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天津市实验中学的大门,迎面耸立着的就是“人”形碑——两块“人”形摆放的金属块。不过这两块金属块早已生锈发红,不像是什么碑,倒是更像两块立在广场中间的血豆腐。而在“人”形碑的右手边有位老先生的坐像,那便是周汝昌周先生了,我们学校认的“祖宗”。
要说起中国人认祖宗的本领,那可真的是一流的。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孙权,《三国志》中就记载是曹参和孙武之后。前者从东汉末年往上一直找到了西汉初年,后者更厉害,一竿子都插到春秋去了。只是不知道孙权十万大军在合肥被张文远打的大败时,被尊为兵圣的孙武会作何感想。到了现代,个人认“祖宗”的事已经不流行了,倒是知名的学府,总要找些有头有脸的人来装点自己门面。比如开国功臣周恩来总理,曾经就读过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虽然后来被开除了)。这个“祖宗”贵极人臣,那自然要被拿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所以现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凡是能和昔年的南开沾上一点关系的,都要把周前总理好好供起来。这些校园里大的小的、铜的铁的、雕的画的周恩来真是不计其数。当然,认“祖宗”自然都是挑好的认,坏的是没有认的。比如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的前国家常委ZYK,政治斗争站错了队,被判了个无期徒刑,那么他在母校提的字自然也就先遮掩挡盖,后铲除粉刷了。意思很明显:我们学校,从今往后没这个“祖宗”了!其实认“祖宗”的基本原则,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明白了,那就是苏秦之嫂说的那句“见季子位高金多也”(《史记·苏秦列传》)。不管是对前一个周的“前倨后恭”还是对后一个周的“前恭后倨”,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那么这位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又是怎么和实验中学联系起来的呢?原来,老人家高中时曾经就读于天津市工商附中,而这个工商附中在1948年改名津沽附中,又在1981年改名天津市实验中学。这么说来,周先生自然当之无愧的成了我们的“祖宗”。校领导为了表示对“祖宗”的重视,早在周先生过世之前我们学校就提前为老先生立好了像,摆在了校园的门口。也就是这个不大不小的雕像,在我在实验中学度过的六个寒暑里,出过好几个小故事。
早在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听德育处的老师(如果他们也能算作是老师的话)提起过一件故事。一个初一的学生刚刚入学,对学校的“列祖列宗”还不太了解,在路过雕像的时候就把周先生给认错了。一边手指铜像,一边跟旁边的朋友说“哎,哎,你看,这不是马三立吗!”也不知是因为天津人本来就喜好戏曲相声,还是因为人老后都长相相似,总之是给认错了。可是好巧不巧的是这话被德育处的给听见了,青年学子,不尊祖宗,那还了得?自然就在这铜像前给这个倒霉的同学好好的上了一课。当然,把马三立先生和周汝昌先生并立到底为何就是对周先生不恭,我也不是很明白。反而是听过这个故事之后,越看那个铜像越觉得像马三立。“马三立像”这个名字也就在我们班里叫开了,最后甚至成了一个地标。
“哎,中午你跟不跟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去去去,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去下厕所”
“好,我们在马三立那儿等你啊”
第二件事是我自己看到的,在清明节的时候,校领导为了作秀,自然也要组织一些学生来“祭祖”。弄点水把学校里的几个铜像都清洗一下,再上点花。对于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祖宗”们,那自然是没问题,可是当时周汝昌尚且在世啊,也享受了一把祭奠待遇。几个好学生估计是想积极相应校领导交代的号召,打算超额超标完成任务,给广场上的周先生也洗了个澡,不知道花献没献。要是真的献了花的话,那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自古以来国无千古,人无万岁。即便的才华横溢如周汝昌先生这样的文学家,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召唤。周先生去世的那天发生了什么,我早已经忘却了。但是之后的那个周一,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天太阳高照,万里无云,天特别的热。到了国旗下讲话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张红亲自站在了主席台上。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开学、高三学生誓师等寥寥几个场合校长才会亲自露面。这不是年不是节的,她怎么来了?难道是为了纪念某政治运动23周年?不可能吧。结果她一开始念稿子我才明白,哦,原来是周汝昌先生仙去了。校长在台上深刻哀悼了我们的这位“祖宗”,到了后来竟自哽咽,痛哭流涕了好长时间。她痛哭的时候是站在主席台上,脑袋顶上有棚子遮着,我们上千号人可是在底下晒着。周一要升旗本来就要早到校,我们又不知道老先生去世了,没提前在教室抓紧吃完早饭。有不少人是空着肚子对老先生表示哀思的。结果站在我们旁边班的一个初中的女生就因为太阳底下站的时间太长晕倒了。后来听说还有一个班有人也晕了过去。之后校长再怎么哭,怎么带领着一批学生拿着早就准备好的花去“马三立像”献花,我都已经不关心了,倒是那两个晕倒的学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哀乎玉公,惜乎玉公,您为后世留专著无数。只是有一点不明,要是您仙逝之前知道您的去世会让两个您的学妹在烈焰之下昏厥,不知您会不会咬紧牙关,坚持到一个阴天再走?
要说起中国人认祖宗的本领,那可真的是一流的。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孙权,《三国志》中就记载是曹参和孙武之后。前者从东汉末年往上一直找到了西汉初年,后者更厉害,一竿子都插到春秋去了。只是不知道孙权十万大军在合肥被张文远打的大败时,被尊为兵圣的孙武会作何感想。到了现代,个人认“祖宗”的事已经不流行了,倒是知名的学府,总要找些有头有脸的人来装点自己门面。比如开国功臣周恩来总理,曾经就读过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虽然后来被开除了)。这个“祖宗”贵极人臣,那自然要被拿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所以现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凡是能和昔年的南开沾上一点关系的,都要把周前总理好好供起来。这些校园里大的小的、铜的铁的、雕的画的周恩来真是不计其数。当然,认“祖宗”自然都是挑好的认,坏的是没有认的。比如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的前国家常委ZYK,政治斗争站错了队,被判了个无期徒刑,那么他在母校提的字自然也就先遮掩挡盖,后铲除粉刷了。意思很明显:我们学校,从今往后没这个“祖宗”了!其实认“祖宗”的基本原则,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明白了,那就是苏秦之嫂说的那句“见季子位高金多也”(《史记·苏秦列传》)。不管是对前一个周的“前倨后恭”还是对后一个周的“前恭后倨”,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那么这位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又是怎么和实验中学联系起来的呢?原来,老人家高中时曾经就读于天津市工商附中,而这个工商附中在1948年改名津沽附中,又在1981年改名天津市实验中学。这么说来,周先生自然当之无愧的成了我们的“祖宗”。校领导为了表示对“祖宗”的重视,早在周先生过世之前我们学校就提前为老先生立好了像,摆在了校园的门口。也就是这个不大不小的雕像,在我在实验中学度过的六个寒暑里,出过好几个小故事。
早在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听德育处的老师(如果他们也能算作是老师的话)提起过一件故事。一个初一的学生刚刚入学,对学校的“列祖列宗”还不太了解,在路过雕像的时候就把周先生给认错了。一边手指铜像,一边跟旁边的朋友说“哎,哎,你看,这不是马三立吗!”也不知是因为天津人本来就喜好戏曲相声,还是因为人老后都长相相似,总之是给认错了。可是好巧不巧的是这话被德育处的给听见了,青年学子,不尊祖宗,那还了得?自然就在这铜像前给这个倒霉的同学好好的上了一课。当然,把马三立先生和周汝昌先生并立到底为何就是对周先生不恭,我也不是很明白。反而是听过这个故事之后,越看那个铜像越觉得像马三立。“马三立像”这个名字也就在我们班里叫开了,最后甚至成了一个地标。
“哎,中午你跟不跟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去去去,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去下厕所”
“好,我们在马三立那儿等你啊”
第二件事是我自己看到的,在清明节的时候,校领导为了作秀,自然也要组织一些学生来“祭祖”。弄点水把学校里的几个铜像都清洗一下,再上点花。对于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祖宗”们,那自然是没问题,可是当时周汝昌尚且在世啊,也享受了一把祭奠待遇。几个好学生估计是想积极相应校领导交代的号召,打算超额超标完成任务,给广场上的周先生也洗了个澡,不知道花献没献。要是真的献了花的话,那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自古以来国无千古,人无万岁。即便的才华横溢如周汝昌先生这样的文学家,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召唤。周先生去世的那天发生了什么,我早已经忘却了。但是之后的那个周一,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天太阳高照,万里无云,天特别的热。到了国旗下讲话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张红亲自站在了主席台上。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开学、高三学生誓师等寥寥几个场合校长才会亲自露面。这不是年不是节的,她怎么来了?难道是为了纪念某政治运动23周年?不可能吧。结果她一开始念稿子我才明白,哦,原来是周汝昌先生仙去了。校长在台上深刻哀悼了我们的这位“祖宗”,到了后来竟自哽咽,痛哭流涕了好长时间。她痛哭的时候是站在主席台上,脑袋顶上有棚子遮着,我们上千号人可是在底下晒着。周一要升旗本来就要早到校,我们又不知道老先生去世了,没提前在教室抓紧吃完早饭。有不少人是空着肚子对老先生表示哀思的。结果站在我们旁边班的一个初中的女生就因为太阳底下站的时间太长晕倒了。后来听说还有一个班有人也晕了过去。之后校长再怎么哭,怎么带领着一批学生拿着早就准备好的花去“马三立像”献花,我都已经不关心了,倒是那两个晕倒的学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哀乎玉公,惜乎玉公,您为后世留专著无数。只是有一点不明,要是您仙逝之前知道您的去世会让两个您的学妹在烈焰之下昏厥,不知您会不会咬紧牙关,坚持到一个阴天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