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明天会更好
作者：王换换
不知何时，一缕阴霾缠绕心头，久久未散。好友见我愁思不展便邀我同去爬山。收拾好东西，一切准备就绪，带着点忧愁与期待的复杂心情，踏上旅途。
漫漫人生，唯有激流勇进，不畏艰险，奋力拼搏，方能中流击水，抵达光明的彼岸。我坚信：明天会更好。
到了山脚下，从下往上看，入眼的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是高耸入云、不达尽头的山尖。一路慢慢悠悠，望着满山绿意，赏着路边不知名的野花，心情顿时愉悦了不少。不知春意何时尽，满山翠色春已来。一路到山顶，微风拂面，花香袭人。耳边忽然想起好友的声音：“如何？心情好多了吧？让所有的不愉快就这样随风飘散吧！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好，更好。”
至此，我想到了路遥先生的话：“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是啊，不经历风雨，怎能见雨后的彩虹？不经历流血的手指，怎能弹奏出世间绝唱？在我看来，有些人在世上走一遭，就注定要经历一些不同于常人的事情，正如先生笔下的孙少平一般，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在苦难中长大的人，却不惧艰难困苦的社会现实、求学期间的饥饿以及同学的嘲弄，就这样挺了过来，并以清醒的思维、男子汉的豁达平静地接受着一切。摆脱狭隘的农民意识，追求具有人生价值的精神生活，心中的这种意念从未被磨灭。在回乡之后，一人独处于山沟之中时：“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存一辈子，他老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即使有吃有穿了，他也依旧在煎熬。纵使历经重重磨难，万千艰辛，我也依旧期待美好的明天！
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无论如何，我们都该向前看，人生还有太多美好等着我们发现、探索。
我始终坚信：明天会更好！
2017.5.4

当孙少平变成祁同伟以后……
作者：高安侠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书房记”（不代表发帖者的观点）
“砰”的一声，祁同伟吞枪自杀，一瞬间我的眼泪也下来了，一个公认的坏人死了，作为追剧的观众应该高兴，可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在《人民的名义》中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意义上的坏人。祁同伟是一个有着强大现实基础的草根奋斗者，为了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不惜抛弃尊严，下跪求婚于一个不爱的女子，为讨好上级，给领导哭坟，溜须拍马，整个一套小人做派。为了升官，没有他不会做的事。
我们，站在戏剧之外的人可以鄙视他，但是，作家周梅森不仅仅是给他贴个坏蛋标签就了事，这个坏蛋是怎样蜕变而成的？回溯祁同伟的人生路，我们或许会感到，有些人不是天生的小人、坏人。相反，祁同伟的大学时代是个深受老师赏识，同学拥护的学生会主席，能力与才干自不必说。对了，还有帅气的相貌。可以说，他除了出生贫寒，与正面人物侯亮平、陈海不相上下。
在这里，我想起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塑造的孙少平，路遥很偏爱这个人物，总是亲切地称他“我们的少平”，孙少平和祁同伟高度相似，学业优异，品德能力为人所公认，当然还有出众的容貌。
孙少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只能回到农村，开始父辈一样的生活，在黄土里刨食。但是，不甘于命运安排的他卷起铺盖，只身来到陌生的城市，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我觉得他和祁同伟简直是不同年代的化身，出生草根却心比天高，而美好的相貌又为他们赢得了异性的青睐，祁同伟被高干梁群峰的女儿梁璐喜欢上了，而少平被省级高官田福军的女儿田晓霞喜欢上了。
不同的是，孙少平似乎又格外幸运一点，他和田晓霞两情相悦，而祁同伟则是看上了对方的家庭，准确的说是看上了岳父手里的权力。在这里，格外强调一点，大学里的祁同伟也和孙少平一样，和另一个女孩子之间有着纯真的爱情。
命运的歧路在于，祁同伟因为一开始拒绝梁璐的追求，被权力狠狠地扇了两个耳光，一是他被分配到偏远的山沟，而水平相当的侯亮平和陈海都在省上工作。天壤之别，让任何一个人也难以平静。二是为了调动工作，他参加缉毒队，身中三枪立了大功，然而，拿命也换不来调动的机会。别人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东西，草根的他却难以做到。
在这里，权力显示了它拨弄命运的巨大威力。我们不要轻浮地指责别人在权力面前的软弱。如果你没有因为默默努力却看不见前途，而在耿耿长夜里吞声饮泣过，如果你没有看过权力的冷脸，被权力蔑视，在万人欢笑的场合独自一个人包羞忍耻、强咽泪水，以至于喉头紧胸口痛，你不会明白权力的威力，不会明白草民的卑微，当然也就不会理解祁同伟那被人哂笑的一跪。这就是，为什么坏人祁同伟死了，很多人却哭了的根本原因，与其说哭他，倒不如说哭自己，哭那个同样被权力欺负过的自己。
路遥笔下的孙少平，不甘心当农民，靠着田晓霞的一臂之力成为一个煤矿工人。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写到孙少平在煤矿的奋斗和生活就知趣地结束了，如果再往下写，孙少平会甘心于当一辈子煤矿工人吗？肯定不会！因为路遥给予了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一颗永远不会放弃奋斗的灵魂，那么，孙少平就会继续努力，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生活。显然路遥感觉到了田晓霞存在的尴尬，是让她和孙少平结婚吗？一个省报记者和一个煤矿工人的结合是多么悬殊，即便作家这么写，在现实生活的观照下，又有何意义呢？最合理的办法当然是田晓霞利用父亲的权力，给孙少平改变身份，这样，从煤矿工人摇身一变，成为公家人。
孔雀女与凤凰男的结合才显得顺理成章。
可是，那样的话，这也只是一个庸俗的故事，这个奋斗者的故事就变了味，变成了穷孩子攀高枝的故事。这显然有悖作家路遥的意思。那么，他只能让田晓霞死掉。
如果我们脑补一下，设想晓霞没有死于洪水的话，两人的感情修成正果。那么，孙少平将会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当然也可以说向上爬，老岳父当然会不遗余力襄助。在老岳父的能量辐射下，孙少平可能为了获得更多资源，也会和祁同伟那样努力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在这个网络构建的过程中难免利用别人，被人利用，蝇营狗苟做一些龌龊的事，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慢慢地，孙少平就变成了祁同伟。
下一步，孙少平将何去何从？我的想象力有限，留下的空白让大家脑补……

最近，从朋友那里得到几篇作家路遥旧友的文字，准备逐一转发。谢谢！

我给王卫国（路遥）拆洗被子
作者：肖桂芝
王卫国（路遥）是我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时的同事，我是演员，他是编剧。他和我爱人杨世杰是好朋友，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是我们俩的介绍人，因此我和他交往也就多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帮他拆洗被子那件事。
那是1973年他临上大学前的事。一天他把我叫到他们宿舍说：帮我拆洗一下被子。我说：好。边答应着边上炕抱起他的被子就要回自己的宿舍。他说：“就在我们窑里拆洗吧。”见我在犹豫，又不好意思地说：“被子脏，怕人家笑话”，说完就走了。
他走后，我坐在炕上把被子一打开，一股子难闻的汗腥味和烟熏味就扑面而来，呛得人直闭气，那被里实在是太脏了，本来挺好的白棉布被里被汗沤成灰了吧唧的，被头一圈黑硬的跟铁打的似的，棉套像是擀的黑羊毛毡子，又黑又重，怪不得他自己都说怕人家笑话。我口里不说，心里暗想：这个王卫国看着挺体面的，怎么这么邋遢呢。
洗被里的时候才叫费劲呢，打了三遍肥皂都搓不出沫来，倒掉好几盆黑水，我用洗衣板上一点一点使劲搓，搓的胳臂都酸了，可都无济于事，发黄的被里怎么也露不出本色。晾干、缝好，我又去百货公司买了两条白毛巾缝在一起绷了个被头，等他晚上回来给他送过去，对他说：“这棉套太硬了盖着多不舒服啊，该弹弹了。”他挺不好意思的说了声：“习惯了，谢谢！”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他也去世二十多年了，想起来让人感慨。
肖桂芝简历：肖桂芝，1953年6月出生，1969年延川县永平公社刘家渠大队插队，时年15周岁。1969年在延安文工团培训。1970在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工作，同年参加延安插队北京知青汇报团赴京汇报演出。1976年调延川县稍道河公社任妇女专干。
1977年调延川县广播站任播音员。1981年调河北省玉田县工商局，次年任个体股股长。1991年调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直2003年退休。

我给王卫国（路遥）拆洗被子
作者：肖桂芝
王卫国（路遥）是我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时的同事，我是演员，他是编剧。他和我爱人杨世杰是好朋友，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是我们俩的介绍人，因此我和他交往也就多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帮他拆洗被子那件事。
那是1973年他临上大学前的事。一天他把我叫到他们宿舍说：帮我拆洗一下被子。我说：好。边答应着边上炕抱起他的被子就要回自己的宿舍。他说：“就在我们窑里拆洗吧。”见我在犹豫，又不好意思地说：“被子脏，怕人家笑话”，说完就走了。
他走后，我坐在炕上把被子一打开，一股子难闻的汗腥味和烟熏味就扑面而来，呛得人直闭气，那被里实在是太脏了，本来挺好的白棉布被里被汗沤成灰了吧唧的，被头一圈黑硬的跟铁打的似的，棉套像是擀的黑羊毛毡子，又黑又重，怪不得他自己都说怕人家笑话。我口里不说，心里暗想：这个王卫国看着挺体面的，怎么这么邋遢呢。
洗被里的时候才叫费劲呢，打了三遍肥皂都搓不出沫来，倒掉好几盆黑水，我用洗衣板上一点一点使劲搓，搓的胳臂都酸了，可都无济于事，发黄的被里怎么也露不出本色。晾干、缝好，我又去百货公司买了两条白毛巾缝在一起绷了个被头，等他晚上回来给他送过去，对他说：“这棉套太硬了盖着多不舒服啊，该弹弹了。”他挺不好意思的说了声：“习惯了，谢谢！”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他也去世二十多年了，想起来让人感慨。
肖桂芝简历：肖桂芝，1953年6月出生，1969年延川县永平公社刘家渠大队插队，时年15周岁。1969年在延安文工团培训。1970在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工作，同年参加延安插队北京知青汇报团赴京汇报演出。1976年调延川县稍道河公社任妇女专干。
1977年调延川县广播站任播音员。1981年调河北省玉田县工商局，次年任个体股股长。1991年调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直2003年退休。

我给王卫国（路遥）拆洗被子
作者：肖桂芝
王卫国（路遥）是我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时的同事，我是演员，他是编剧。他和我爱人杨世杰是好朋友，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是我们俩的介绍人，因此我和他交往也就多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帮他拆洗被子那件事。
那是1973年他临上大学前的事。一天他把我叫到他们宿舍说：帮我拆洗一下被子。我说：好。边答应着边上炕抱起他的被子就要回自己的宿舍。他说：“就在我们窑里拆洗吧。”见我在犹豫，又不好意思地说：“被子脏，怕人家笑话”，说完就走了。
他走后，我坐在炕上把被子一打开，一股子难闻的汗腥味和烟熏味就扑面而来，呛得人直闭气，那被里实在是太脏了，本来挺好的白棉布被里被汗沤成灰了吧唧的，被头一圈黑硬的跟铁打的似的，棉套像是擀的黑羊毛毡子，又黑又重，怪不得他自己都说怕人家笑话。我口里不说，心里暗想：这个王卫国看着挺体面的，怎么这么邋遢呢。
洗被里的时候才叫费劲呢，打了三遍肥皂都搓不出沫来，倒掉好几盆黑水，我用洗衣板上一点一点使劲搓，搓的胳臂都酸了，可都无济于事，发黄的被里怎么也露不出本色。晾干、缝好，我又去百货公司买了两条白毛巾缝在一起绷了个被头，等他晚上回来给他送过去，对他说：“这棉套太硬了盖着多不舒服啊，该弹弹了。”他挺不好意思的说了声：“习惯了，谢谢！”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他也去世二十多年了，想起来让人感慨。
肖桂芝简历：肖桂芝，1953年6月出生，1969年延川县永平公社刘家渠大队插队，时年15周岁。1969年在延安文工团培训。1970在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工作，同年参加延安插队北京知青汇报团赴京汇报演出。1976年调延川县稍道河公社任妇女专干。
1977年调延川县广播站任播音员。1981年调河北省玉田县工商局，次年任个体股股长。1991年调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直2003年退休。

我给王卫国（路遥）拆洗被子
作者：肖桂芝
王卫国（路遥）是我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时的同事，我是演员，他是编剧。他和我爱人杨世杰是好朋友，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是我们俩的介绍人，因此我和他交往也就多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帮他拆洗被子那件事。
那是1973年他临上大学前的事。一天他把我叫到他们宿舍说：帮我拆洗一下被子。我说：好。边答应着边上炕抱起他的被子就要回自己的宿舍。他说：“就在我们窑里拆洗吧。”见我在犹豫，又不好意思地说：“被子脏，怕人家笑话”，说完就走了。
他走后，我坐在炕上把被子一打开，一股子难闻的汗腥味和烟熏味就扑面而来，呛得人直闭气，那被里实在是太脏了，本来挺好的白棉布被里被汗沤成灰了吧唧的，被头一圈黑硬的跟铁打的似的，棉套像是擀的黑羊毛毡子，又黑又重，怪不得他自己都说怕人家笑话。我口里不说，心里暗想：这个王卫国看着挺体面的，怎么这么邋遢呢。
洗被里的时候才叫费劲呢，打了三遍肥皂都搓不出沫来，倒掉好几盆黑水，我用洗衣板上一点一点使劲搓，搓的胳臂都酸了，可都无济于事，发黄的被里怎么也露不出本色。晾干、缝好，我又去百货公司买了两条白毛巾缝在一起绷了个被头，等他晚上回来给他送过去，对他说：“这棉套太硬了盖着多不舒服啊，该弹弹了。”他挺不好意思的说了声：“习惯了，谢谢！”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他也去世二十多年了，想起来让人感慨。
肖桂芝简历：肖桂芝，1953年6月出生，1969年延川县永平公社刘家渠大队插队，时年15周岁。1969年在延安文工团培训。1970在延川县***思想文艺宣传队工作，同年参加延安插队北京知青汇报团赴京汇报演出。1976年调延川县稍道河公社任妇女专干。
1977年调延川县广播站任播音员。1981年调河北省玉田县工商局，次年任个体股股长。1991年调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直2003年退休。

我和路遥在延川县宣传队的日子里
作者：杨世杰
一、初识路遥
我是在1970年夏季参加延川县文艺汇演的时候认识路遥的。当时我们住在延川县国营旅社，因为我扮演的李玉和得到好评，所以经常有人来到我的住处切磋。一天晚饭后，一位朋友领着路遥来了，介绍说：这人叫王卫国。当时他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大大咧咧的，我给他敬烟，他连句客气话也没说，接过去用手把香烟捋了几下，就抽开了，抽一下，看一下火头。我和朋友聊天，他始终一言不发，只是用拇指和无名指从腮帮子上拔胡子，拔下来后放在嘴唇上蹭几下。我口里没说，心想：这人真怪。
过了一会路遥说要去文化馆，站起身往外走，我出于礼貌从炕上下来送他，他好像没看见似的，一只手揣着兜，另一只手掀起门帘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走后我跟朋友说：“这人还挺傲”。朋友说：“这人可不简单，曾经是延川县一派“红卫兵”的“一号人物”，后来被结合为县革命委员会不脱产的副主任，现在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当年秋季我被抽调到临时成立的延川县MZD思想宣传队当演员，与路遥的交往就渐渐多了。我们经常在县文化馆和朋友的办公室见到他，慢慢才熟悉了，我才体会到他表面看挺高傲，其实内心很热情，爱结交朋友，尤其喜欢跟我们北京知青交往，同时还知道他的前女友也是北京知青，也是文艺特长，是原战备宣传队的队员。
1971年4月7号延川县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我自然被留下了，更巧的是，没过多久，路遥作为创作员也到了宣传队，从此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因为我们认识的比较早，所以关系比其他人更亲些。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个“专职创作员”不过是个临时工，工资也只有十几块钱。

二、秀延河边谈身世
记得他刚来县宣传队不久的一个傍晚，我俩坐在秀延河滩的一块大石头上边抽烟边闲扯，忽然他问起我的父母亲是做什么的？这话题一下触及了我的痛处，对我来说这是个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家丑，可是我对他没有隐瞒，告诉他父亲是个中学教员，现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我来延川插队离开北京的时候都没见到他，母亲带着姥姥、弟弟和妹妹去了江西五七干校，说着说着，我偷偷的流了眼泪。他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深深叹了口气，沉默好久后才给我讲起了他的身世，讲他从清涧过继到延川郭家沟的过程，讲述中一直称呼他的养父母是“大爹”“大妈”。我问他：“你常回清涧看你爸妈不？”他没回答，过了好一会才冒出一句话：“人到临闭眼的时候想想自己没有白在世上走一回就安心了。”说完竟唱开民歌了，唱的是《五哥放羊》。
三、路遥穿戴不讲究
路遥爱穿“八路灰”。从我认识路遥那天起就没见他穿过其他颜色的衣服，无冬历夏总是一身“八路灰”色，戴一顶八路灰的单帽。而且都是“空堂”穿制服，不穿衬衣。那帽子除了晚上睡觉和早上洗脸的时候摘下来，平时总戴着，帽子里面衬着稿纸或报纸。一年四季身上总是长衣长裤捂得严严实实的，可从来都是光脚片子穿双矮腰的胶鞋（解放鞋），胶鞋的里面黑乎乎的，从来也不刷，即便是三九天也不穿袜子，不穿棉鞋。冬天还好，到了夏天一脱鞋真让人受不了。
他就是爱看书、写诗歌，一晚上恨不得看一本书。路遥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来，我们宿舍夜夜都点长明灯。他看书时把“摊子”铺得很大，手里捧着书，旁边的帽子上放着香烟，一边抽烟一边看，一看就是半宿，炕头前的地上总有一堆烟头。他看书厉害，抽烟也厉害，早上一睁眼先得拿起书抽几支“起床烟”才下地洗漱。
四、半夜听雁声
1972年我们换过一次宿舍，我和路遥从挤四五个人四号宿舍搬到靠近小院门的一号宿舍。那时候路遥每天晚上都去找曹谷溪或是林达，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睡了，有时候就不回来了。至于回不回来，他事先从来不打招呼，每次回来都是半夜三更了，在小门外轻轻地叫我：“小杨，小杨”，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给他开门，然后继续睡，他却躺在炕上看书。
那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月亮很亮，院子里很静，我迷迷瞪瞪的听见路遥轻轻地喊我，就赤条条的爬起来给他开小院门，他插好门栓进了宿舍，兴奋的悄悄地问我：“你没听大雁叫了吗？听，又来了一群。”我闭着眼睛听见远处传来大雁的叫声，他说：“走，看看去。”把我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果然一行大雁从头顶上飞过去，叫声苍凉而幽远。他自言自语地说：“大雁回家的路该多辛苦啊。”

五、骑自行车摔了大跟斗
1971年秋季我们县宣传队第一次参加延安地区文艺汇演，住在王家坪半山上的第一招待所，当时觉得这个招待所距离观摩演出的延安大礼堂好远啊，而且怎么设在这么个又偏僻又高的地方？
第一次参加全延安地区的比赛大家心里都卯足了劲，我们的节目全部是自己创作的，而且一举夺魁，延川县宣传队在全地区名声大振，特别是焦文凭老师创作的知青题材的小歌剧《延安路上》受到延安文学艺术界的一致好评，还被选为参加陕西省小戏汇演的节目。
就在我们演出的那天，吃过早饭化好妆大家排着队从山上往下走，这时路遥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辆自行车，推着走到我跟前说：“来，我驮着你”。自从来到陕北插队再没有摸过自行车，出于好奇我从他手上抢过自行车，一偏腿就骑上去了，跟他说：“上来吧。”他往后衣架一坐，我觉得他怎么这么重，车把晃了几下，他说：“还是我来吧”我稳住车把没吭声继续往前骑。一开始的路比较平坦，因为是下坡也不用怎么蹬自行车就往下滑行，拐了个胳膊肘的弯，坡渐渐的越来越陡，自行车越滑行越快，我赶紧捏闸，这是个单闸自行车任凭我把闸捏到头也刹不住，车子不但没减速反而越来越快，最后简直就是往下冲了，
路遥坐在后面使劲喊：“快刹车！”我说：“这闸不管用啊。”他喊着：“用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脚去刹车，只好任凭它往下冲。前面就是我们的队伍，再往前是公路，自行车还是飞速的往前冲，眼看就要冲到人群里了，忽然觉得车子一晃，路遥跳下来，拽住后衣架，但是因为惯性太猛，他在后面拽着跑了一段距离，我俩连人带车摇摇晃晃冲进碎石路旁边的空旷庄稼地里，重重的摔到在地上。路遥一把把我从地上拽起来，着急地问：“摔坏了没有？”我顺势爬起来先看看大家是不是在笑话我，尴尬的说：“没事，没事。”
六、路遥鼓励我学表演
我爱上表演也是受到路遥的影响。那年代根本买不到表演方面的教科书，我总听路遥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说像电影演员赵丹、孙道临、王新刚、白杨、李默然这些人才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角色都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物个性和心理活动，所以把剧中不同的人物表现的非常生动、形象。说实话那时候我就是演演“样板戏”不过是照猫画虎去模仿人家的外表而已，根本不懂得什么表演技巧，对斯坦尼体系更是一无所知。路遥还经常跟我说：“有时间多看些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中对人物的心里描写非常准确、细腻，对你的表演会有帮助。”他给我找来高尔基的《童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就是他最爱不释手的小说《创业史》。
路遥不知道从哪弄来一本斯坦尼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封面的下半部被斜着扯掉了一大半，他递给我以后跟我说：“给，斯坦尼的书，世界级的表演著作，你应该好好看看。”因为平时路遥对我的启发和引导我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到这本书以后让我深层次了解到表演艺术的真谛，到现在都记得书中的章节：想象力、集中注意力、信念与真实感、情感记忆、潜意识等等。
记得他还经常嘱咐我多多留意、观察和积累生活，特别是细节和带有个性化的人和事。有一天排练的时候他坐在我身边，一会两个演员的表演把大家逗得一阵大笑，从我们身后传出来老李师傅的笑声非常特殊，当即路遥就推推我对我说：“你听老李的笑太有特点了，你能学会吗？”经他一说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老李的笑声似的，低沉、憨厚、开心，笑得声音频率极快，至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也曾经尝试着去模仿，但是一直做不到哪种极快的频率。
后来路遥去延安大学读书了，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从陕西文艺编辑部来的信，一看是路遥的字迹，当时还挺纳闷。拆开一看一张稿纸上写了大半张，先说他已被借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了，然后是嘱咐我如果有机会应该到专业团体学习深造，能报考个专业艺术院校更理想。我看完信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非常感激他一直惦记着我。

七、小院里的破席片
路遥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夹着一本书或是他写作用的五合板夹子，嘴里叼着一支烟，歪着膀子从宿舍出来，到院子北墙堆放杂物小柴房旁边，拉过一片破席片子，往墙根下一铺，然后背靠着墙，半躺半靠晒着太阳看书或是写作。他写作时身子半靠着墙，左条腿平伸右条腿弯曲着，把五合板的木夹子放在腿上，一会低着头写，一会看着夹子歪着头思考，一会点着一支烟闭着眼睛抽。他写的草稿特别乱，稿纸上满满当当横着竖着斜着全是字，大大小小的圈、箭头和长短不一的线，我有时看一眼他的草稿根本看不懂哪是哪。
记得他的很多诗作都是在那块破席片上写出来的，其中有一首《南湖的船》：
一只小平凡的小木船，
一个伟大的新起点……
时间太久了，后面的诗句记不清了，他写完后还让我朗诵过。
路遥在宣传队的近三年时间里，除过阴天下雨、刮风下雪天，他几乎每天都是在那块破席片子上度过的。
八、我去过一次他家
1972年夏天，路遥从郭家沟回来非常兴奋，先去了焦文凭老师的宿舍，说是他听当年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老队员马国侯讲述了当年在延川、清涧一带活动的故事非常生动，是个写剧本的好题材，听他讲述了几件比较感人的故事以后，焦文凭老师激动地说这是个大戏的好题材，于是两人就讨论确定写一部大型歌剧，讨论到半夜剧本大纲基本有了雏形，并命名为《第九支队》并且商量好第二天就去采访老马，当时我也在场，路遥说：“把小杨也带上，将来的主角”焦老师也欣然同意。第二天上午他俩不知道从哪弄来两辆自行车，因为有了上次延安汇演是摔跤的教训，这次路遥都没商量，直接骑上自行车驮着我出发了。
老马家就在去文安驿的公路边上，红胶泥土崖下面的一孔土窑洞，门窗都非常简陋，我跟着他俩走进窑洞，因为阳光照不到里面，窑洞里面很暗，路遥跟老马说明来意，老马把门帘搭在门上，窑里才显得亮堂了些，老马看上去特别沉稳，可是一讲起当年的事特别激动，每讲完一段后焦老师和路遥就提出些问题。
我们先后去过老马家三趟，第一次采访完从老马家出来路遥推着自行车用目光朝对面的沟里示意了一下，说：“我大妈家就在沟里。”说完就骑上车走了。第三次采访完从老马家出来，路遥说去他大妈家转转，大约在他家呆了也就10多分钟吧。我记得他家院子里有两孔窑洞，窑洞旁边有一棵树，我印象中他家极其简陋，后窑掌放着些农具，一个没有油漆过的柜子，两只水缸。路遥的大妈矮矮的个子，非常和善，说话轻声细语的，管路遥叫“卫儿”。

九、李世旺（海波）家吃杂面
197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天灰蒙蒙的，没有太阳，很闷。路遥靠着北墙坐在那块破席片子上看书，大约三点多钟，我排练结束后往宿舍走，他站起身把书夹在腋下，把破席片放回原处，对我说：“走！去李世旺（海波）家。”我问：“去李世旺家干吗？”他回答：“没事，转转。”一路上我俩东拉西扯，步行了十几里，过了郭家河的漫水桥不远就钻进深沟里了，因为半阴天，所以，一进沟里更觉得天很暗淡。到村口老远就看见李世旺从窑硷上下来迎我们。他先带着我俩在村子前后随意转了转，然后在他父亲和他几个亲戚家的窑硷上走马观花的转了一圈，路过其他人家的窑前，不时有人掀起门帘子跟他打招呼：“窑里来人啦！”从村头到后沟转了一阵，天渐渐黑下来了，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村比起我插队的黄河畔还要穷，整个村里静静地、灰蒙蒙，好像很压抑。因为气压低各家烟囱里冒出的炊烟聚在一起，悬在半空中。到点灯的时候我们回到李世旺家，他婆姨见我们回来了赶紧掀起门帘，窑洞里全是蒸汽。李世旺埋怨说：“怎不点灯？”他婆姨正在尴尬，路遥连忙打圆场说：“省个儿油钱。”逗得大家都笑。路遥是陕北农民的儿子，但不会坐炕，就坐在靠门口的炕栏上。我把鞋一脱盘腿坐在炕上，很利索的样子。我们吃擀杂面，很香，直到现在我都能想起那香味。那个年代，杂面已经是非常奢侈的待客饭了，第二天返回的路上路遥跟我说：“那杂面估计是李世旺借的，我看见他婆姨吃的是红面（高粱面）”
十、捉了个老鳖不见了
一次从眼岔寺下乡回来的路上，我和路遥、李柏岩三个人走在最前面。快到县城的时候，路遥指着不远处的路中央说：“看，那是个什么？”顺着他指的方向，啊，好大一只鳖，正趴在那晒太阳呢。老鳖听见动静转身往河边爬，李柏岩跑过去踩住它，我赶紧也上前帮忙，我两半天按不住，路遥不但不帮忙，反而坐下抽开烟了，还劝我们不要抓，一会说“鳖咬上就不松口，操心！”，一会说：“鳖有灵性哩，不能抓。”我俩没听他的，硬是把鳖抓住了，还用路遥的鞋带把它捆住提了回来。一路上路遥总是念叨着说：不能往回提，不吉利。我们当然不会听他的。可奇怪的是捉回来的老鳖却不见了。我问李柏岩，他说我也不知道哪去了？我们怀疑是路遥放了，他说没有，直到现在我还纳闷呢：老鳖哪去了？
十一、装灯遇险记
《第九支队》上演前的一天中午，我和张州、李柏岩、路遥四人一起去县革委会礼堂装面光灯，那个礼堂舞台既没有幕布，也没有后台，其实就是个报告厅。
我们要把绑着四盏面光灯的两根长长木方子装到大梁上，前前后后找了半天没找到能爬到大梁上去地方，李柏岩说用绳子把他吊上去，大梁距离地面大概有十来米，张州和李柏岩轮流往大梁上甩绳子，半天也没甩上去，轮到路遥了，他把绳子的一头绕了一个疙瘩，往后退了两排排椅，站上去轮着绳子使劲往上甩，甩了两次就甩上去了，李柏岩开始往自己腰里系绳子，路遥问：“柏岩能行吗？”柏岩肯定地说：“咋不能行！”绑好后路遥不放心仔细的检查了绑的接头，还拽了拽，觉得接的扣挺结实了，就要往上拽，路遥忽然说：“不行，解开重绑一下。”他又帮李柏岩从胯下拴住一条腿，我们三个拉着绳子往上拽，李柏岩正要伸手去够大梁的时候，忽然拇指粗绳子被磨断了，李柏岩一下从十来米的高处重重的掉在排椅的靠背上弹了一下滚落在椅子上，张州我俩都吓傻了，路遥一步冲到排椅上，像跨栏似的跨过7、8排排椅，冲到柏岩面前，一把抱住李柏岩住：“柏岩！柏岩！”我和张州跑过去看到李柏岩在路遥怀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吓得我腿都软了，路遥一个劲儿的呼唤着：“柏岩！柏岩！”忽然李柏岩睁开眼睛眨了两下说：“好像绳子断了。”路遥着急地问：“你咋样？”“我没事呀。”柏岩说着从路遥怀里坐起来，路遥让他活动一下看看哪里疼？李柏岩满不在乎的说：“没事，上。”路遥说：“不要上了，想别的办法。”李柏岩害怕灯固定不好掉下来砸着观众坚持要上去，最后我们还是想办法把他吊上去了。装完灯路遥偷着跟我说：“真后怕，我当时想柏岩肯定完了，没想到他真结实，一点事都没有，怪不得人家都管柏岩叫‘牛’哩！”
十二、路遥是我们的‘红娘’
1972年夏末九场歌剧《第九支队》的创作进入紧张阶段间，为了创作不受干扰宣传队整体下乡巡回演出去了，只留下焦老师、路遥、曹伯植和我在家，平常热热闹闹的院子一下变得特别肃静。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正在作导演案头设计，路遥走到我身边说：“小杨，和你说个事儿。”他拽过椅子坐在我身边问：“你觉得肖桂芝咋样？”我一下愣住了：“什么意思？”路遥像背台词似的对肖桂芝大加赞美了一番，最后追问了我一句：“你觉得人家咋样？”我好像感觉出他的用意但又不确定，也不知道怎么嘴里溜出一句：“挺好的”说完觉得心跳的厉害，路遥当时特别认真地说：“那好，你俩交朋友咋样？”我觉得有点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我看了很长时间了，你两个交朋友最合适。这事儿我要是不提，你自己根本不会去说。你没看见有好几个人追她吗，你再不去说，就成全人家了，你要是愿意我去帮你说。”我说：“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其实我是想他能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真的害怕被人拒绝了多没面子，他说“憨的哩，你不跟人家说咋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他又点了一支烟：“嗯，你是心里愿意，嘴上不好意思说吧，这事我来办。”
傍晚，大家下乡回来了，小院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路遥小声说：“听，回来了，我这就去找她说。”站起身刚要拉门，又转过身：“一会我回来如果说成了我咳嗽两声，说不成我点根烟。”说完他就出去了。我一个人躲在窑里一会站起来，一会坐下，一会走到窗前把窗帘掀起道缝儿往外面窥视，一会坐椅子上抽烟，浑身不停地哆嗦。时间过得真慢，半天路遥都不回来，我想事情肯定不顺利，这要是说不成不是让人家笑话吗？正瞎琢磨呢路遥进来了径直走到炕前头拉过椅子坐下，然后点上烟，我一看这个动作心想：完了，多丢人了啊，明天可怎么见人家的面。坐在炕栏上呆呆的看着路遥，路遥吹了一下香烟的红火头，淡淡冒出一句：“哎—，成了！”当时我觉得太突然了：“啊！真的？”他吐出一口烟雾，半眯起的眼睛很得意地说：“人家对你有好感，还你夸了一通。要不是我去说，你俩都憋在心里。人家愿意和你先谈着，但是还要征得她家的同意才能确定。”最后还补充了一句：“她本人愿意。”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过来调过去，路遥悄悄说：“睡不着了？”
第二天晚上，路遥回来把我叫出去问：“你两个谈了没？”我说：“不是说好等回北京征得她家里同意再说吗？”路遥眯着眼睛皱着眉头说：“憨汉，人家都说先谈着，谈恋爱要谈哩嘛，你得主动些。”我回到窑里趁别人不注意从稿纸上撕了一条，写了一行特别小的字：“晚上小门外等。”路遥一看说：“这哪是约会，倒像是接头。”然后他帮修改了一下，我看着开头的称呼“桂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抄好装在兜里，排练的间歇，观察好周围没人注意的时候把纸条递给了她。晚上我们第一次约会了。
简历：杨世杰，1969年1月在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贺家河插队，同年8月转插到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插队。1970年抽调到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71年4月县宣传队正式成立，任演员、导演组成员。先后在延安歌舞团、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学习表演，并在省、地多次戏剧汇演中获表演一等奖。执导过小歌剧《延安路上》、九场歌剧《第九支队》、现代眉户剧《梁秋燕》、道情小戏《交猪》、秧歌剧《上横山》、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等多部大小剧目。1979年9月调延川县广播站任播音员兼编采。1981年调河北省玉田县文化馆任群艺辅导员，1991年调宋庆龄基金会所属和平公司工作。
（延川县路遥研究会研究资料）

注：这篇文章原标题为“我和王卫国（路遥）在延川县宣传队的日子里

9年前的今天，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8.0级地震，近7万人遇难，一段9年过去依然会感到伤痛的记忆。无法释怀生命逝去的悲伤，不会忘记互相鼓励、相携前行的坚强，还有废墟上重新站立的新生。今天，汶川地震9周年，悼念，祝福……汶川加油，一切安好！

何西来：我与路遥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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