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32年，他战胜了精神分裂症，还推动了一场民权运动
桥东里
身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典型的知乎体问题，能够有资格回答的人没几个吧。
无数罹患这种疾病的人受困于病痛的折磨，无法运用他们的理性，更别说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美丽心灵》里的纳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着他们，带着怜悯、排斥和不可理解的目光。
而他们，也在这样的目光中走向社会的边缘与底层，万劫不复。
不过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十四岁那年发病，病情越来越严重，毁掉了他的生活和家庭，让他沉沦堕落。但他不断奋起反抗，终于在整整三十二年后，战胜病魔，将那些幻听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停下来。他不仅拯救了自己，还让深受精神分裂症之苦的人们燃起希望。
他叫肯恩-史迪。
1962年10月的一个夜晚，十四岁的肯恩第一次听到那些纠缠他一生、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几秒钟前，肯恩还在听收音机里放的流行音乐。几秒钟后，那些声音就毫无预警地出现了，对他说：“去自杀……烧了自己。”“吊死你自己，没有你世界会更好。你是个坏小孩，坏到骨子里。”“死，死，死，你一无是处，没一块好料。现在就去死，不要再拖延了。”
这些可怕的话就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耳边重复，命令他去自杀。
他们还钻进电视里，节目里的主持人也在不断对他说这样的话。
这是多么可怕的经历。
他疏远亲人，交不到朋友，因为那些声音总是在威胁他，随时都有人要绑架他，虐待他，谋杀他。
他也不能专心上课，或者好好看一场电影，因为那些声音时时刻刻在对他说话，责骂他，怂恿他离家出走，或者去自杀。
是的，肯恩在今后几十年的生命里屡屡有自杀的意图。
医生的诊断是，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一种精神疾病，特点是，脱离现实，妄想，幻觉，自我感消失。有些会出现怪异的举动和早发性痴呆的症状。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乡下小镇，肯恩能够从公共图书馆查到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就是这样。书里还说，精神分裂症无法治疗，终生不愈，患者会伤害别人和自己，应该关起来。
都是令人绝望的讯息。
肯恩开始被那些声音控制。他逐渐在人们面前崩溃。
学习完全跟不上，十六岁之后，他休学了。
他整天窝在自己的房间里，连到屋外信箱取信都不敢。
由于那些声音总是从电视节目里跑出来对他说话，所以他也不看电视，对正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甚至一无所知。
但谁又知道，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进行他自己的战争，对抗头脑中的恶魔。
父母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这让他和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张。他父亲一直认为肯恩是故意做出奇怪的举动，其实根本没有病。
1966年，十八岁的肯恩离开家人，独自去纽约，踏上一条充满辛酸的人生道路。
他原本是想去学习戏剧写作的，但现实比梦想残酷多了。
他先是在一家出版公司打工，六个月之后因为没法专心工作而被解雇。走投无路的他委身于一个偶然认识的皮条客，当上了出卖身体的性工作者。
因为被解雇，我又开始对陌生人产生恐惧，再度把自己封闭起来，整天关在房间里。……幻听是我唯一的同伴，但他们只会不断加强我的挫败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和一个友善的同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对我都是一种天大的解脱。而且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只有两种选择：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我失败了，否则就是跟泰德走。我非常不情愿地选了后者。
生活已经如此不堪，精神仍然饱受折磨。肯恩还是抑制不住自杀的冲动。在被解救之后，他被关进曼哈顿精神疗养院。
可他又逃了出来。
又流落街头。
又重新操持皮肉生涯。
又试图自杀。
又进入医院。
……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循环。一轮又一轮。
在这样的循环中，他受到过惨无人道的伤害，但更痛苦的，是来自内心那永不休止的折磨。
他有过几次短暂的工作经历，也都得到过别人的肯定。可一旦出现一点点小波动，那些声音就好像暴风骤雨般迅猛攻击他的自信心。
有一次，他在护理机构做了八个月看护，病人们对他很满意，他也受到同事的尊重。但一名怀孕的女护士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早产，那些声音就立刻在他耳边响起：“要不是你，麦卡锡护士也不会失去她的孩子。她本来就在考虑要请产假，因为你来了，她才留下来。她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你又害死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甘心？你必须死，这样别人才能活下来。你什么时候才肯照我们的话去做？自杀是你唯一的办法。”
肯恩说：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期。声音不断攻击，我被自厌的情绪所淹没。我努力又努力，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到最后都以灾难收场，一切又回到原点。我是个被诅咒的人，注定要下地狱，注定要在世界上孤独地流浪。回到中途之家，我收拾起自己仅有的一点衣物和积蓄，再次上路。逃避是我所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只是一个被酒精困扰的妄想狂，而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更容易接受一点。
当然，他也服用过药物。但它们的副作用都很大，有时候能减轻幻听的症状，有时候不能。
他一共接受过九次电疗，但对幻听没什么帮助。
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肯恩的体重暴增到四百磅，哮喘和肺炎经常发作，身体非常差。
离家十年之后，他回去呆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已经成为局外人，父亲对他依旧很冷淡，没过多久，他就再次离开了。
八十年代末，四十多岁的他回到原点——曼哈顿精神疗养院。
（今日晒书。想看更多晒书，到“美丽阅读”来找我，到这下载：应用详情）
在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里，尝尽世间百味的肯恩体会到对精神疾病患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给他们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比只是让他们保持忙碌，或维持生计更重要。
他说：
一个人一旦被重视，就会有出乎意料的表现。
在曼哈顿精神疗养院，他开始试着参加社区复健计划。一开始，他通过计划在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收发室得到一份工作，后来又去了《村声》报社。在那里，除了收发信件，他还要处理订户、分类广告、电话和一些文书工作。
那些声音没有放过肯恩。他们又来骚扰他了。
一天晚上，他加完班正要坐地铁回家，那些声音突然对他大吼。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廉价劳工，是个失败者，没有你，人家照样能出刊，你快跳下月台吧。
看上去，他又要被控制了……
几个小时后，车站巡逻员发现肯恩一个人蹲在墙角。那时候，他已经停止啜泣，可身体还在不时发抖，双手抱紧胸口，寻求慰藉。
但一个新的想法已经在他体内产生：
我根本可以不让事情演变成那样的程度！我不是被声音迫害的无助者，我其实拥有选择权。这样的领悟令我大感吃惊。虽然，在我跟巡逻员对话的时候，幻听还在我脑子里作祟，但我并没有必要臣服他们……这一回不了。
他镇定地离开了地铁站。
那天晚上，他体会到打败那些声音的感觉。他希望能有更多那样的时刻。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找更好的医生，服用更好的药物。
他要向别人求助。
他遇到了一个叫丽塔-赛顿的治疗师。
他们开始了艰苦的疗程。
赛顿还让他服用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好。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强迫服药。他体会到尊重。
在精神分裂症逐渐受到控制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肯恩脑子里出现了。
他想促使美国境内最弱势的一群人，对，那就是精神病患者，参与政治投票。
那时候，肯恩发现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正在一步步丧失，而社会公众对此表示无所谓，甚至乐见其成。
放弃弱势者——包括像我这样的精神病患——这样的论调开始在大众媒体上出现。他们想取消我们的支持系统，取消我们微薄的补助金、社会福利金和医疗补助。他们要求删减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治疗、安置和研究的经费，要我们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自立，否则，就沦落到街头或监狱吧。这些声音根本不在乎我们，只是不希望我们花费他们的钱。
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拥有同样平等的权利，这原本应该是常识，而他们的疾病又使得他们经常会主动放弃、或者无法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连活着都是那么艰难。
因此，在他们很难像普通人那样维护自己权利的情况下，任意剥夺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福利和利益，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如果没有人为此抗争，这件可耻的事情眼看着就会成为现实。这是系统性的迫害。
“一个人有精神疾病，和无能根本是两码事，”我说，“政府有那么多措施攸关我们的生活，为何我们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要在政治上保持沉默？”
1994年，肯恩开始推动促使精神病患者参与投票的方案。
他到各个收容所、中途之家、医院病房等地方，向精神病患者宣传他的想法。
他还办了一份杂志《纽约之声》，让精神病患者了解和他们切身相关的法律和议题。这份杂志有三十二个版，销量达到四万份。
最初他设定的目标是三百个选民。到1996年11月，他在纽约找到了近8500名公民进行登记。他和义工们跟这些人保持联络，确保他们知道投票地点，还送他们去各个投票站。
后来，光是纽约一个州就有35000多名精神病患者登记投票，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利。
肯恩不仅拯救了自己，还唤醒了无数和他同样深受疾病之苦的人，不要因为患病，就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有大胆发声，才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而他，也终于战胜了那些声音。
1995年5月3日，肯恩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日子，当他坐在客厅沙发上，养的猫慵懒地趴在他大腿上时，他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声音停止了。
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喋喋不休、一直持续了三十二年的幻听，消失了。
他感到的首先是恐惧。
他们的存在是那样牢固不变，几乎像日升日落那样稳定。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克里特岛有一位名叫艾比曼尼狄斯的预言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唯有疯子才能了解疯狂带来的愉悦。”没错，我真的能够了解。幻听肯定了我存在的特殊性，没了他们，我觉得异常地孤独。
无论如何，肯恩终于开始学习如何进行新生活。
经过那么长时间，他终于又可以随意听到别人的说话声。他听到路人闲谈天气和球赛，听到他们互相开玩笑，这是他以前做不到的。
1997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肯恩的报道，还附上了他的照片。记者写下他如何从精神分裂症的孤岛，经过漫漫长途，一直到幻听消失，再次走向社会的过程。
这个故事轰动了全世界。向他求助的信件纷纷从欧洲、非洲、南美、亚洲和澳洲寄来。
是否站到大众面前述说自己的故事，肯恩有过犹疑。但他最终还是打消了顾虑，勇敢地接受了采访。
他说：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发誓要用我自己的声音改善我的生活，改善那些日日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心理疾病所苦的病友的生活。我要倾听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声音，从中学习我必须学习的一切。只要我们携手合作，就能改善现状，就能让世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2000年10月7日，肯恩-史迪在自己的床上安详去世。
当那些困扰他的声音终于沉寂，他要努力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至今仍然回响。他推动的运动仍然在发展。
正如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的：
也许这个国家面临最艰巨的工作是，如何将心理健康的系统转为人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心理专家们说，要达到这一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想法，看重心理疾病患者，相信他们有痊愈的潜力，最后能够贡献力量，回馈社会。
所有精神有疾病的人，所有身体有疾病的人，所有弱势的群体，都不是社会的包袱，人民的累赘。没有人是完整的，没有人是健全的，没有人是永远强势的。他们应该回归主流社会，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应该被隔绝。
他们就是我们。
桥东里
身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典型的知乎体问题，能够有资格回答的人没几个吧。
无数罹患这种疾病的人受困于病痛的折磨，无法运用他们的理性，更别说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美丽心灵》里的纳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着他们，带着怜悯、排斥和不可理解的目光。
而他们，也在这样的目光中走向社会的边缘与底层，万劫不复。
不过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十四岁那年发病，病情越来越严重，毁掉了他的生活和家庭，让他沉沦堕落。但他不断奋起反抗，终于在整整三十二年后，战胜病魔，将那些幻听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停下来。他不仅拯救了自己，还让深受精神分裂症之苦的人们燃起希望。
他叫肯恩-史迪。
1962年10月的一个夜晚，十四岁的肯恩第一次听到那些纠缠他一生、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几秒钟前，肯恩还在听收音机里放的流行音乐。几秒钟后，那些声音就毫无预警地出现了，对他说：“去自杀……烧了自己。”“吊死你自己，没有你世界会更好。你是个坏小孩，坏到骨子里。”“死，死，死，你一无是处，没一块好料。现在就去死，不要再拖延了。”
这些可怕的话就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耳边重复，命令他去自杀。
他们还钻进电视里，节目里的主持人也在不断对他说这样的话。
这是多么可怕的经历。
他疏远亲人，交不到朋友，因为那些声音总是在威胁他，随时都有人要绑架他，虐待他，谋杀他。
他也不能专心上课，或者好好看一场电影，因为那些声音时时刻刻在对他说话，责骂他，怂恿他离家出走，或者去自杀。
是的，肯恩在今后几十年的生命里屡屡有自杀的意图。
医生的诊断是，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一种精神疾病，特点是，脱离现实，妄想，幻觉，自我感消失。有些会出现怪异的举动和早发性痴呆的症状。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乡下小镇，肯恩能够从公共图书馆查到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就是这样。书里还说，精神分裂症无法治疗，终生不愈，患者会伤害别人和自己，应该关起来。
都是令人绝望的讯息。
肯恩开始被那些声音控制。他逐渐在人们面前崩溃。
学习完全跟不上，十六岁之后，他休学了。
他整天窝在自己的房间里，连到屋外信箱取信都不敢。
由于那些声音总是从电视节目里跑出来对他说话，所以他也不看电视，对正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甚至一无所知。
但谁又知道，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进行他自己的战争，对抗头脑中的恶魔。
父母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这让他和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张。他父亲一直认为肯恩是故意做出奇怪的举动，其实根本没有病。
1966年，十八岁的肯恩离开家人，独自去纽约，踏上一条充满辛酸的人生道路。
他原本是想去学习戏剧写作的，但现实比梦想残酷多了。
他先是在一家出版公司打工，六个月之后因为没法专心工作而被解雇。走投无路的他委身于一个偶然认识的皮条客，当上了出卖身体的性工作者。
因为被解雇，我又开始对陌生人产生恐惧，再度把自己封闭起来，整天关在房间里。……幻听是我唯一的同伴，但他们只会不断加强我的挫败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和一个友善的同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对我都是一种天大的解脱。而且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只有两种选择：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我失败了，否则就是跟泰德走。我非常不情愿地选了后者。
生活已经如此不堪，精神仍然饱受折磨。肯恩还是抑制不住自杀的冲动。在被解救之后，他被关进曼哈顿精神疗养院。
可他又逃了出来。
又流落街头。
又重新操持皮肉生涯。
又试图自杀。
又进入医院。
……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循环。一轮又一轮。
在这样的循环中，他受到过惨无人道的伤害，但更痛苦的，是来自内心那永不休止的折磨。
他有过几次短暂的工作经历，也都得到过别人的肯定。可一旦出现一点点小波动，那些声音就好像暴风骤雨般迅猛攻击他的自信心。
有一次，他在护理机构做了八个月看护，病人们对他很满意，他也受到同事的尊重。但一名怀孕的女护士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早产，那些声音就立刻在他耳边响起：“要不是你，麦卡锡护士也不会失去她的孩子。她本来就在考虑要请产假，因为你来了，她才留下来。她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你又害死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甘心？你必须死，这样别人才能活下来。你什么时候才肯照我们的话去做？自杀是你唯一的办法。”
肯恩说：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期。声音不断攻击，我被自厌的情绪所淹没。我努力又努力，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到最后都以灾难收场，一切又回到原点。我是个被诅咒的人，注定要下地狱，注定要在世界上孤独地流浪。回到中途之家，我收拾起自己仅有的一点衣物和积蓄，再次上路。逃避是我所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只是一个被酒精困扰的妄想狂，而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更容易接受一点。
当然，他也服用过药物。但它们的副作用都很大，有时候能减轻幻听的症状，有时候不能。
他一共接受过九次电疗，但对幻听没什么帮助。
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肯恩的体重暴增到四百磅，哮喘和肺炎经常发作，身体非常差。
离家十年之后，他回去呆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已经成为局外人，父亲对他依旧很冷淡，没过多久，他就再次离开了。
八十年代末，四十多岁的他回到原点——曼哈顿精神疗养院。
（今日晒书。想看更多晒书，到“美丽阅读”来找我，到这下载：应用详情）
在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里，尝尽世间百味的肯恩体会到对精神疾病患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给他们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比只是让他们保持忙碌，或维持生计更重要。
他说：
一个人一旦被重视，就会有出乎意料的表现。
在曼哈顿精神疗养院，他开始试着参加社区复健计划。一开始，他通过计划在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收发室得到一份工作，后来又去了《村声》报社。在那里，除了收发信件，他还要处理订户、分类广告、电话和一些文书工作。
那些声音没有放过肯恩。他们又来骚扰他了。
一天晚上，他加完班正要坐地铁回家，那些声音突然对他大吼。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廉价劳工，是个失败者，没有你，人家照样能出刊，你快跳下月台吧。
看上去，他又要被控制了……
几个小时后，车站巡逻员发现肯恩一个人蹲在墙角。那时候，他已经停止啜泣，可身体还在不时发抖，双手抱紧胸口，寻求慰藉。
但一个新的想法已经在他体内产生：
我根本可以不让事情演变成那样的程度！我不是被声音迫害的无助者，我其实拥有选择权。这样的领悟令我大感吃惊。虽然，在我跟巡逻员对话的时候，幻听还在我脑子里作祟，但我并没有必要臣服他们……这一回不了。
他镇定地离开了地铁站。
那天晚上，他体会到打败那些声音的感觉。他希望能有更多那样的时刻。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找更好的医生，服用更好的药物。
他要向别人求助。
他遇到了一个叫丽塔-赛顿的治疗师。
他们开始了艰苦的疗程。
赛顿还让他服用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好。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强迫服药。他体会到尊重。
在精神分裂症逐渐受到控制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肯恩脑子里出现了。
他想促使美国境内最弱势的一群人，对，那就是精神病患者，参与政治投票。
那时候，肯恩发现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正在一步步丧失，而社会公众对此表示无所谓，甚至乐见其成。
放弃弱势者——包括像我这样的精神病患——这样的论调开始在大众媒体上出现。他们想取消我们的支持系统，取消我们微薄的补助金、社会福利金和医疗补助。他们要求删减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治疗、安置和研究的经费，要我们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自立，否则，就沦落到街头或监狱吧。这些声音根本不在乎我们，只是不希望我们花费他们的钱。
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拥有同样平等的权利，这原本应该是常识，而他们的疾病又使得他们经常会主动放弃、或者无法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连活着都是那么艰难。
因此，在他们很难像普通人那样维护自己权利的情况下，任意剥夺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福利和利益，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如果没有人为此抗争，这件可耻的事情眼看着就会成为现实。这是系统性的迫害。
“一个人有精神疾病，和无能根本是两码事，”我说，“政府有那么多措施攸关我们的生活，为何我们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要在政治上保持沉默？”
1994年，肯恩开始推动促使精神病患者参与投票的方案。
他到各个收容所、中途之家、医院病房等地方，向精神病患者宣传他的想法。
他还办了一份杂志《纽约之声》，让精神病患者了解和他们切身相关的法律和议题。这份杂志有三十二个版，销量达到四万份。
最初他设定的目标是三百个选民。到1996年11月，他在纽约找到了近8500名公民进行登记。他和义工们跟这些人保持联络，确保他们知道投票地点，还送他们去各个投票站。
后来，光是纽约一个州就有35000多名精神病患者登记投票，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利。
肯恩不仅拯救了自己，还唤醒了无数和他同样深受疾病之苦的人，不要因为患病，就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有大胆发声，才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而他，也终于战胜了那些声音。
1995年5月3日，肯恩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日子，当他坐在客厅沙发上，养的猫慵懒地趴在他大腿上时，他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声音停止了。
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喋喋不休、一直持续了三十二年的幻听，消失了。
他感到的首先是恐惧。
他们的存在是那样牢固不变，几乎像日升日落那样稳定。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克里特岛有一位名叫艾比曼尼狄斯的预言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唯有疯子才能了解疯狂带来的愉悦。”没错，我真的能够了解。幻听肯定了我存在的特殊性，没了他们，我觉得异常地孤独。
无论如何，肯恩终于开始学习如何进行新生活。
经过那么长时间，他终于又可以随意听到别人的说话声。他听到路人闲谈天气和球赛，听到他们互相开玩笑，这是他以前做不到的。
1997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肯恩的报道，还附上了他的照片。记者写下他如何从精神分裂症的孤岛，经过漫漫长途，一直到幻听消失，再次走向社会的过程。
这个故事轰动了全世界。向他求助的信件纷纷从欧洲、非洲、南美、亚洲和澳洲寄来。
是否站到大众面前述说自己的故事，肯恩有过犹疑。但他最终还是打消了顾虑，勇敢地接受了采访。
他说：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发誓要用我自己的声音改善我的生活，改善那些日日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心理疾病所苦的病友的生活。我要倾听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声音，从中学习我必须学习的一切。只要我们携手合作，就能改善现状，就能让世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2000年10月7日，肯恩-史迪在自己的床上安详去世。
当那些困扰他的声音终于沉寂，他要努力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至今仍然回响。他推动的运动仍然在发展。
正如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的：
也许这个国家面临最艰巨的工作是，如何将心理健康的系统转为人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心理专家们说，要达到这一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想法，看重心理疾病患者，相信他们有痊愈的潜力，最后能够贡献力量，回馈社会。
所有精神有疾病的人，所有身体有疾病的人，所有弱势的群体，都不是社会的包袱，人民的累赘。没有人是完整的，没有人是健全的，没有人是永远强势的。他们应该回归主流社会，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应该被隔绝。
他们就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