人品德的人，民初无第二人。蔡锷的才智，谁人能及？
论诗文：不仅有“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的忧国心；也有“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的豪情；面对阿谀哈腰的臣僚，他讽刺：“可怜九月初三夜，汗似珍珠腿似弓”。
论兵法，他主张“军人不党主义”，此等创新与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不谋而合。在用兵上，他提出“民心之向背，地势之得失，此胜败之大原因”、“我军所至，首以要结民心为第一”，并强调普及国民军事教育，实行军事救国。蔡锷在军事上颇有建树，著有《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等军事著作，有《蔡松坡先生遗著》、《蔡锷集》存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他善写对，喜撰联，其联常为世人所称颂。
论爱国，在云南任职时，常有土匪杀人抢劫，他则派兵严守各地，使该地得到安宁，当闻知土匪大都逃至贵州，继续猖狂时，大怒：“贵州亦我祖国领土，保地保吾滇安而以邻国为壑，吾乌忍坐视。”并领兵讨平。
论智勇，他与家人共演了一出“家庭风波”，故做沉溺酒色状，不仅成功地使家人脱离危险，还巧妙地逃出了“老猿”的掌心，与梁启超等人策划了一场反袁复辟的战争。使这个原来取笑蔡锷为“风流将军”的“老猿”临终不得不叹服：“我一生出卖人，却被他给出卖了！”
从此以后，人民都知道历史上有袁世凯和蔡锷这两个人，前者是中华民国自封首任大总统，独裁四年半，称帝失败，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气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之间的故事绝对精彩，值得后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