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杀戮演绎》
这部纪录片真正让人感到震撼和诧异的，不是当年的血腥和残暴，而是今天的印尼人对那场惨剧的麻木。
刽子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继续处在社会食物链的顶层，贪污、贿选、勒索、敲诈，无恶不作；纪录片里呈现的印尼，腐败无处不在，流氓被奉为英雄，华人继续逆来顺受备受剥削，整个社会似乎都深陷在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所形成的泥淖里无法挣脱。
奥本海默早在10多年前就决心揭开印尼屠杀的真相。一开始，他把重点放在受害者身上，但是很多接受采访的人很快受到了人身威胁。后来，其中一个幸存者对他说，应该去拍那些施暴者。
于是，他辗转联系上了几个当年的刽子手。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些杀人者非常热衷于讲述他们自己杀人的故事，乐于吹嘘当年的“英勇”事迹，一点都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奥本海默提出要帮他们拍一部讲述屠杀的电影，请他们在电影里详细地重现当年自己杀人的场景。这些刽子手一口答应，沉浸在自己即将成为“电影明星”的幻想和喜悦之中。在他们的眼里，这样一部片子将会为他们树碑立传，成为他们的光荣传记。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这些“刽子手”如何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这部影片拍摄的故事；而他们绘声绘色得意忘形地描述的杀人细节，恰恰成为了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的铁一样的证据。
片子的主角是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他当年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刽子手，曾经亲手杀害了1000多个人，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的元老人物。

另一个主要角色是安瓦尔的好友赫曼·科托(Herman Koto)，当年是行刑队长。
对着镜头，安瓦尔讲起了自己杀人的经过。
他说，一开始抓到人都是毒打至死，可是因为血溅得到处都是，就算清理干净，仍然留下腥臭的气味。也恒因为如此，他那时从来不穿白色的裤子，甚至不穿白色的衣服，总是穿深色的衣服，“就像是去野餐一样”
后来，他从美国黑帮电影里受到启发，，就是用铁丝勒住对方脖子，这样杀人很快，因为对方根本没办法抓住铁丝挣扎，铁丝勒进了肉里，根本抓不住。
谈起这些，他没有一丝愧疚。他甚至怀念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叹息“人老了就稳重多了，年轻时要暴虐很多”。

另一个行刑队员，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谈起自己杀人的情景也十分自得。他说自己在路上见到华人就杀，见一个杀一个，具体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肯定非常多”。他还说，“有次在往亚洲街那边走的时候，遇到了女朋友的爸爸。我的女朋友是华人，于是，‘镇压华人’运动就变成了‘镇压女友爸爸’运动。所以我也杀了他，因为他也是华人嘛。他摔进阴沟里，我用石头使劲砸他，然后他就沉下去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车里其他几个人也笑了，仿佛都在夸奖他的幽默。杀了成百上千人，对他们来说，仿佛不过是踩死了几只蚂蚁。

就连很多当年的幸存者，对于亲人和自己的遭遇也非常麻木，仍然小心翼翼地迎合当年的刽子手。
在电影的其中一幕里，安瓦尔的邻居苏约诺(Suryono)扮演受害者被拷问，他回忆说，自己的继父是个华人，是杂货店的老板，自己刚生下来不久就和继父一起生活了。在他11、12岁那年，有天凌晨三点有人敲门，继父去开门就被带走了，第二天在油桶下发现了他的尸体，“从头到脚被麻木包着，就像死去的羊一样”。那之后，他和家人被流放到了贫民窟。
他一边说，一边赔着笑，表示自己只是建议把这件事作为电影的素材，“我发誓我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

当年组成行刑队、参与镇压和杀戮的，大多数是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成员。1965年，他们屠杀了甘榜格南村(Kampung Kolum)的大量村民。“剧组”找了今天“五戒青年团”的成员和贫民窟的居民，重现当年甘榜格南村烧杀掳掠的场景。由于暴徒的表演过于逼真，扮演群众的贫民窟居民都被吓住了，拍完以后仍然久久回不过神来，而孩子则被吓得大哭。

当年参与这场屠杀的一个行刑队员说，“如果她们长得漂亮，我会把她们都强奸了。我就是法律。尤其是遇上14岁的少女，实在是太享受了……在你们看来那一切像是地狱，但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纪录片里的几个人，对于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有着不同的态度。
主角安瓦尔手上沾着上千人的鲜血，大部分时候他看起来无忧无虑，对自己做的事深感自豪。
他喜欢电影，喜欢猫王，“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奴，都是我最喜欢的演员，再算上演西部片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拍电影是他内心的一个梦，所以他非常起劲地配合电影的拍摄，每次拍戏都非常认真地挑选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他说自己年轻时看了很多暴力片和西部片，但自己比电影里更加残暴。
随着采访的深入，他逐渐流露出了心虚和恐惧。他说自己经常会从噩梦中惊醒；为了让自己快乐一点，他试着喝酒、听音乐、跳舞、抽大麻、吸食迷幻剂，寻求内心的解脱。
他说，“我不断地被噩梦折磨，或许是我用铁丝活活地勒死他们。这一切都会回来折磨我。”

阿迪·祖卡德里则丝毫不感到愧疚，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是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政府允许的，被杀死的人只能接受被杀死的命运，别无他法。
他说：“我们用木棍捅进他们的肛门，直到他们痛苦地死去。我们用棍棒打断他们的脖子，绞死他们，用铁丝勒死他们，砍掉他们的脑袋，开车压死他们。政府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杀死了这么多人却从来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就是证据。”
他说：“也许这样说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好受一些，但这奏效了。我从未觉得愧疚，也从来没有情绪低落，没有做过噩梦。”

即使是安瓦尔的悔恨看起来也是那样的不真诚，他只是用后悔来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疚，让自己好受一些。
在纪录片里，他来到自己当年杀死很多人的地方，说，“这里一定有很多鬼魂，他们本来都是活生生的人，到这里后一顿毒打，然后就死掉了。”他蹲在地上，感到一阵恶心，终于没忍住吐了很久。
他并不是真的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只是在害怕那些鬼魂回来寻仇。
所以在那部他参与导演拍摄的电影里，为了给自己一些良心的安慰，他在末尾安排了一个恶心的情节：当年被他杀死的人，和他一起进入了天堂；其中一个受害者，给他戴上了一个奖章，对他说，这是奖励你处决了我，把我送入了天堂，我在心底感谢你千遍万遍。

美国人来拍电影传开来后，印尼国家电视台专门请了安瓦尔和其他剧组成员来做了一期访谈节目。
面对电视镜头，安瓦尔介绍了自己用铁丝勒人的“发明”，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是从美国黑帮电影里学来的，现场响起了掌声。主持人对着镜头微笑地赞扬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更加人道，避免了死者的痛苦。”
主持人问，“为什么他们的后代不来报复呢？”安瓦尔说：“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能，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杀光了。”
现场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二部《沉默之像》
“沉默之像”是前作的一脉相承和深入挖掘， “杀戮”呈现了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社会后果，而新片则讲述这个现实下一个幸存家庭的伤痛生活。同样的印尼大屠杀题材，同是记录真人真事，这一次角度换了人物也换了，镜头从郐子手转移到一位哥哥惨遭迫害的中年男子阿迪。
　　

在[沉默之像]中，奥本海默的执导方式与前作同样惊人，他并没有以悲天悯人的姿态用自己的镜头对灾难中受害的一方施以普度众生般的关切和爱护，这么做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那不过是又一部公益气息浓厚的作品的诞生，更是没有把握住历史问题症结所在的表现，同时奥本海默也避免了将自己的创作视角全然立于受害者的立场中去批判刽子手们的残暴行径，尽管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做法是大多数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通常会采取的思路，但另一方面它也会使纪录片成为一个片面化的作品，对于在角度中立且素材独特的前作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沉默之像]更加意味着失败。因此，奥本海默的手法才更显惊世骇俗——他只选取了一个在那场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害家庭，老父老母的第一个儿子在当年被”残忍处死，悲痛欲绝却又无处伸冤的他们只好在儿子去世后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下，二儿子获知了自己未曾谋面的哥哥以及他在屠杀中丧生的真相，他立志要为含冤而死的哥哥讨个说法，至少得到一句道歉的话语，于是奥本海默开始带着他去与当年那场屠杀的一个个执行者和号令者当面对质。

虽然有奥本海默的帮助，但被杀者的弟弟与当年的施暴者如今的掌权者的会面仍然需要一个理由和契机，他选择了在为这些上了年纪的杀人者配眼镜之际摆明自己的身份来质问他们，这是颇有象征意味的一个设置：他想帮助这些有罪之人看清是非善恶。然而，结果与期望大相径庭，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主流价值的他频频碰壁，与他对质的人愿意并喜欢与人谈论他们进行屠杀的“壮举”，但面对质问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些过去的都过去了，再提起来是毫无意义的”，最让人哑口无言的回应来自于一个现身居印尼政府高位的“刽子手”，他的言辞几近威胁，“如果你还对这件往事抓住不放，悲剧迟早是要重演的”，一句过后鸦雀无声。

《杀戮演绎》相关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
《沉默之像》相关内容来自Mtime时光网影评——《沉默之像》：第二现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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