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再起，袁嘉猷被何应钦推荐到卫立煌手下担任东北边防保安司令兼营口市市长，由于王家善起义，袁嘉猷来不及逃走，被俘。林彪指示，要将袁嘉猷安全送达他那里。袁嘉猷到后，林彪非常客气，因为林彪是黄埔四期生，袁嘉猷是一期生，是林彪师兄，再则在东征教导团的时候袁任连长，而林彪是其手下的排长，是老上级。***准备感化他，并将情况上报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中央指示要尽力做好袁嘉猷的转化工作，于是派时任松花江省副省长的云南人张冲做袁嘉猷的工作，张冲知道袁嘉猷喜欢京戏，每天让其吃好喝好之后听京戏，参观**区，了解**区人民当家做主的情形，希望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袁嘉猷考虑到妻子儿女都在国统区昆明，假如留在**区，家人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坚决要求回南京。张冲知道挽留无效，只好尊重他的选择。但是嘱咐他，条件许可的时候利用私人故旧关系多做黄埔生的工作，多做***其他将领的工作，将自己在解放区看到听到的情况向他们介绍。袁嘉猷到***东北长官部后通过俞济时约见蒋介石，蒋用人实行“三不”政策，即被俘虏的不用，战场抗命的不用，投降叛变的不用，因袁嘉猷到**区的经历不明不白，约见时间简短，话不多，就安排其到中央干训团受训，实际上是接受审查，之后清退或遣回原籍。何应钦知道这种情形，直接调袁嘉猷到国防部任中将部员，事后才向蒋介石汇报，这时候蒋要依靠何收拾内战残局，只好做个顺水人情。
　　1948年初，云南卢汉已有“**”迹象，蒋介石决定派李弥组建第六边练司令部以制衡，李弥请求派熟悉云南情况的本地人袁嘉猷与他一道完成这项任务，得到蒋介石批准。于是李弥携袁嘉猷从广州飞抵昆明，1948年5月19日到达，5月25日即被宪兵团逮捕，罪名是“**”、“危害党国”。军统出示了袁嘉猷谈话录音，内容是宣传解放区如何如何好，这一事件云南报纸作了渲染报道。袁嘉猷的夫人很焦急，向何应钦汇报了丈夫的处境，何应钦要求西南行政长官张群先放人，后调查。张群推脱说证据确凿，不好办。何应钦吓唬他说，袁嘉猷是蒋委员长派去云南执行“密令”的，具体内容连他都不知道。张群只好放人。
　　袁嘉猷并没有被逮捕吓倒，继续做李弥的工作，并劝李弥，即使与卢汉硬拼，不过是两败俱伤，他人得利。李弥因此在武力解决卢汉策略上有所迟疑，最终，卢汉在1949年12月9日起义，并派兵保护袁嘉猷及家人的安全。陈赓的部队入驻云南之后，对***军政人员开展学习培训。袁嘉猷找到陈赓说：“我有‘通共’嫌疑，大报小报都登了，我身体不好，想在家休养。”陈赓同意了，并下了一道手令，要求驻军及新政府成员保护袁嘉猷及家人的安全，允许袁嘉猷外出打猎，等到局势稳定再请袁嘉猷出来工作。
　　不料一天深夜，一伙人闯进袁嘉猷的家，自称是顺宁县农会的人，要袁嘉猷到老家土改会上交代问题。第二天清晨，十几岁的袁文骥拿着手令赶到云南军管会找陈赓，陈赓不在，另一位领导看了手令，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逐级追查。结果，省农会不知道这件事，县农会也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担心有人想加害袁嘉猷，特令驻宝山的13军军长李成芳动用部队设卡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下来的时候，袁嘉猷被勒令换上了叫花子衣服，脸被涂成黑色。自称顺宁县农会的人不服，大叫大嚷，说部队包庇地主分子，人越积越多，大有游行示威的架势。部队首长解释说，袁嘉猷已被列为***战犯，上级要求押解重庆，群众才陆续散去。将袁嘉猷列为战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达到了保护的目的。
　　到重庆之后，袁嘉猷被押往北京，后来袁嘉猷分配到抚顺战犯改造所。1964年第五批特赦对象计划安排在北京，但袁嘉猷依旧要求回云南与家人团聚。

“**”爆发后，袁嘉猷受到pd，之后在昆明市第二农场劳动改造。1975年他已经70岁，身体越来越差，就写信给邓颖超，不久，中央指示当时的昆明市委书记黎伟：袁嘉猷应以起义人员对待。后安排在昆明市政协秘书处担任专员，直到1981年去世，享年76岁。
　　晚年在与其子袁文骥谈到自己一生的时候，他坚信***是伟大的，因为这个*有错必纠，他说像lsq那样的冤案都纠正过来了，还有什么错误纠正不过来呢？他要求袁文骥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到兴义何应钦的故居走一走，看一看，如果有灵牌就替他磕个头烧柱香，如果可能的话，将他的照片与何应钦的放在一起，生不能陪伴他，死了也要陪伴他。
　　袁文骥先生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有些激动，但是他客观冷静，不愤世嫉俗，不偏激。他拿出文字史料和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他托人从台湾找回来的，其中一张是37人的合影，他对照片中的人物及职务一一作了标注，大多是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及夫人，显得很珍贵。我们答应袁文骥，今后陈列充实更新的时候，一定帮助他完成他父亲袁嘉猷先生的遗愿。
黔西南台办供稿

1949年5月登载袁嘉猷被捕消息的云南报刊。

前排左四为袁家猷先生夫人曹曼霞，后排左五为时任滇越铁路线区司令官兼兵工厂厂长袁嘉猷先生。

有些词字太敏感了，我给处理了。
这段文字也算是珍贵史料了。

何应钦因私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