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煤铁资源、悠久的冶炼历史，使武安自古就与钢铁结下“不解之缘”，采矿冶炼历史可追溯至战国。
过去，学术界倾向于将武安冶铁的起始时间定于汉代，但从春秋、战国至汉代遗址午汲古城的发掘及所出土的铁器文物可以断定，战国时代，武安确已存在冶铁业了。可以说，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和汉代，武安曾是全国的冶铁中心之一。
1、2000余年前铁制“棘齿轮”佐证“武安冶铁”源于战国

午汲古城卫星图
午汲古城位于武安市午汲村北，全城略成长方形，面积为68.8万平方米。经过调查和发掘，证明其是一座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时代的古城遗址，在邯郸境内实不多见。并且午汲古城遗址发掘中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铁器。
1956年5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处发掘组，对午汲古城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一个灰坑，除包含着大量厚重的凸面条纹凹面布纹的板瓦和绳纹砖外，又以铁制的生产工具为最多，共17件（器形大部残缺），有犁、锄、刀、
铁齿轮和一些氧化器形的碎块，而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支残缺一半的铁质“棘齿轮”。
文物专家们分析认为灰坑应为战国至汉代遗迹。
尤其是灰坑中出土的的“棘齿轮”格外引人注意，“棘齿轮”是用单模铸成的，一面平，一面略凸，表面锈蚀程度不太严重，与同时出土的其他铁器比较，质料精良。
齿轮的外直径为8厘米，通厚1.6厘米，复原后共有16个齿，整体形状像风车，中心有贯轴的方孔。“棘齿轮”有管制作用，一经转过去，便不能复回，该元件为什么机械的零部件，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国关于齿轮原理的应用，最晚的时间点在战国末年已经开始，近年来在安阳、衡阳、永济等地均发现过秦汉时代的铜齿轮。不过这些古代齿轮多是散出，且质料为铜质。
武安午汲古城遗址出土的“棘齿轮”为铁质，且发现在可靠的文化层中，当为战国时代武安当地已具备冶铁业的实物证明。
古代邯郸地区要想发展大规模的冶铁业，需要两项必备条件：炼铁的矿石资源和燃料木炭（或者木材）。能满足这两项者唯有武安。
直至当代开采，武安的磁山、固镇、矿山诸铁矿多为露天铁矿。当时炼铁所需燃料为木材或木炭，这必然也取之于太行山麓，据史料记载，也多在武安境内，加之战国时代的交通工具还不发达，若将炼铁的原材料（矿石和木炭）从武安运到邯郸发展大规模的冶铁业，难度加大。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即有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记载。表明，战国时人们已懂得百里不贩粗的道理。在产矿石、木材的武安炼铁，或铸成器，则是成本更低、效益高。
2、矿山村存有国内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宋代冶铁炉


西汉时期，冶铁业已成为邯郸手工业的支柱产业。西汉武帝之前，冶铁业有民营和官营两种，以民营为主。
汉武帝以后，实行盐铁专营（汉平帝时一度罢专营）。官营盐铁，汉王朝在中央于大农令（大司农）之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经营，各郡国设盐铁官或铁官，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
据《史记》、《汉书》（张汤传）记载，汉武帝时期，赵国也设置有铁官，“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事，并上书告汤”。
因为冶铁上的争执，赵王与中央政府派驻的铁官屡次发生诉讼，说明此时赵国不仅设置有主管冶铁业的官员，并且因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上的矛盾屡次发生争执诉讼。
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49处，武安为其一。《古矿录》记载：《汉书·地理志》称魏郡武安有铁。在此设立铁官，足以证明当时武安的冶铁业发展的规模之大。
从固镇古城考古发掘资料中，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该遗址位于固镇古城遗址西部，主要分布在固镇战国古城之外。炉渣的积厚很深，随处可见。
遗址残炉嵌镶于土崖上，底径1米有余，并发现约1米厚的木炭灰烬和碎矿石层和重约20公斤的未冶炼成铁的矿石烧结块。据考古专家们分析，当时炼铁所用燃料均为木炭或木柴。
据文献记载，武安至五代、宋、元都曾设有冶铁管理机构和官员。
1940年版《武安县志》载：宋初冀州刺史武安人蔡审廷，其祖父蔡绾曾任武安苑城三冶使。同时，在宋代，武安的炼铁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矿山村发现的宋代炼铁炉得到佐证。
该炼铁炉遗存有两座，其中一座高约6米，底径3米、炉体中部较低，顶部较粗，炉壁厚约40至80厘米，以矿石和沙质耐火土砌成。该炉北5至6米处，另有一高炉遗址。
有关专家考证后认为，这是国内甚至世界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宋代炼铁炉。
3、西石门铁矿为邯、邢基地最大的铁矿，存量达一亿吨

元代至元十六年（l279年）武安阳邑镇《重修寿圣寺碑记》中提及“本镇炉官税使，发菩提心，为之领袖”“功德主赐固镇等处铁冶副提（领）赵”“本炉副使滏源颜大祚书丹”等。
《武安县志》记载，在元代时，今武安固镇曾设有“铁冶提领”，管理邯郸一带的冶铁业，可见武安一带的冶铁业到了元代已成为邯郸一带冶铁业的管理中心。
武安至今留有元代炼铁炉。位于固镇村西，1964年尚有12座，现仅残存5座，其中一座保存较好，炉壁为红砂岩砌成，内磨耐火土，壁上凝结有氧化铁和炼渣（多为褐绿色）。调查发现时，炉址周围均有陶片，多为碗，形大、粗糙，有的碗底有字，为元代遗物。
明朝时期，武安的冶铁业发展缓慢，但民间的冶铁业仍未间断。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外敌的入侵，曾一度中断。
《武安县志》记载：明代时，武安苑城设有“三冶使”，并中断于有清末一代。《明史·地理志》称，磁州武安县西南有磁山产磁石。《明一统志》称：磁山在武安县西南30里，上产磁石，涉县（今涉县）出铁。
日军侵占武安后，于1941年勘察磁山露天铁矿并开始修筑邯（郸）磁（山）铁路。1943年，在磁山村设立株式会社劳务所，开始采掘。1944年有4个采场。1945年7月停采，共掠夺矿石数十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武安境内铁矿开采逐步恢复和发展。1951年7月，磁山铁矿正式恢复生产，成为邯（郸）邢（台）地区第一座露天铁矿。
1957年8月，矿山村铁矿正式投产，此矿及磁山铁矿均属省工业厅领导。1958年7月，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在“三面红旗高高举，钢铁生产超英美”的口号下，盲目生产，结果炼成了铁和铁矿石混凝在一起的“大疙瘩”，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损失。
70年代，武安相继建起钢铁厂和炼铁厂。期间，国家于武安境内建设的一批矿山陆续投产。1958年12月，玉泉岭铁矿投产；1960年2月，固镇铁矿投产；1977年2月，马甲脑铁矿投产；1977年12月，玉石洼铁矿投产；1978年，
西石门铁矿投产，该铁矿储量达1亿吨，设计能力为年产矿石220万吨、选矿250万吨，为邯（郸）邢（台） 基地最大的铁矿。

武安大规模炼铁始于“大跃进”时期。1966年10月，武安县筹建固镇炼铁厂（第二炼铁厂）。1971年，下白石炼铁厂建成投产（第一炼铁厂）。1984年，街道、村镇开办的小炼铁厂迅速发展，生铁产量逐年上升，建起崇义、
固镇、磁山、南关街、北关街5座炼铁厂，共建高炉9座，年产生铁9万吨。1988年产量达到14.6万吨。
2002年，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2004年，实现了“钢变材”新跨越。武安全市逐步形成了以文丰钢铁、普阳钢铁、新金钢铁、东山钢铁、兴华钢铁、烘熔钢铁等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群。
过去，学术界倾向于将武安冶铁的起始时间定于汉代，但从春秋、战国至汉代遗址午汲古城的发掘及所出土的铁器文物可以断定，战国时代，武安确已存在冶铁业了。可以说，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和汉代，武安曾是全国的冶铁中心之一。
1、2000余年前铁制“棘齿轮”佐证“武安冶铁”源于战国

午汲古城卫星图
午汲古城位于武安市午汲村北，全城略成长方形，面积为68.8万平方米。经过调查和发掘，证明其是一座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时代的古城遗址，在邯郸境内实不多见。并且午汲古城遗址发掘中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铁器。
1956年5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处发掘组，对午汲古城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一个灰坑，除包含着大量厚重的凸面条纹凹面布纹的板瓦和绳纹砖外，又以铁制的生产工具为最多，共17件（器形大部残缺），有犁、锄、刀、
铁齿轮和一些氧化器形的碎块，而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支残缺一半的铁质“棘齿轮”。
文物专家们分析认为灰坑应为战国至汉代遗迹。
尤其是灰坑中出土的的“棘齿轮”格外引人注意，“棘齿轮”是用单模铸成的，一面平，一面略凸，表面锈蚀程度不太严重，与同时出土的其他铁器比较，质料精良。
齿轮的外直径为8厘米，通厚1.6厘米，复原后共有16个齿，整体形状像风车，中心有贯轴的方孔。“棘齿轮”有管制作用，一经转过去，便不能复回，该元件为什么机械的零部件，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国关于齿轮原理的应用，最晚的时间点在战国末年已经开始，近年来在安阳、衡阳、永济等地均发现过秦汉时代的铜齿轮。不过这些古代齿轮多是散出，且质料为铜质。
武安午汲古城遗址出土的“棘齿轮”为铁质，且发现在可靠的文化层中，当为战国时代武安当地已具备冶铁业的实物证明。
古代邯郸地区要想发展大规模的冶铁业，需要两项必备条件：炼铁的矿石资源和燃料木炭（或者木材）。能满足这两项者唯有武安。
直至当代开采，武安的磁山、固镇、矿山诸铁矿多为露天铁矿。当时炼铁所需燃料为木材或木炭，这必然也取之于太行山麓，据史料记载，也多在武安境内，加之战国时代的交通工具还不发达，若将炼铁的原材料（矿石和木炭）从武安运到邯郸发展大规模的冶铁业，难度加大。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即有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记载。表明，战国时人们已懂得百里不贩粗的道理。在产矿石、木材的武安炼铁，或铸成器，则是成本更低、效益高。
2、矿山村存有国内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宋代冶铁炉


西汉时期，冶铁业已成为邯郸手工业的支柱产业。西汉武帝之前，冶铁业有民营和官营两种，以民营为主。
汉武帝以后，实行盐铁专营（汉平帝时一度罢专营）。官营盐铁，汉王朝在中央于大农令（大司农）之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经营，各郡国设盐铁官或铁官，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
据《史记》、《汉书》（张汤传）记载，汉武帝时期，赵国也设置有铁官，“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事，并上书告汤”。
因为冶铁上的争执，赵王与中央政府派驻的铁官屡次发生诉讼，说明此时赵国不仅设置有主管冶铁业的官员，并且因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上的矛盾屡次发生争执诉讼。
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49处，武安为其一。《古矿录》记载：《汉书·地理志》称魏郡武安有铁。在此设立铁官，足以证明当时武安的冶铁业发展的规模之大。
从固镇古城考古发掘资料中，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该遗址位于固镇古城遗址西部，主要分布在固镇战国古城之外。炉渣的积厚很深，随处可见。
遗址残炉嵌镶于土崖上，底径1米有余，并发现约1米厚的木炭灰烬和碎矿石层和重约20公斤的未冶炼成铁的矿石烧结块。据考古专家们分析，当时炼铁所用燃料均为木炭或木柴。
据文献记载，武安至五代、宋、元都曾设有冶铁管理机构和官员。
1940年版《武安县志》载：宋初冀州刺史武安人蔡审廷，其祖父蔡绾曾任武安苑城三冶使。同时，在宋代，武安的炼铁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矿山村发现的宋代炼铁炉得到佐证。
该炼铁炉遗存有两座，其中一座高约6米，底径3米、炉体中部较低，顶部较粗，炉壁厚约40至80厘米，以矿石和沙质耐火土砌成。该炉北5至6米处，另有一高炉遗址。
有关专家考证后认为，这是国内甚至世界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宋代炼铁炉。
3、西石门铁矿为邯、邢基地最大的铁矿，存量达一亿吨

元代至元十六年（l279年）武安阳邑镇《重修寿圣寺碑记》中提及“本镇炉官税使，发菩提心，为之领袖”“功德主赐固镇等处铁冶副提（领）赵”“本炉副使滏源颜大祚书丹”等。
《武安县志》记载，在元代时，今武安固镇曾设有“铁冶提领”，管理邯郸一带的冶铁业，可见武安一带的冶铁业到了元代已成为邯郸一带冶铁业的管理中心。
武安至今留有元代炼铁炉。位于固镇村西，1964年尚有12座，现仅残存5座，其中一座保存较好，炉壁为红砂岩砌成，内磨耐火土，壁上凝结有氧化铁和炼渣（多为褐绿色）。调查发现时，炉址周围均有陶片，多为碗，形大、粗糙，有的碗底有字，为元代遗物。
明朝时期，武安的冶铁业发展缓慢，但民间的冶铁业仍未间断。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外敌的入侵，曾一度中断。
《武安县志》记载：明代时，武安苑城设有“三冶使”，并中断于有清末一代。《明史·地理志》称，磁州武安县西南有磁山产磁石。《明一统志》称：磁山在武安县西南30里，上产磁石，涉县（今涉县）出铁。
日军侵占武安后，于1941年勘察磁山露天铁矿并开始修筑邯（郸）磁（山）铁路。1943年，在磁山村设立株式会社劳务所，开始采掘。1944年有4个采场。1945年7月停采，共掠夺矿石数十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武安境内铁矿开采逐步恢复和发展。1951年7月，磁山铁矿正式恢复生产，成为邯（郸）邢（台）地区第一座露天铁矿。
1957年8月，矿山村铁矿正式投产，此矿及磁山铁矿均属省工业厅领导。1958年7月，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在“三面红旗高高举，钢铁生产超英美”的口号下，盲目生产，结果炼成了铁和铁矿石混凝在一起的“大疙瘩”，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损失。
70年代，武安相继建起钢铁厂和炼铁厂。期间，国家于武安境内建设的一批矿山陆续投产。1958年12月，玉泉岭铁矿投产；1960年2月，固镇铁矿投产；1977年2月，马甲脑铁矿投产；1977年12月，玉石洼铁矿投产；1978年，
西石门铁矿投产，该铁矿储量达1亿吨，设计能力为年产矿石220万吨、选矿250万吨，为邯（郸）邢（台） 基地最大的铁矿。

武安大规模炼铁始于“大跃进”时期。1966年10月，武安县筹建固镇炼铁厂（第二炼铁厂）。1971年，下白石炼铁厂建成投产（第一炼铁厂）。1984年，街道、村镇开办的小炼铁厂迅速发展，生铁产量逐年上升，建起崇义、
固镇、磁山、南关街、北关街5座炼铁厂，共建高炉9座，年产生铁9万吨。1988年产量达到14.6万吨。
2002年，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2004年，实现了“钢变材”新跨越。武安全市逐步形成了以文丰钢铁、普阳钢铁、新金钢铁、东山钢铁、兴华钢铁、烘熔钢铁等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