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食报之地”及三座汾阳王庙能证明郭子仪封地在汾州吗
（贾祝文）
当前有观点认为，唐郭子仪的封地就在唐汾州，即今汾阳市。对此，《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作者郭世科、郭志强）一文称：“正由于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还三次建过三座汾阳王庙。”且言：“（郭子仪）由此（汾州）而封爵汾阳王，封地就在今汾阳。”持此观点者，且以明朝所建汾阳县南关汾阳王庙《建庙纪略》所记：“王（郭子仪）于汾阳，乃食报之地”为佐证。但是，“郭子仪食报之地”及“汾阳建有三座汾阳王庙”不能成为郭子仪封地在汾州的证据。
这是因为：
其一，古时的“封地”与“食报之地”是二个明显不同的既念
封地也称“食邑”，是古代封爵制度中的核心内容，指称的是封爵的等级、标准及食邑地和食邑户所在，所以封地也称采地、采邑、封邑等。
“食报”是祭祀报答之意，“食报之地”是指施行祭祀报答的地方。所以说，“食报之地”不能等同于“封地”。
因之，“王（郭子仪）于汾阳，乃食报之地”之记，不能证明郭子仪的封地就在汾州。
其二，关于汾阳三座汾阳王庙的由来
明万历十三年汾州同时建了二座汾阳王祠，一在汾州城南西坛巷新建，一是于小相堡由佛寺改建。为彰记其事，明侍郎王缉在《建祠纪略》中云：“今数百年，感颂（汾阳王）犹耿耿不忘，而庙貌不设，享答无所……余惟郭公为汾捍患，建庙血食，祀典允宜。”
三十年后的明万历四十三年，又修建县城南关之祠为汾阳王庙，时汾州府同知署府事杨伯柯于《建庙纪略》中云：“王于汾阳，乃食报之地……当立庙祀之，所以报也。”
王侍郎及杨知府于建祠、建庙纪略中所言表明，汾阳其地在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府附郭县命名“汾阳县”前十年及后二十年所建汾阳王祠、庙的原由，盖因祭祀、报答汾阳王郭子仪于汾州兵不血刃平定仆固怀恩逆乱的恩德，并非因汾州其地曾是郭子仪封地或是明之前曾称汾阳的缘故。可见，以“王于汾阳，乃食报之地”以及“汾阳建有三座汾阳王庙”等史实，作出“郭子仪封地在唐汾州”的推论，显然证据错位，认定有误。
其三，不同于汉之前的唐代食邑制
更需要指出的是，唐时的食邑制，也就是封地含义与汉之前的封地已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汉之前，封地是指帝王分封给宗室及大臣、诸侯作为爵禄的食邑之地，而且被封者享有控制封地内军队、税收及向下再分封等的统治权。因之，封地也称食邑、采地、采邑、封邑等。唐代的食邑制，也即封地制，被封者与封地基本没有了关联，“封地”无有实际疆土，变成了单纯的荣誉性加衔，食邑户数也只是有名无实。具体而言，唐食邑制的基本构成为“虚封”和“实封”二种。“虚封”内容，主要体现在不同爵级象征性的“食邑多少户”等荣誉性称誉方面。“实封”则为实际享有的“永业田”和“食实封”二方面的爵禄。如郭子仪虽授爵“汾阳郡王”，但其并无实际存在的封地和封户。唐爵制“郡王食邑五千户”的待遇，对郭子仪而言，仅仅是象征爵位等级的虚名，并不能真正享有五千食邑户的税赋爵禄。尤其是唐玄宗于开元年间再次改革食邑制后，郭子仪真正享有的，除了郡王级的五十顷永业田，再就是被称为“真户”的“食实封”，即郭子仪累计达到的食实封二千户。而这二千食邑户并非实际存在于某地，也并非由郭子仪自行收缴，而是折合二千封户应纳的赋税，在长安的国库领取相应的赐物，也就是等同于领取俸禄。
综上可知，在唐汾州压根就没有郭子仪的所谓“封地”和“封户”。而以“汾阳是郭子仪的食报之地”、“汾阳建有三座汾阳王庙”等为据证明唐汾州即今汾阳是郭子仪封地的说法，实属对古时“封地”变革疏考，对唐“食邑制”了解不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