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攻击元遗民的人来说，原因即简单也符合道德，因为元朝是“异族入主”，是在朱元璋打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下推翻的，元遗民怀念异族，不改事“中华”，自然也就活该被骂。
作为最讲忠义气节的清流领袖之的钱谦益未能殉国，加入了降清大流，但他抨击起元朝遗民来也毫不客气。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钱谦益和吕留良也生活在异族入主中原的战乱时代，遭遇了先前从未有过的剃发改服之屈辱，评价元朝，难免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问题。钱穆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幼年时便深受革命党排满思想影响，元之蒙古与清之满洲都属该“排”之列，加之民国时外患日亟，也有着振奋民心的考虑。
这些治史大家兴许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元代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迥异，元遗民的选择与他们的判断亦不大相同。

什么人会成为元遗民？
如果元朝的遗民都是蒙古、色目士人，也许就不会遭到后世非议。毕竟元朝有众所周知的“人分四等”，蒙古、色目人属于特权阶层，元朝灭亡，他们没了特权，怀念故国而当遗民是题中应有之义。
元遗民虽有不少蒙古、色目士大夫，著名的有伯颜子中、王翰、丁鹤年等人，但主体却绝对是汉人，而且是以江南士人为主。清末张其淦曾编有《元八百遗民诗咏》，其中存录元遗民达八百五十余人，相对于《古今图书集成》所载的宋遗民七百人，不但人数更多，而且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汉族士人则洋洋大观，集中于徽州、福建、江西、浙东等人文荟萃之地。
曾有学者对江南各地遗民诗人群体的特点做过归纳，吴中遗民诗人作品忧伤悲愤，徽州遗民诗人的作品激烈忠贞，广东遗民诗人的作品闲适恬淡，虽然风格各有不同，但都对元朝的时光充满怀念，不愿意加入到“建设大明王朝”的洪流中去。
若元遗民都有过功名，当过官，那是“天子门生”，要讲究“君臣之义”，倒可理解他们“忠臣不事二主”的抉择。可参看元遗民群体，却也不尽然。

元末大乱，为元朝奋战到死，破家毁身的忠臣不少，大多都是进士出身的臣子。赵翼《廿二史札记》便提出“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列举为元朝殉难的进士十六人，其中十人是汉人。当然赵翼列举的太少，其实有史可查，自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末兵乱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灭亡，殉元的进士达四十二人。不过，遗民中虽然也有舒頔、李祁、戴良这样中过进士，当过官的士人，但大部分却没有功名在身，或未做过官。如著名元遗民汪克宽、梁寅、张宪等等，要么从未出仕，要么屡试不第，都只是声名很大，但完全算不上元朝“既得利益阶层”。
没有名分和利益上的羁绊，那是否元遗民都是不知变通，学无所成的腐儒？当然不是，他们可算是元末明初时最为精英的群体，大多出身于徽州新安学系、福建闽学、江西草庐之学、浙东金华学等文脉绵长的学派。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等人都是著名理学家，戴良与江南才子宋濂齐名，李祁是公认的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张宪被誉为“磊落肮脏，豪气坌涌”，梁寅因为博学多才，淹贯经史而被称为“梁五经”。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当元朝覆亡之际，不少汉族名士放弃优越的生活追随顺帝北奔草原。

元遗民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出仕明朝，甚至已经是股肱之臣，却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怀念元朝，诗文中满是遗民思想，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便是刘基。
刘基在中国历史上与诸葛亮一样是智慧的代名词，元末大乱中，他原本全心全意为元朝效力，在浙东组织义兵，是反元群雄之一方国珍最头疼的敌手。可惜元朝并没有因此重用他，刘基只能闲居乡野。为朱元璋效力后，刘基为明王朝的建立居功至伟，被朱元璋誉为“吾之子房也”，受封诚意伯爵位。但是，刘基在入明后的大量诗文，俨然一派遗民风范，满篇均是“愁来重回首，涕泪下沾巾”的惆怅，以至于后人一眼便看出，他“佐命之后，诗篇寂寥”，实在是“其为遗民”。
元遗民汉人居多，也并非都是有过功名利禄的人，而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素质极高，难怪让王夫之、钱穆等先贤恼怒不解。

元代儒生的生活
按照约定俗成印象，元代士人或说儒生，过的是暗无天日苦不堪言的生活。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数千年来都是天之骄子的士人地位仅比乞丐高点，连娼妓都不如。再加上“人分四等”，江南地区的士人属于最低等的南人，那更是黄莲水冲咖啡，苦中更苦。
苦成这样，还做遗民，那是否因为元朝刑法严苛，镇压酷烈，把读书人都管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若果真如此，一切倒好解释了。
首先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元代是无法患上的，因为元朝的刑法出了名的宽纵，乃至“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观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管理粗疏，崇尚放任是元朝的常态，朱元璋在总结元朝覆亡教训时，也认为“（元）以宽纵失天下”。
“人分四等”看似等级森严，其实仅是任官上的亲疏有别，放眼整个社会，却无明显区别。汉人、南人富甲一方，权势赫然的大有人在，蒙古、色目平民因为穷苦卖身为奴者也比比皆是，元朝廷还需要经常拨钱赎买蒙古人为奴者。正如蒙思明在《元朝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所言，因为“元代政治之粗疏放任”，所以“汉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发展，财富之数量日增，潜在之势力日大”。

至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是宋遗民对元朝的牢骚之言，清代便有学人考证“知其为不然”。及至近代，一些元史大家，如陈垣、姚从吾、邵循正等先生也都曾指出“九儒十丐”说出于南宋人诋词，不足为据。元朝设立户计制度，无论什么职业都要编户，比如匠户、猎户、娼户等等，士人也被编户，称为“儒户”。各个户计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儒户的义务是“就学”，也就是在书院里教书学习，并且在国家遴选吏员的时候参与考试。儒户履行就学备选义务，便享有免除兵役、劳役的权利，还可以领取奖学金性质的“廪金”。在元朝诸户计中，儒户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与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回回等户计相同，仅次于皇族和官员。
宋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人地位登峰造极，元代士人被拉到与其他人群平等的地位，而且科举又不兴盛，自然有今不如昔的牢骚。不过士人们并未因此边缘化，基层社会仍然是士人天下，不当官不做吏，照样指点江山，造福桑梓。元代的地方官，因为是“空降干部”，很多又是蒙古、色目人，到任后总是两眼一抹黑，必须得靠当地有名望有能力的士人共治，这样的例子在元代不胜枚举。

兰溪州人赵必璇，“来仕州者，赖君明达政体，谙熟物情，有疑事必从君询访”；吉安路庐陵县刘子清,“二县（庐陵、龙泉）之大夫以事询访，必为剖析赞决，俾有裨益”；婺州人楼如浚，“县大夫有所询，则别白是非以告而无隐”；宁国路宣城梅致和经常被地方官“咸来咨询治道”，官员们“每有疑难，必下礼质之”；台州路宁海县方子野，“部使者每岁行县，必过府君门观风问政，相与成宾主礼而去”……
其中最传奇的，是松江府的周显。他不但能够依靠自己的威望使得官民在赋税缴纳问题上避免冲突，还能参与官府进行核田行动，“使者虽悍暴，亦啧啧称善不已。”在灾荒之年，周显能越过胥吏，向官府呈报受灾情况，避免了“吏杂署灾状，无所证验”的弊病。除此之外，其余地方政务，如盐政、治河，周显无不参与，甚至连地方官员内部有了矛盾，也要周显出面进行调解。
元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依靠盐税和商税，对于土地税收取很少，史载，“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因此士人们若是不想出仕为官，也不想与官共治，大可享受恬适的田园生活。李日华所著《紫桃轩杂缀》便说：“士君子不乐仕，而法网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货雄，而乐其志如此。”
元朝刘贯道的《消夏图》，体现士人的闲逸生活。
因此，元朝士人的生活即使不能用幸福美好来形容，但也绝说不上苦，这也就是为什么宋遗民入元后，“前后不过二十余年”，便“不构成一个分隔而可见的社会群体”。士人们的笔下，已经是“父老歌延祐，君臣忆至元”，“百年礼乐华夷主”这样的诗作了。

元遗民的精神支撑
士人在中国古代是精神世界的王者，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天然职责，肩负着道德操守的榜样作用。若只是不愁吃喝，生活无虞，绝对“收买”不了他们，他们不会以自己的声名和道德乃至生命为代价去当遗民的。因此元遗民的产生，物质环境仅是一方面，精神因素更为重要。
两个主因互为支撑，其一为华夷之辨的淡化，其二为理学的昌盛。
宋代是传统中原王朝边患最为严重时代，这不仅因为无论契丹、党项还是女真皆武力强盛，更在于这些民族都建立了重视文明礼乐与宋朝不相上下的政权。契丹的辽朝“彬彬不逊于中华”，党项的西夏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女真的金朝更是出现了金世宗这样被誉为“小尧舜”的皇帝。虽然宋代君臣仍视他们为夷狄，但其实已经和汉唐时代看待匈奴、突厥大有不同。宋辽之间约为兄弟之国，宋金有着“叔侄之国”、“伯侄之国”的关系，那种似乎牢不可破，如冰炭不可同炉的夷狄华夏观，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了松动。这种松动也催化了另一种思潮的崛起，那便是忠君观念的绝对化——因此中原士人在宋朝若不得志，就会去其他国家寻出路，并且没有了心理障碍，毕竟大家都是遵行孔孟之道。
忠君观念的绝对化在宋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既是对五代十国时期 “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乱世教训之总结，也是对多朝并立，各称正统的现实之考量。北宋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而到朱熹、二程的理学兴起，更是确定了“君臣父子，定位不移”，“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终极道德观。

华夷之辨松动，忠君观念绝对，使得到了元代，虽有郑思肖、谢枋得等宋遗民坚持华夷大防，但士人的主流都认为是否视为正统，不在于是否中国之人，而在是否奉行“中国之道”，“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人们拿古人进行类比，指出“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但“后世称圣贤焉”，只要“谙于中国之道”，那便不能“以夷狄外之”。元朝虽然是蒙古人做皇帝，但“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
元统一后，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双向推动，理学不但成为最为显赫的哲学流派和思想体系，还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书院的主修科目。元代的书院如钱穆所说，“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已经达到了“远州下邑，深山穷谷”都有书院的地步，书院兴盛也就使得理学传播更为深远。
待到元朝开始科举考试时，理学成为主要考试科目。元朝科举，题目出自四书五经，但经义都要以朱熹、二程的注疏为标准，欲科举入仕的各族士子都必须精心研读，这为遗民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养料和心理基础。元遗民的核心价值是为元尽君臣之义，不仕二姓正是理学思想的外化。著名元遗民赵汸说：“即居官而食禄，则臣子之分已定，设有中外出入之异，远近劳逸之殊，君子岂复容心于其间哉？”
所以元末大乱，以汉人为主的士人们无不奋勇争先，为了忠于朝廷而与红巾军等队伍殊死作战。不仅在任官员鲜有临难脱逃者，就算隐居乡野的士人，也认为自己有“散储蓄，聚丁壮”，以“绝奸恶滋蔓”的责任。当元末起义军遍布天下时，各地士人纷纷组织“义兵”或“义旅”与之对垒。著名的“义兵”除了刘基所部，还有龙泉王毅义兵、徽州汪氏义兵、饶州张理兄弟“兴安义兵”、温州郭璞义兵、松江府吕良佐义兵、婺州胡嘉祐义兵、太和州胡济川义兵、徽州路休宁县人程国胜义兵等等。

物质与精神因素足够解释那些有功名士人的抉择，那么大量无功名的遗民，乃至入仕明朝的士人，为什么那么怀念元朝？这还从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说起。
明初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元璋认为元朝宽纵失天下，因此以严刑峻法治国，这对于扭转官场腐败和怠政确实立竿见影。但朱元璋的严苛经到了残酷程度，为他效力的臣子，鲜有善终者，对功臣的大肆屠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元朝的降官也始用终弃。
据学者统计，入仕明朝的元朝降官有一百余人，其中文职官员七十人，姓名官职可考者有五十三位，除了四位是蒙古人外，均是汉人。而在这五十三人中，非正常死亡的便有十二位。其中张昶、开济、李质、傅公让、曾坚是直接被处死，黄肃、陆聚被党祸牵连而死，刘基被暗杀，程国儒自尽。秦裕伯、危素、吴云遭到打击忧惧而死，虽然算不得横死，却也不得善终。除了这十二位外，邹奕、薛显、刘三吾等人则是被流放，有的熬到召归，有的则死在贬所。五十三人中，算是得了善终的，只有十七人。
功臣和降官本是朱元璋倚重的对象，尚不免落得“白刃不相饶”的结局。一般官员在“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罪之人”的氛围下，更是动辄得罪。洪武七年，大诗人高启被腰斩于市，被后世认为“拉开了明初众多文祸的序幕”，其实在高启遇害之前，就有人指出“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了。陆容所著《寂园杂记》中，借永乐间一个老 僧之言回顾洪武朝之事，便感叹道：“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

“一授官职，罕有善终”的可怖局面使天下士人发现，做官不但不能展抱负济时事，还动辄家破人亡。那么不做官归隐田园如何？对不起，也不行。朱元璋的控制欲并不满足于朝堂官府，而是希望举国上下，镇店乡村都要被自己的权威笼罩，在他的《大诰》中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元遗民中，伯颜子中、王翰、戴良等人都是因拒绝出仕而自杀，而如贵溪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姚润、王谟被征不至，被满门抄斩。
至于名气不够大，可以避免被强征入仕的士人，乡间的生活也不再恬适了。明朝改变了元朝的税收制度，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占政府总收入的81%，一般农户“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负担极为沉重。即使富户日子也不好过，各种额外差发不断，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
做官没有好下场，不做官也难逃一死，侥幸不被征召，又苦于差役赋税，士人们眼中的明朝，虽然号称恢复中华，生存环境还远不如元朝。那么以遗民自居，怀念故国，追悼元朝便不仅是道德追求，也是感情宣泄。
如果朱元璋的“恢复中华”是恢复唐宋的“中华”，元遗民纵然会有，但不会如此之多。就如明末，在华夷之辨达到顶峰的情况下，清兵南下，除了扬州史可法激烈抵抗之外，各地可算是传檄而定，日后被三屠才屈服的嘉定也是欣然归附。清廷“剃发令”一下，南明长达十八年的铁血抗争便拉开了帷幕。
虽说“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胜利毕竟不等于正确，自会有人不屑于你的胜利。朱元璋在武力上胜利，道德上也要占据制高点，但那些当时不敢公开，日后也饱受诟病的元遗民，却默默发出自己声音：“你赢了，但我们就是不服”。

现代人评判标准，总是拿民族这种标准去评价古代人如何如何。实际上人，绝不单纯是靠所谓民族划分的。人即是现实的，又是社会的。人是众多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站在民族角度，这些人当然应该和朱元璋去驱逐鞑虏，但是站在阶级立场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你是地主，官僚，放任这些农民起义的后果就是你的既得利益，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你说，你是主张政府镇压朱元璋这类人呢？还是砸锅卖铁的支持朱元璋驱逐鞑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