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正反面

该塑像位于淳化县博物馆前的广场上，汉武帝在今天的淳化境内修建有行宫甘泉宫，当作其办公、休息、避暑的一个地方，这是今天淳化有他塑像的原因。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帝王，在位期间，四处开疆拓土，中国的辽阔疆域基本形成，中华民族开始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

公元前141年，时年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此时，经过“文景之治”，汉朝国力蒸蒸日上，但这位少年天子似乎不想做一位守成之主，即位不到一年，就召开了举贤良对策会议，宣布自己的治国理念，希望“德润四海，恩泽至于草木”，几年后，他再次召开同样的会议，强调“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总之，他希望人民生活美好，同时，还要把大汉文明传播天下。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并且不是呆在宫中拍脑袋做决定，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一生当中，武帝外出视察工作多达数十次，公元前110年的那次巡游里程更是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67岁的时候，他还到安定、北地一带进行视察。

汉武帝在位期间，黄河多次在瓠子（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决口，进行了多次治理，公元前109年，瓠子再一次决口，汉武帝亲临现场，命令群臣中自将军以下都背沙包去堵决口，他自己也亲沉白马和玉璧祭祀河神，瓠子决口经过这一次堵塞治理，以后这一带再无水灾，在堵塞决口的过程中，汉武帝还做了两首《瓠子歌》，纪念治理黄河之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不封禅兮安知外。”说明他的巡游，不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是在体察民情，为自己的政治决策提供现实依据。

还是在当太子的时候，汉武帝曾请教他的老师卫绾，要解决民生问题和匈奴等外患，应该怎么办，卫绾回答：得人。武帝听了这句话，广延人才，班固后来这样赞美：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武帝的用人之道，有以下几个特点：
1、非常规用人才，自己发现并亲自培养。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大胆起用卫青和霍去病（这方面的详情，请参看本期卫青和霍去病的专文）。还有金日磾（音jin mi di）的任用亦如此。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被杀后，金日磾归汉，当时14岁，被安排在黄门署养马，因为他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精通马术，宫廷马经他调养，匹匹高大肥壮。有一次，汉武帝让十多个马奴牵出马来观赏，当时有许多宫女在场，有些马奴忍不住偷看宫女，只有金日磾神态庄重，目不斜视，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不久便拜他为马监，又提升他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后来在巫蛊之祸中，金日磾发现了刺杀武帝的刺客，护驾有功，受到重用。此后金日磾更加严于律己，汉武帝对他越发敬重，赏赐累千金，出则同乘一车，入则服侍左右，以致于有人说他不应该对这样一个“胡儿”如此器重，然而汉武帝不以为意，还赏他姓金。汉武帝临死之前，金日磾与霍光、上官桀一起被选拔为托孤重臣。

2、建立起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颜驷是一名郎官，有次汉武帝见到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他，问他为何不得志。颜驷告诉武帝：自己伺候文帝时，就为郎官，但是文帝好文而不好武；侍奉景帝时，景帝喜欢美男子而自己相貌丑陋；如今侍候皇上您，您喜欢年轻人，而我已经老了，所以三世都得不到重用。汉武帝听后深为震惊，认为这么一位三朝为官的老臣，因为逢不上皇帝所好，总也得不到提拔重用，这不是颜驷过错，而是用人疏误。武帝考察了颜驷的才识后，即任命他为会稽都尉。据说，正是受此事启发，汉武帝对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宣布唯才是举，广开仕途，通过建立察举和征召有特长的人等措施，发现了大批人才，比如董仲舒、公孙弘、朱买臣、严助、主父偃等这些西汉名臣，都是这样登上政治舞台的。

3、善于用人所长。通过推荐、自荐选上来的人才，不免鱼龙混杂，未必都是人才，再说各人才情不一，适合干什么也要考察。比如司马相如是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用其所长，任命他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后又让他出使西南夷，抚慰那里的少数民族，配合唐蒙的工作，对后来解决西南夷的问题，立了功劳。又比如东方朔，此人诙谐幽默，汉武帝很喜欢他，但却始终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4、赏罚分明。武帝一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很多人出身不高，但由于在一两次战争中杀敌斩首有功，一下子就当上了将军，甚至封侯，而一不小心，在一次战争中犯了错误，侯位一下子就没了，下一次战争如果再立功，又立马恢复侯位，像坐电梯一样，忽上忽下，张骞、苏武的父亲苏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更有意思的是，比如张骞被汉武帝剥夺了侯位，成了一个平民，但汉武帝遇到需要咨询他的事情，还是找他，相谈甚欢，这说明汉武帝有原则，也有人情，赏罚得当。

汉武帝活了70岁，在位时间54年，做的最大、也是最持久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改前朝政策，四面出击，开疆拓土。在做这件事情的开始、过程中以及之后，他都遇到了很大阻力，遭受了很多批评，但他意志坚定，扛了过来。
公元前138年，南越一带内乱，闽越（今福州一带）攻击东瓯（今温州一带），汉武帝想插手这件事情，但他还是先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他问太尉田蚡事情该怎么处理。田蚡说越人互相攻击，和我们没有关系，更何况东瓯在秦朝就是中原已经放弃的地方，没必要进行救援。田蚡的意见，遭到了严助的反对，认为应该出兵救援，这样才能让属国安心臣服。汉武帝很欣赏严助的说法，私底下他对严助说：太尉不足为计。最终他派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救援东瓯，为后来南越的归附打下了基础。卫青打下河套地区后，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套地区建立朔方郡，但遭到当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的反对，认为那是无用之地，可以不要，后经过激烈的争论，驳倒了公孙弘，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汉朝在河套地区建立了朔方郡，这是汉后来能集中兵力在河西走廊一带与匈奴进行战争的重要条件。

汉武帝曾经和大将军卫青说过他的肺腑之言：假如我现在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但打仗又会让老百姓受苦。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我也想明白了：我来打仗，背所有的骂名，等战争结束之后，我的继承者再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休息。有一次，太子刘据劝他不要打了，他对太子说：我现在是在代你受苦，为的是让你能够顺顺当当、安安逸逸地当皇帝，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从以上可以看出，汉武帝对发起战争的目的、意义、结果以及会遇到什么阻力、将来又该怎么办，是非常清醒的，同时他也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彻底。在这方面，他的确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打仗可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而是要流血、死人的，长达数十年面对着这样鲜血淋漓的场面，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艰难，耳边充斥着的是大臣们的劝谏和反对，换成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汉武帝始终没有动摇，一以贯之的执行着自己的战略意图。

对汉武帝的征伐事业，客观来说，一开始，他的大臣们，大部分人持支持态度，尤其在对匈奴开战上，虽然也有反对意见，比如有人还是主张对匈奴和亲，但这种意见很快就被一片开战之声所淹没。公元前135年和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先后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讨论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在第二次会议上，韩安国主张和亲，提出了两条理由：一是高祖当年遭受平城之辱，但仍然和亲，这种政策实行到现在，天下安定，局面难得；二是和匈奴开战，必须深入其腹地，运输什么的都比较困难，成功的机会很小。王恢代表主战派反驳了韩安国的论调，指出边境如今已经不安宁了，不打不行了，一旦打起来，也不必深入其腹地作战，而是可以诱敌深入，实行伏击。汉武帝自然赞同开战，于是他批准了王恢、聂壹等人的诱敌深入之计，准备在雁门马邑歼灭匈奴主力，史称“马邑之谋”。可惜后来匈奴人没有上当，汉匈关系彻底破裂，全面开战。之后，汉武帝起用卫青、霍去病等一批新将领，经过十年左右的战争，取得了对匈奴的重大胜利。

事实上，对汉武帝这一时期对匈奴的战争，后世的史学家大多也持肯定态度，甚至是高度赞扬，问题在于之后汉武帝并没有收手，而是不依不饶，不但继续正面与匈奴作战，而且还在西域等地方与匈奴展开争夺，这就引起了当时很多大臣的不满，也让后世相当一部分史学家认为他穷兵黩武。比如汉匈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汉朝取得了重大胜利，匈奴求和亲，汉朝大臣中有很多人也不想打了，有的主张建立起一种新的君臣关系的和亲政策，有的则干脆主张恢复汉初传统的和亲政策，汉武帝对这些提议都不感兴趣，尤其反感主张恢复汉初的传统和亲政策，他问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狄山：我让你守一个郡，你能守得住吗？狄山回答不能。武帝又问：那一个县呢？狄山回答还是不能。武帝再问：那让你守边防要塞上的一座烽障呢？眼见武帝越来越生气，狄山只好硬着头皮说：能。汉武帝果然派他去守一座烽障，结果一个多月后，狄山就被匈奴人杀了。狄山的命运虽然悲惨，但很有教育意义，汉武帝对他的工作安排也是一种惩罚，但狄山的态度却是当时很多人的真实想法，他们的意思大概就是：你打仗不是为了解决边疆危机问题吗？现在没有危机了，你还打什么打呀？难道就不能好好治国，让老百姓过上舒舒服服的好日子吗？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糊涂之见，对这种没经历边境上的血腥杀戮、只会空谈的人，用这种血淋淋的真实生活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如果不坚持对匈奴作战，边境上的汉朝人民过的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在批评汉武帝的对外政策的人里面，有一个和他一样了不起的人物——唐太宗，他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意思是说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比不上他唐太宗以德服人。笔者在读到唐太宗这段话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他那副洋洋得意的神态，不禁莞尔。汉武帝不是没有大收获，而是收获大大的，没有汉武帝当年打下的基础，哪能有你唐太宗所谓的以德服人。唐朝的突厥不是汉朝的匈奴，但他们活动的区域是差不多的，正是从汉武帝开始，这里才和中原地区有了大规模的文化融合，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在心理上实际上早就认可了汉文化，唐太宗是坐在汉武帝这个巨人的肩上批评这位巨人。最重要的是：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本来就是在输出文明，也是以德服人。唐太宗也不是真的就凭一个“德”就搞定了一切的，还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之上，他也和突厥打过，突厥才服的嘛。

唐太宗为什么这么评价汉武帝？实际上，他和汉武帝是同一类人，当然能够理解汉武帝，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在某个需要强调“德政”的场合下，夸耀自己是一个有德政的皇帝，向人表明自己的政治理念。唐太宗和汉武帝登上皇位的经历不一样，汉武帝继承的是祖宗传下来的基业，唐太宗则是自己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江山，他虽不是开国皇帝，但也差不多，曾亲自上阵杀敌，据说在战场曾杀得整个袖筒里都灌满了鲜血，所以，他对战争是有厌恶情绪的，当了皇帝之后，为了洗干净身上的血腥气，他要强调德政。相比而言，汉武帝虽然对外打了几十年仗，也到前线视察过，但毕竟没有上战场亲自杀过人，因而他对血腥没有唐太宗那么敏感。

还有一个问题，汉武帝四处征战，是因为经过“文景之治”后有钱了吗？
在众多有关汉武帝的史书中，无一例外有这么一种说法：汉武帝之所以能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最大的原因是经过文景之治，到他继位的时候，汉朝的国力有了很大的的提升，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有钱了。有多有钱呢？据说钱花不完，用来串钱的绳子都腐朽了，米也吃不完，堆在仓库里都发霉了，马也很多，相比于汉初大臣们只能坐牛车上班，现在的马多得在路上乱跑。总之，是富得流油，打仗不就是打钱嘛！
首先，得承认战争的胜败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但要说有钱才能打仗，却实在不敢苟同。如果说汉武帝四处征伐是因为有了钱做保障，那么文景时期有没有钱呢？当然有，那为什么没有打匈奴呢？即使贾谊等人早在汉文帝时期就提出了要打，最终也还是没打。为什么？一方面在于文景时期，国内还有诸侯王造反作乱，他们没有太多精力去考虑周边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于汉文帝、汉景帝没有汉武帝的大魄力，这种魄力表现在不但要敢于打，而且要敢于承担打之后的后果。汉武帝是不怕打没了经济建设成果的，在他看来，打没了可以再建设嘛！反过来，从匈奴方面来看，他们有没有钱呢？没有，没有才要打仗才要来中原地区抢夺嘛。从历史上来看，所有一切民族的崛起和扩张都不是因为有钱，比如后来的辽、金和蒙古等，其崛起之初，在物质方面都是极其匮乏的，他们之所以能崛起，在于有了雄才大略的领袖。再看宋朝，有没有钱呢？当然有钱，可结果怎么样，由于最高统治者人不行，最后还不得乖乖地把钱送给很“穷”的辽国、金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