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王濬争辩,王浑又把扬州刺史周浚的信上呈司马炎,说王濬的部下掠得孙皓宝物,火烧孙皓宫殿。王濬再次上表声辩,说前在三山得周浚书云“皓散宝货以赐将士,府库略虚。而今复言金银箧笥,动有万计”,这不是自相矛盾么。他还反告王浑部只歼灭吴军二千人,却谎报数以万计。
王濬回到京师洛阳,马上就有司劾奏他违诏不受王浑节度,应坐大不敬罪,交付廷尉。武帝再次下诏说情,打圆场称“诏书在途中滞留,没有按时到达,这种情况与不受诏同样看待,于理是讲不通的。王濬没有及时上表说明王浑向他宣布诏书的情况,这是应当责备的。不过,王濬有征伐灭吴的功劳,一点小错不足以掩盖他的大功。”
一个是明明是自己的功劳却被不听节制的人捷足先登,心中又恨又悔;一个认为自己建有大功,却被王浑等人压抑,并遭弹劾,心中非常不平。总之,两人都不服气。
两人为了功劳而争执不休,本来这事司马炎完全一锤定音,把两人一起叫来,在后花园,或者选择一处僻静之地,边饮酒边闲聊,希望两人从大局出发,从和谐考虑,冰释前嫌,一笑泯恩仇,共同为西晋大业再立新功。
但司马炎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避嫌(因为他跟王浑是儿女亲家),让全国口碑最好、断案水平最高、最公正无私的刘颂,来审定和处理这件事,以示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