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把“李离伏剑”的事例编成戏曲，应该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李离伏剑的事例是司马迁《史记》上记载的事例，在历史上应该是真实的。
记载的原文：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当刑，失死当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李离是晋文公的狱官，他错误地听取了下级的汇报而判了人死罪把人给误杀了，事后把自己捆绑起来给自己定了死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之分，处罚有轻重之分，下级官吏有错，不是你的罪。”李离说：“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并不把权位让给下级的官吏；享受俸禄很多，也不和下属分享利益，现在（我）听了错误的汇报而判人死罪，却要把罪过转移到下级官吏身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坚辞文公的好意而不接受命令。晋文公说：“你如果自认为有罪，（作为你的上级）我也有罪吗？”李离说：“管理狱官的法律有规定，错误地判刑别人，自己也要被判刑，错误地判人死罪，自己也应被判死罪。您因为我能根据详察细微的事情，就能判断案情，所以就让我当了狱官，现在我错误地听取下吏的汇报而误了判人死刑，罪责应当死。”于是李离仍不接受文公的命令，用剑自杀而死。
这件事应该具有很深刻的法治教育意义，特别是“失刑当刑，失死当死”的法治理念更是值得学习。如果整的能够把“失刑当刑，失死当死”的原则执行起来，就怕就没有人敢做“聂树斌”和“呼格吉勒图”之类的冤案了。权利和义务对等，在其位就应该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和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就不会有人敢胡乱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