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水照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统一王朝的种种特征。北宋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真宗承袭继踵，但未成熟。至第四代仁宗时，才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仅以宋古文六家而言，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年少，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也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秉赋、勤奋以外，实是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求。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唐介出面反对，神宗为其回护道：“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俨然规定了这三条任人标准。宋代又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历年所取进士成了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科举诸科最重进士科，而进士考试的科目可概括为三类：一类为诗、赋，一类为论、时务策，一类为贴经及墨义（或经义）。这与宋神宗的三项任人标准一一对应，若合符节。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中，一举而占其半；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同时中式，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北宋显学；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为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等三人为新党，吕大钧为“元祐更化”主要人物吕大防之弟）。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曾称赞他的同年友、状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三项（《送章子平诗叙》）。时代精英的理想标准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统一，这已成为宋代士论的共识和士人的终身追求。
因此，为这批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才能贴切反映他们全面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造。这对王安石而言尤显重要。王安石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以博学多才、器局宏大而闻名于世。但由于他遭遇不公，著作严重散佚，仅传的《临川先生文集》（或《王文公集》），与他的实绩相距甚大。《四库全书》收录欧阳修著作十三种，司马光十五种，苏轼八种，而王安石仅《周礼新义》《临川集》（另有著录的《王荆公诗注》已包括在《临川集》中）《唐百家诗选》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作的全貌。
这套新编的《王安石全集》采取经、史、子、集的传统书目分类方法，收入王氏著作共13种，包括经部六种（《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明》《字说》），史部、子部三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集部两种（《临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补遗、《唐百家诗选》），王氏现存著作汇于一书，真正做到了“全集”之“全”；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融合两岸学术力量，汲取前贤已有成果，对目前尚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倾力而为，尽可能完善地恢复王氏著作的原貌；对于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我们相信，在王安石集的编纂史上，这部新编的《全集》算得上一个创举，便于展示王氏精神创造的整体风貌，为认识和评价王安石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文献。当然，我们也期待它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补益和完善。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统一王朝的种种特征。北宋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真宗承袭继踵，但未成熟。至第四代仁宗时，才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仅以宋古文六家而言，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年少，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也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秉赋、勤奋以外，实是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求。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唐介出面反对，神宗为其回护道：“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俨然规定了这三条任人标准。宋代又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历年所取进士成了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科举诸科最重进士科，而进士考试的科目可概括为三类：一类为诗、赋，一类为论、时务策，一类为贴经及墨义（或经义）。这与宋神宗的三项任人标准一一对应，若合符节。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中，一举而占其半；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同时中式，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北宋显学；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为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等三人为新党，吕大钧为“元祐更化”主要人物吕大防之弟）。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曾称赞他的同年友、状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三项（《送章子平诗叙》）。时代精英的理想标准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统一，这已成为宋代士论的共识和士人的终身追求。
因此，为这批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才能贴切反映他们全面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造。这对王安石而言尤显重要。王安石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以博学多才、器局宏大而闻名于世。但由于他遭遇不公，著作严重散佚，仅传的《临川先生文集》（或《王文公集》），与他的实绩相距甚大。《四库全书》收录欧阳修著作十三种，司马光十五种，苏轼八种，而王安石仅《周礼新义》《临川集》（另有著录的《王荆公诗注》已包括在《临川集》中）《唐百家诗选》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作的全貌。
这套新编的《王安石全集》采取经、史、子、集的传统书目分类方法，收入王氏著作共13种，包括经部六种（《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明》《字说》），史部、子部三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集部两种（《临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补遗、《唐百家诗选》），王氏现存著作汇于一书，真正做到了“全集”之“全”；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融合两岸学术力量，汲取前贤已有成果，对目前尚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倾力而为，尽可能完善地恢复王氏著作的原貌；对于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我们相信，在王安石集的编纂史上，这部新编的《全集》算得上一个创举，便于展示王氏精神创造的整体风貌，为认识和评价王安石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文献。当然，我们也期待它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补益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