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州民族资本家——封竹轩
康占营
封竹轩，字永修，深州（县）人，北京“永增军装局”和“永增铁工厂”的创业者。清咸丰四
年（1854年），封竹轩生于直隶深州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由于生活所迫，十六岁来北京，经熟人介绍在崇文门外一个制帽作坊里学徒。后来，帽店关门歇业，封竹轩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就自己单独干，生产各式帽子，通过串店推销，做起小批发商的生意。这样几年下来，靠着自己的精打细算和辛勤劳作赚到的钱，除了维持生活之外，还有了一定剩余。封竹轩便拿出自己积存的资金，在前门外鲜鱼口街开了个小帽铺，由于做的帽子工精价廉，生意也算兴隆。后来，他与同乡好友高增源一起，合伙做起生意。俩人各取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组成“永增合”作为新帽铺的字号。封竹轩终于用积攒的钱与伙伴创办了一份不错的产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赶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增合店铺被战火焚毁，帽铺的全部资产一无所剩。同伙儿高增源身心备受打击，再也无心经商，俩人只好又返回深州老家。
第二年，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撤走，北京恢复了平静。封竹轩心犹未甘，又独自返回北京，贷款为本，在前门外打磨厂西段路北，找到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四十七岁的封竹轩，凭多年在京闯荡和涉足商业的经验，又独资重开旧业。他极重视商铺牌匾字号的声誉，即将原“永增合”改为“永增领帽局”。他明白，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之下，要在北京经商，光靠精湛的专业技术还不行，要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靠山，有背景才好办事。这样几经奋斗，他的产品讲究质量，又善于经营，“永增号”在社会上赢得较高的声誉，买卖做得比较红火。
清光绪末年，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军制创建新式陆军，称之“新军”。这一年，“新军”的练兵处换上一个叫王士珍的长官，恰好封竹轩认识这个人，王士珍曾是原封氏帽店的老主顾，且过从甚密。封竹轩就主动找到王士珍拉关系，不想，很顺利地揽到一小批军帽和军装的加工活儿。到手的生意，他却是小心翼翼地对待。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类服装，他深知，这批军服的生意必须一炮打响！他毫不犹豫地从南方高价聘请了技艺娴熟的裁缝师傅，顺利完成了这批“任务”。交活后一结算获利很丰，赚了一大笔钱。初战成功，他没有固步自封，凭着与政府和军界强人的新关系，力图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一方面增加厂房设备，挑选员工，并扩大经营规模与生产能力，同时又积极地拓展自己的市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将永增领帽局改为“永增军装局”，门市不零售，专门承揽“大活儿”。结果生意还兴隆，买卖也顺畅，消息传回深州老家。于是，深州商界的老乡们闻讯，纷纷赶来京城，先投奔“老封家”再择机做起生意来，逐渐组成了庞大的深州老乡群体。在封竹轩的倡导和主持下，“深州会馆”随即建成，开辟了一个切磋生意、互通情报而聚集的场所。
“永增军装局”位于前门外打磨厂街路北。在“卢沟桥事变”（1937年）以前，曾是北京兴盛一时的大企业，永增军装局在北京、天津、沈阳、西安、上海等城市，分别建有机器厂、链带厂、徽章厂、木材厂、轧钢厂、银号、钱庄、绸缎庄、皮货洋货店等四十多个联号和分厂，职工七、八百人。
由于永增军装局开办的最早，曾在北京是独此一家，掌柜的封竹轩又善于社会交际，他在“北洋军”各派系中都有熟人。因此，永增军装局做了不少大宗军装订货，买卖发展很快。在北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特别在军警界，无人不知北京有个“封氏”永增军装局。宣统三年(1911年)，开始筹建“永增铁工厂”，最初揽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曾为清兵制作过军用水壶和军刀，生产过绞车、水泵、柴油机、人力车头、人力车轴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分设在北京的军政机关先后组建。这对于老字号“永增军装局”又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封竹轩接连承揽了大宗新式“制服”的生意。至此，在北京已有几百号工人在为“封家”干活儿，永增服装业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一年，他的“永增铁工厂”也正式挂牌，开始专业生产标准军刀和军剑。1913年又新建军用装备部和皮件厂，还开办老羊皮厂、制革厂、印染厂、绣花厂、绦带厂、中衣厂、轧钢厂、料器厂等。凡军队所需的军帽、军鞋、军官服、战刀、指挥刀、佩剑、战马鞍，行军帐篷、行军床、水壶、水桶、饭盒、士兵用品等等一切，永增都能生产，且满足供应。
1915年成立了银器厂。1917年，成立恒记轧钢厂和永益木厂。1920年开设永裕粮店、永寿合寿材厂、永巨合料器店、永增售品所、中原金珠店等。1922年，开设“多茂钱庄”“永增合银号”，续开“永通银号”。1924年，在大栅栏开设了永增绸缎布匹呢绒皮货洋货店。在西单商场开设益茂绸缎店、德茂绸缎店、半亩园番菜馆等。此外，还在天津、上海、西安、沈阳各地投资开办了一些分店、分号等。
“永增号”系列商圈逐步形成，为了承揽外地驻军的买卖，迅速在天津、西安、沈阳、太原、青岛、上海等地都开设办事处、新建分工厂及店铺等机构。封氏共计有四十多家买卖。封竹轩本人与军政界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要人都有私人来往。在民国时期，封永修成了工商界的非常显眼人物，地位很不一般。
不久，官商勾结腐败丛生，因军装业很肥，先后出现了永昌隆军衣庄、华昌军装局、位诚军衣庄等数十家中小军装局，打破了永增军装局独此一家的局面。另外，在天津也有人开办起专应军队装备的企业的“军装局”十几家。这些同业的出现自然夺走了永增军装局的不少的买卖，但是，由于封竹轩善于用人，会经营管理，在与同行业竞争中始终是个优胜者，仍然是军装行业的首户。
因为，军用军装被服有季节性的，秋季订购冬装，春季订购夏装。所以，军装局在没有“活儿”的时候机器是不转的。但是，一应下“活儿”来就是急要的，还限定日期交活儿。因之，军装局用人要多，如果没活儿时工人也挣工钱的话，军装局就得赔钱。如果少雇用人，一旦应下几千、几万套军装就忙不过来。封氏家族的当事人就开拓思路，在永增军装局进行“革新”。新的办法是：店铺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都是固定的长期工。其他的大部分工人，是有活就来没活就走的“临时工”。临时工都是计件活儿，不管做什么活都是做一件给一件钱。永增军装局的临时工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带机器和工具；二是带缝纫机和工具，这种临时工除挣做活工钱外，另按月发给机器钱；三是不到厂子做活，而是将原料拿回家做，做好交活，这种也另外发机器钱。这在当时的确是一项“与时俱进” 的“先进”管理办法。
由于永增军装局用固定的长期雇工为骨干，带动大多数临时工干活的制度，节省了开支，少添设备和厂房，而且还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活儿不误工期，京城诸多商家相继效仿。耄耋之年的封竹轩过世后，其子封心传接手管理，生意开始出现疲软景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伪”统治北京。日本军队的军装被服都统一由日本驻华北军事机关发放。永增军装局和在北京的其他军衣庄只能承应伪军、邮政、铁路等军装和制服，或承做一些门市零活，永增军装局买卖已经萧条。另外，永增铁工厂则被日本资本家所吞并，改名为钟渊铁工厂，原有产品被逐渐淘汰。1942年后，几乎全部生产枪支、炮弹。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部门改其为中纺公司天津第一机器厂五厂，制造纺织机械。至1948年，又改为第八修械所，专门修理和制造枪支。解放前夕，该厂有职工400余人，有设备60台左右。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又改名为“北京第一机器厂”。厂址在北京市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一带。从此“永增铁工厂”和“永增军装局”等都成了历史。
偌大的企业，必有“规定详实”的纪律来约束。永增军装局印发了《永增军装局章程》文件一册，发至工人。在《章程》的序言中写道：“人也在世终日奔忙，无休息之时，或学工、学商、或为儒、或习武备，各有职业。若工人制出百器，供人使用，故名曰‘百艺’。专售物品之所名曰‘生意’……生意之规矩渐失传泯灭殆尽，本号整顿，不正之行为一概不准。”在第二条中写道：“无论何人给本柜举荐徒弟，先有铺保，方可收用。即本柜铺长亦不能作荐主人。”此条可见老企业家们，早就用“章程”来杜绝“用人”的不正之风了。
民国23年(1934年)，在封竹轩八十大寿之日，当时在京的政界，商界，军界众多的首领要员纷纷前来题诗祝贺，彰显封竹轩在当时的军事及政治经济领域有极高的威望与极强的影响力。并出版了《深县封竹轩（永修）先生八晋一寿言集》铜板暨铅印本纪念册存世。此册为其祝寿时，社会名流要人为其庆寿留墨集珍。凡四册，前二册朱印，后二册留墨宝影像。书首发起人含王占元、吴佩孚、杜月笙、熊希龄、商震、李玉麟等数十人。
2009年，李嘉琸先生撰文《北京工业科技史话 • 机械篇》提到：“永增铁工厂”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前身。永增铁工厂是北京“民族资本家”封竹轩于1912年创办的，后发展成当时私营工厂中最大的一个。工厂最初只是揽杂活儿，修理黄包车等。1921年扩建厂房，增购设备，开始为军队修理武器，生产矿山用的铁斗车、水泵和铆焊锅炉。日寇占领时期主要制造铁路上用的转辙器、搬道闸和修理军械武器。有记载称，1915年，“永增铁工厂”还曾制造一辆汽车，在先农坛国货展览会上参展，一时轰动京城，成为商界美谈，这是北京制造的最早的汽车之一。
封竹轩，从学徒到大商人，历经六十多年的经商生涯，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曾拥有四十多个厂、店，上千名雇工。尽管封氏经营的企业字号不如那些具有金字招牌的企业那么如雷贯耳，但是他的经营规模、市场眼光和操作能力都是超一流的，为繁荣老北京的商业，做出了贡献。至于他“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是他人所不及的，更是家乡深州经济界后人学习的榜样。
康占营
封竹轩，字永修，深州（县）人，北京“永增军装局”和“永增铁工厂”的创业者。清咸丰四
年（1854年），封竹轩生于直隶深州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由于生活所迫，十六岁来北京，经熟人介绍在崇文门外一个制帽作坊里学徒。后来，帽店关门歇业，封竹轩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就自己单独干，生产各式帽子，通过串店推销，做起小批发商的生意。这样几年下来，靠着自己的精打细算和辛勤劳作赚到的钱，除了维持生活之外，还有了一定剩余。封竹轩便拿出自己积存的资金，在前门外鲜鱼口街开了个小帽铺，由于做的帽子工精价廉，生意也算兴隆。后来，他与同乡好友高增源一起，合伙做起生意。俩人各取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组成“永增合”作为新帽铺的字号。封竹轩终于用积攒的钱与伙伴创办了一份不错的产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赶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增合店铺被战火焚毁，帽铺的全部资产一无所剩。同伙儿高增源身心备受打击，再也无心经商，俩人只好又返回深州老家。
第二年，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撤走，北京恢复了平静。封竹轩心犹未甘，又独自返回北京，贷款为本，在前门外打磨厂西段路北，找到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四十七岁的封竹轩，凭多年在京闯荡和涉足商业的经验，又独资重开旧业。他极重视商铺牌匾字号的声誉，即将原“永增合”改为“永增领帽局”。他明白，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之下，要在北京经商，光靠精湛的专业技术还不行，要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靠山，有背景才好办事。这样几经奋斗，他的产品讲究质量，又善于经营，“永增号”在社会上赢得较高的声誉，买卖做得比较红火。
清光绪末年，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军制创建新式陆军，称之“新军”。这一年，“新军”的练兵处换上一个叫王士珍的长官，恰好封竹轩认识这个人，王士珍曾是原封氏帽店的老主顾，且过从甚密。封竹轩就主动找到王士珍拉关系，不想，很顺利地揽到一小批军帽和军装的加工活儿。到手的生意，他却是小心翼翼地对待。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类服装，他深知，这批军服的生意必须一炮打响！他毫不犹豫地从南方高价聘请了技艺娴熟的裁缝师傅，顺利完成了这批“任务”。交活后一结算获利很丰，赚了一大笔钱。初战成功，他没有固步自封，凭着与政府和军界强人的新关系，力图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一方面增加厂房设备，挑选员工，并扩大经营规模与生产能力，同时又积极地拓展自己的市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将永增领帽局改为“永增军装局”，门市不零售，专门承揽“大活儿”。结果生意还兴隆，买卖也顺畅，消息传回深州老家。于是，深州商界的老乡们闻讯，纷纷赶来京城，先投奔“老封家”再择机做起生意来，逐渐组成了庞大的深州老乡群体。在封竹轩的倡导和主持下，“深州会馆”随即建成，开辟了一个切磋生意、互通情报而聚集的场所。
“永增军装局”位于前门外打磨厂街路北。在“卢沟桥事变”（1937年）以前，曾是北京兴盛一时的大企业，永增军装局在北京、天津、沈阳、西安、上海等城市，分别建有机器厂、链带厂、徽章厂、木材厂、轧钢厂、银号、钱庄、绸缎庄、皮货洋货店等四十多个联号和分厂，职工七、八百人。
由于永增军装局开办的最早，曾在北京是独此一家，掌柜的封竹轩又善于社会交际，他在“北洋军”各派系中都有熟人。因此，永增军装局做了不少大宗军装订货，买卖发展很快。在北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特别在军警界，无人不知北京有个“封氏”永增军装局。宣统三年(1911年)，开始筹建“永增铁工厂”，最初揽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曾为清兵制作过军用水壶和军刀，生产过绞车、水泵、柴油机、人力车头、人力车轴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分设在北京的军政机关先后组建。这对于老字号“永增军装局”又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封竹轩接连承揽了大宗新式“制服”的生意。至此，在北京已有几百号工人在为“封家”干活儿，永增服装业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一年，他的“永增铁工厂”也正式挂牌，开始专业生产标准军刀和军剑。1913年又新建军用装备部和皮件厂，还开办老羊皮厂、制革厂、印染厂、绣花厂、绦带厂、中衣厂、轧钢厂、料器厂等。凡军队所需的军帽、军鞋、军官服、战刀、指挥刀、佩剑、战马鞍，行军帐篷、行军床、水壶、水桶、饭盒、士兵用品等等一切，永增都能生产，且满足供应。
1915年成立了银器厂。1917年，成立恒记轧钢厂和永益木厂。1920年开设永裕粮店、永寿合寿材厂、永巨合料器店、永增售品所、中原金珠店等。1922年，开设“多茂钱庄”“永增合银号”，续开“永通银号”。1924年，在大栅栏开设了永增绸缎布匹呢绒皮货洋货店。在西单商场开设益茂绸缎店、德茂绸缎店、半亩园番菜馆等。此外，还在天津、上海、西安、沈阳各地投资开办了一些分店、分号等。
“永增号”系列商圈逐步形成，为了承揽外地驻军的买卖，迅速在天津、西安、沈阳、太原、青岛、上海等地都开设办事处、新建分工厂及店铺等机构。封氏共计有四十多家买卖。封竹轩本人与军政界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要人都有私人来往。在民国时期，封永修成了工商界的非常显眼人物，地位很不一般。
不久，官商勾结腐败丛生，因军装业很肥，先后出现了永昌隆军衣庄、华昌军装局、位诚军衣庄等数十家中小军装局，打破了永增军装局独此一家的局面。另外，在天津也有人开办起专应军队装备的企业的“军装局”十几家。这些同业的出现自然夺走了永增军装局的不少的买卖，但是，由于封竹轩善于用人，会经营管理，在与同行业竞争中始终是个优胜者，仍然是军装行业的首户。
因为，军用军装被服有季节性的，秋季订购冬装，春季订购夏装。所以，军装局在没有“活儿”的时候机器是不转的。但是，一应下“活儿”来就是急要的，还限定日期交活儿。因之，军装局用人要多，如果没活儿时工人也挣工钱的话，军装局就得赔钱。如果少雇用人，一旦应下几千、几万套军装就忙不过来。封氏家族的当事人就开拓思路，在永增军装局进行“革新”。新的办法是：店铺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都是固定的长期工。其他的大部分工人，是有活就来没活就走的“临时工”。临时工都是计件活儿，不管做什么活都是做一件给一件钱。永增军装局的临时工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带机器和工具；二是带缝纫机和工具，这种临时工除挣做活工钱外，另按月发给机器钱；三是不到厂子做活，而是将原料拿回家做，做好交活，这种也另外发机器钱。这在当时的确是一项“与时俱进” 的“先进”管理办法。
由于永增军装局用固定的长期雇工为骨干，带动大多数临时工干活的制度，节省了开支，少添设备和厂房，而且还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活儿不误工期，京城诸多商家相继效仿。耄耋之年的封竹轩过世后，其子封心传接手管理，生意开始出现疲软景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伪”统治北京。日本军队的军装被服都统一由日本驻华北军事机关发放。永增军装局和在北京的其他军衣庄只能承应伪军、邮政、铁路等军装和制服，或承做一些门市零活，永增军装局买卖已经萧条。另外，永增铁工厂则被日本资本家所吞并，改名为钟渊铁工厂，原有产品被逐渐淘汰。1942年后，几乎全部生产枪支、炮弹。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部门改其为中纺公司天津第一机器厂五厂，制造纺织机械。至1948年，又改为第八修械所，专门修理和制造枪支。解放前夕，该厂有职工400余人，有设备60台左右。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又改名为“北京第一机器厂”。厂址在北京市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一带。从此“永增铁工厂”和“永增军装局”等都成了历史。
偌大的企业，必有“规定详实”的纪律来约束。永增军装局印发了《永增军装局章程》文件一册，发至工人。在《章程》的序言中写道：“人也在世终日奔忙，无休息之时，或学工、学商、或为儒、或习武备，各有职业。若工人制出百器，供人使用，故名曰‘百艺’。专售物品之所名曰‘生意’……生意之规矩渐失传泯灭殆尽，本号整顿，不正之行为一概不准。”在第二条中写道：“无论何人给本柜举荐徒弟，先有铺保，方可收用。即本柜铺长亦不能作荐主人。”此条可见老企业家们，早就用“章程”来杜绝“用人”的不正之风了。
民国23年(1934年)，在封竹轩八十大寿之日，当时在京的政界，商界，军界众多的首领要员纷纷前来题诗祝贺，彰显封竹轩在当时的军事及政治经济领域有极高的威望与极强的影响力。并出版了《深县封竹轩（永修）先生八晋一寿言集》铜板暨铅印本纪念册存世。此册为其祝寿时，社会名流要人为其庆寿留墨集珍。凡四册，前二册朱印，后二册留墨宝影像。书首发起人含王占元、吴佩孚、杜月笙、熊希龄、商震、李玉麟等数十人。
2009年，李嘉琸先生撰文《北京工业科技史话 • 机械篇》提到：“永增铁工厂”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前身。永增铁工厂是北京“民族资本家”封竹轩于1912年创办的，后发展成当时私营工厂中最大的一个。工厂最初只是揽杂活儿，修理黄包车等。1921年扩建厂房，增购设备，开始为军队修理武器，生产矿山用的铁斗车、水泵和铆焊锅炉。日寇占领时期主要制造铁路上用的转辙器、搬道闸和修理军械武器。有记载称，1915年，“永增铁工厂”还曾制造一辆汽车，在先农坛国货展览会上参展，一时轰动京城，成为商界美谈，这是北京制造的最早的汽车之一。
封竹轩，从学徒到大商人，历经六十多年的经商生涯，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曾拥有四十多个厂、店，上千名雇工。尽管封氏经营的企业字号不如那些具有金字招牌的企业那么如雷贯耳，但是他的经营规模、市场眼光和操作能力都是超一流的，为繁荣老北京的商业，做出了贡献。至于他“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是他人所不及的，更是家乡深州经济界后人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