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暴富的城固人 ！

2020年的夏天还是这么的炎热暴躁！
小田乘出租车到城固东寨安置房的路上，他母亲一直哭，父亲低声劝慰。
出租车司机沉默地开着，一眼都没有看他们。
小田说，那些天，从钟楼附近拆迁区打车出来的人都这样，司机可能是见惯了。
2020年的夏天这一天，小田告别了居住几十年的老屋，驶向另一种崭新的生活。从2套安置房、上百万补偿款所能预示的东西来看，以后在城固生活，将是富足而安逸的。它在此刻已经揭开了一角。
从前，小田一家几乎从不打车。 这次，拦下出租车的时候，母亲的手势十分自然，谁也没有觉得这是破例。
这就是小田一家人们的新生活了。可当极致的欢喜和极致的悲伤，在同一瞬缠绕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道激烈的电流把泪水彻底分解，一切都不存在了。很多年后，小田回忆起那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词，空洞：母亲空了衣柜，他空了书桌，屋顶上父亲空了鸽子笼，破旧梯子还搭在屋檐下。
小田曾经的家位于城固县钟楼街。曾经的的钟楼街，有这优越的商业环境：五女商店、振兴副食店、糖司与近在咫尺的娱乐中心县文化馆遥相呼应。

曾经城固南乐的老乡们把去半小时车程的钟楼街叫“进城”，并以娶到“城里媳妇”为荣，直到推土机把城固市中心的繁华荡平。
2017年，小田一家居住的钟楼街跟上了城固县拆迁潮。
按照县政府的功能定位发展规划，要把老棚户区建成具有传统明清风貌，集商贸、旅游、宜居为一体的古城保护片区，使这个地方一直没逃过群众舆论之眼。
2018年，一张“城固拆迁天价补偿表”在网上流传，“一夜暴富”、“百万身家”、“新贵”等字眼，一度把这种关注推到潮头。
随之而至的种种好奇、艳羡、甚至嫉妒的揣测，却让这些站在繁华边缘不知所措的民众，再一次感觉与这个庞大城市依然界限分明。
“他们怎么能明白我们这些人。”这个叫小田年轻人的口吻里有深深的无奈。

2020年夏天，小暑。
这天早晨7点多，小田一家3口，在房里、楼上、后院，反反复复徘徊，这是他们拥有老屋的最后一个小时。按照约定时间，拆迁代表将在9点半上门，他们会在薄薄的一纸协议上签字，完成最后的交割。
之后，会有一辆推土机开过来，把房子像孩子推倒积木那样轻松地摧毁。他们没有留下来见证告别的一刻。签完字后，他们迅速、甚至有些仓皇地“逃离”了昔日繁华的家，推门离开的那一瞬，父亲叹息，母亲哭了，谁都没有回头。
那一幕让小田至今耿耿于怀。“那个拆迁代表”，他回忆，“签完字想进去看看”，他不要钥匙，就这么“咣的一脚”，把一扇上锁的房门直接一脚踹开。
虽然，那时的房子已经搬空，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属于他们，并且即将成为散落一地的砖块、瓦片、碎玻璃和一堆建筑垃圾，似乎已没有理由再去珍惜它。
可是，拆迁代表的那一脚，仍然像是踹在了他们的心里。小田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双手攥着拳头喊道“这毕竟是我们的家啊”。
为了离开这个家，他和父母已经等了很多年。
出租车向前开着，车轮驶过推土机碾出的辙印，两侧是建筑垃圾吹起的沙尘。生长于此的小田已经不认识这里了。

那一年，小田20岁。他是90后、汉大的大学生，并在此刻拥有了新的身份：拆二代。他不熟悉这个身份，它就像出租车窗外陌生的景色那样使他困惑，在长久的未来，他将与这个身份共处，并继续困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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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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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清楚记得，大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的周五，毒日头快要淌下满地火焰，他午饭后刚刚进宿舍，汗都没擦干，就接到母亲的电话，“咱家决定签字了”。
小田的拆迁拉锯战折磨着母亲，考试的压力折磨着儿子，母子俩都有些疲惫，没有多说。
“你今晚就回来，明天交房，搬家。”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怆然。
小田按断电话，在宿舍外走廊里多逛了一会儿，从这头走到那头。拆迁这段时间，家里任何来电，小田都会去走廊接听，不让宿舍几个兄弟听到。那时他靠学校的贫困生补助生活，每月只有400元，不买新衣服，不请室友吃饭，见到人也不愿主动搭话。
小田的父亲早年在城固跑过三轮，后来高血压，身体撑不住，就待在家里。母亲一直没工作，钟楼街的熟人有时会介绍给赋闲在家的人一些活计，譬如到某单位食堂做饭，给某仓库看门，但那机会不常有，且杯水车薪。小田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依靠空余几个房间的租金，每月1000多块，在周边邻居里属中等水平。
“快点快点拆了吧，拆了这辈子就不白忙了。”寒来暑往，母亲的唠叨不变。漫长的日子里，他们无比盼望拆迁。
小田坐汉中到城固的班车赶回家。父母已清理好房子，能搬走的都搬走了。只是门板上量身高的痕迹还在，墙上的海报也没有撕掉，以往狭小的房间反而突然显得空旷。十来只鸽子都送给了别人，笼子的铁丝门在风里摇摇晃晃，开了又合。
这辆老式飞鸽自行车陪伴了他十年。中学时，小田父亲还在蹬三轮，清晨父子俩一起出门，他骑自行车一起送到学校。晚上父亲要拉活，他就自己从妇幼中心骑回钟楼，需要15分钟。他在新街菜集夜幕下边骑边想，这叫什么日子，以后得玩命挣钱啊。

曾经的冬天，冷风在他的手指上打出红色的冻痕，也会从门窗的缝隙中扫过每一间房，炉子和被子都无法庇护瑟瑟发抖的人。每逢这时，父亲会咒骂这个老房子。伴随殷切的感慨：什么时候搬到楼房里就好了。
“前面老张家哭惨了，对着房子跪在地上哭啊。老李家闹了笑话，房子都交了又说丢了东西，非得回来找。”最后一晚，母亲翻来覆去念叨，讲的全是别人家的故事。
小田这时候想起来，父母结婚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以后的日子就好了，你也能过好了，那也得好好学习呀。”隔着饭桌，母亲打量着他，是欣慰的语气，可是转身回屋子时，分明地流下了一行眼泪。
盘子里盛着肉，这在他家的饭桌上并不常见，可那天谁也没什么胃口。
小田家签字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当时钟楼街的垃圾没人收了，飘出咸涩的味道。房子有没拆的，拆了一半的，即将拆掉的，胡乱摊在地上。
闻讯赶来作最后一次搜罗的小贩，拉着车乱窜，车上喇叭声尖叫：收家具啦，收家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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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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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枯燥的生活中，拆迁的消息像幽灵，从2017年前就开始盘旋，萦绕在城固民众的心头。
邻居们焦灼的情绪，早已一天比一天强烈，并在拆迁前一年的2019年爬到了顶峰，飘忽的传言逐渐被一则又一则“内部信息”勾勒完整。
最详细的版本是：房产管理局的一位女领导开完了县上的会，回家告诉亲戚，说上边已经有了指示，马上就要拆迁了。
消息在很短的时间传遍千家百户，最初的亢奋过后，邻居们迅速忙活起来，绞尽脑汁地在小小院落的每一寸空间加盖房屋。这是他们从早一些拆迁的人们那里收获的经验：用大棚把院子糊满，再在屋顶上加盖第二层，甚至第三层。还有趁着天黑，把自家院墙不露痕迹地外移。这在正式拆迁时都计入补偿面积。
小田家补盖的屋子总计12间，拆迁面积300多平米，扩建的部分约计80平米。
当时，他家只是封了院子，搭了阁楼，并没有盖二层，这个做法在附近的邻居里是极保守的。
小田说，父母都是老实人，怕罚款，再说也拿不出钱了，这次花的二万多是全部积蓄，“把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了”。
关于扩建究竟算不算面积，父母担心了整整一年，争执了一夜又一夜。
烽烟从那时候悄悄燃起。一个一两百户的街道，骤然间集体爆出建房需求，附近的施工队根本不够用。
最初只能满足十分之一的人家，更多邻居眼睁睁看着别人家扩建。平房的地基浅，上头加盖的楼层看起来十分险峻。
“那种心态就是恨不得你家盖完就塌了。”
“那时候谁也顾不上谁。”小田回忆。街道斜对面的老李家最早动工，理都没理他们。后来，他家托了在建筑队工作的干亲帮忙，开始扩建。这时候邻居还没找到人，进进出出“眼睛都红了”，听说急的吃起了牛黄上清丸。
这种焦虑、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隔阂，在拆迁公告正式贴在钟楼街居委会门外的那个盛夏，演绎到了极致。

钟楼街的人们互相熟悉，老门老户，“一直很抱团”。分发的米和油份量少了，就纠集几十个人跑到居委会里闹。可真正关乎命运的大事砸到头上时，大家呈现的是一种彻底的沉默。
拆迁，多少年一直是邻居们最急切的盼望和最热的话题，瞬间变成了所有人闭口不言的忌讳。
“最重要的原因是恐惧，怕被举报，所以互相都盯着防着。”小田说。
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都有或多或少的违规行为。扩建是第一条，还有找关系挑高测量面积，修改孩子年龄，假离婚增加低价房名额等。这些无法证实、并被当事人竭力否认的消息，一直以流言的形态飞来飞去。它们让“没有门路”的父母心力交瘁，感觉“别人家占便宜就意味着自家吃亏。”
城固县当年的拆迁政策，是按照测量的面积给予补偿款，并购置安置房。低价房按照户口人头数分配，1800元一平米，剩余的拆迁款可以自愿购买3600元一平米的高价房，这是摆在桌面上的政策。但每平米补偿款能谈到什么价格，则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早搬还是晚搬，家境是否困难，都是考量依据。邻居们据此进行着种种朴素的博弈。
当时，居委会把活动中心，作为拆迁办公室，十几个人的工作组驻扎在那里。这三间平房成了所有人牢牢注目的焦点。大家络绎不断上门，陈述自家的穷困，哭着说有生病的老母亲要奉养，以及许多可以获得同情的理由，争取签下比别人稍稍高一点的数字。
在拆迁办门口，邻居们天天遇到彼此，热切的寒暄消失了，大家无声地擦肩而过，抹不开就点点头。
小田家搬走的两个月后，整个钟楼街夷为平地。
钟楼街几百年的历史，到这一刻突然停止了。
只剩下孤零零的钟鼓楼耸立在十字路口。

属于这条街道的风俗规制，却在东寨回迁新居的小区里坚韧地运行着。
每个月红事白事的大棚，搭在了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鼓乐声顽固地喧嚣，流水席从中午热闹到傍晚，期间所有的车都得绕行。邻居们笑着推搡，敬酒塞红包，热情一如从前。
忘记了漫长时间轴中间的小小一段，曾有一季无人愿意提及的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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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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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款实实在在落在兜里的时候，是小田一家搬到过渡房的半个月后。那是一张金黄色的存折，长安银行。父母打车到家门口，匆匆跑上楼，把存折从掖得很深的口袋里取出，郑重地放在大衣柜抽屉的最底层。
彼时小田还不明白这沉甸甸的数字意味着什么。有狂喜，有惊惧，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或许，这就叫一夜暴富吧。”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可生活的重重矛盾却先于喜悦出现。
“他们极其不放心，极其恐惧。”小田回忆说，尤其是父亲，“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钱。”并为之惶惶不可终日。对父母来说，抽屉里的不是存折，是两个老人的命。就像二十年前把他生出来一样，父母下半辈子的使命，就是怎么想尽办法，把命一滴不漏地续到儿子身上。
暗淡生活突然注入耀眼的财富，对整个贫穷的家族来说，太夺目了，注定使父母这种期待障碍重重。从拆迁的布告贴出后，二姑满脸笑容拎着水果敲开家门的那一天，父母心里的刺就竖了起来。
甚至他自己也耿耿于怀：家里本来应该有5套房子的。
13年前，因为一个全家都忘记了的理由，小田二姑一家把户口迁回了爷爷的祖屋，也就是小田的家里。现在，户口簿上薄薄的几页纸，等价于2套房的补偿款。这使二姑当初的举动怎么看都像一个“设计好的圈套”、“今天才明白她到底是什么目的”。尤其是，当初二姑要回来落户口时，对街的大伯家直接拒绝了，才办到了他们家里。
二姑坚持要她的那部分权利，理由很直接也很现实，儿子长大了，迟早要娶媳妇，可家里的房子又小又旧。父亲的反对激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出去这么多年，儿子都20几岁了，你还回来要祖产？这在父亲的观念里，或者说在农村的约俗里，是件不可思议完全没道理的事情。

当时的钟楼街关于争夺财产之事迭起，亲戚反目成仇，吵架甚至动手的事情不少。
有一家甚至闹上了法庭，和小田家的情况很类似：嫁出去的女儿要分家，最后官司输了。
小田周末回家时，总能看到父母愁眉苦脸地计议这件事情，多半是母亲在劝说父亲：她家户口在，打官司多半要输，房子没了亲戚也做不成了。二姑是搞教育的，孙子上学说不定能帮上忙，绝了这门亲戚不值得。
这似乎是最合理的决定。可是直到去拆迁办正式登记在户人数的那天，父亲还在犹豫，虽然那仅仅是一道流程性的手续。小田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回家的路上就发火了，嚷嚷着找二姑要钱，“白得1套房？”、“天下哪有这么方便的事！”、“空手套白狼！”
或许出于某种报偿心理，此后二姑频频拎着吃的上门，两家走动更频繁了。可小田知道，这是他们家尤其是父亲永远的心结，他觉得二姑一辈子都欠他的。
“最见人心之处，除了医院，就是拆迁。”说这话时，小田脸上浮现出一种看尽人事的成熟。
此后的日子里，每逢亲戚聚会吃喝，掏钱买单的总是他们家。借钱的电话也纷沓而至，理由都是急用，不容推拒。5万，6万，最多的时候，一次要借18万。
小田很烦这类事情，他不想听，更不想管。但总能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里低声争吵，最近的一次仿佛是舅舅2年前借了6万，至今都还没还。而且，“大概永远也要不回来了”。
亲情的考验只是一方面。拆迁后很长一段时间，仿佛为拆迁户量身订做的高息理财方案一时风行。
教育程度不高的邻居们，根本无法抵挡推销员的巧舌如簧与合同上的字里乾坤。饭桌上，父母经常聊起一些设计精巧、扑朔迷离、令他们很是惊恐的骗局。譬如小田家的老邻居就是因为看不懂理财合同，直接签了字，20万打了水漂。
近在咫尺的教训，让父母握住钱袋的手非常紧张，一刻也不敢放松。
同样担忧的小田也曾叮嘱过父母，防人之心不可无。可他绝没有料到，这些带着敌意的箭矢，却掉转头射向了他的爱情。那是唯一一个让小田动心的女孩。

女孩是安康人。对父母来说，这就是一票否决的理由。拆迁之前，钟楼街青年的婚娶遵循简单的逻辑：儿子娶到“城里人”，父母在邻居里昂着头，要是娶了农村人，父母出门是抬不起头的。
拆迁财富带来的和防备心和膨胀感，使这种逻辑被格外强化。和他预想的一致，母亲听说女孩的事就急了，让他马上分手：“外地人，一看就是冲咱家房子来的。”后来，小田寻找父母心情较好的空隙，慢慢地介绍这个女孩。她温柔，漂亮，幼师毕业。父亲搞工程建设，母亲卖服装，来城固没多久，爸妈帮着在城固的西环四路最豪华的小区买了房子。可这些让父母反对的理由更加斩钉截铁：“做生意的人家，肯定精明，要是骗咱家的房子，你斗的过吗？”
一次争吵中，小田急了，试图和母亲“讲道理”：母亲16岁从外地嫁到城固，嫁给作为城固人的父亲，夫妻感情很好。“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行呢？”可所有的理由都像扔进深渊里的石头，没有回音，有的只是令他绝望的逻辑在重复：“她是外地人，她找你就是骗你的钱。”
就连例子也是现成的。邻居里一个30多岁的小伙在拆迁前娶了媳妇。搬到回迁房后，就恢复了形单影只的状态，据说被媳妇骗走了很大一部分财产。现在他在小区里推着三轮车收垃圾，形容有些憔悴，和他说话，他不回答，眼睛里透出茫然。“他受了刺激，脑子不清楚了，见谁都是一副表情。”小田说，“可怜的人”。
小田用手肘撑起脑袋，声音有些无力：现实中，没有人会因为车祸发生率而不出门。其实，父母没有见过那个女孩，他不明白，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巨大的敌意。
矛盾爆发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儿子长期的不妥协激怒了父亲，打电话把家族近十口亲戚都喊了过来。全家围在客厅里，父亲指着墙，说你现在就发短信分手，否则我就撞死在墙上。母亲在哭。
所有的亲戚一起指责他，死死围着他，不让进屋，更不让出门。撑到9点多，小田流着泪发了分手短信，然后关机。他想喊，想咆哮，甚至也想撞墙。
一头叫压抑的野兽撕咬着他的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田感觉自己“活的不像一个人了”。
前来劝他的还有同族堂妹和姨家表弟，也是拆迁户。为了最大程度维护财产不外流，家人竭力撮合两个人结婚，他们就结婚了，孩子已经4个月。4个月的孩子会笑会闹，很招人爱。现在弟妹和姨妈姨父住在一起，老人帮他们带孩子。天气晴朗的中午，姨妈会像从前住在平房里那样，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和街坊邻居攀谈，得意地听他们夸奖怀中孩子是多么可爱。
这是小田的父母日夜渴盼的画面，可他们的儿子至今单身。“我真的不知道拆迁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不是装逼，而是，你不能明白，这个事情，会扭曲人的心态到怎样一种程度。”小田差不多是一字一顿地说。
他后来再没见过那个女孩，除了在支付宝的联系人头像上。现在，女孩的头像是她与丈夫孩子的合影，三个人依偎在一起，笑得很幸福。
小田的幸福却再也找不到了。

对家族亲情，小田的父母像走钢索一样，用最多的礼貌和最少的损失，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但对外人，这种防备心态立刻演变成深刻的猜疑，和冰冷的拒绝。小田能理解父母的感受，他觉得，那时老人的过度敏感，“很大程度是环境逼出来的”。
小田后来被拉着相过两次亲。他未曾料到，“拆二代”的背景，竟使他的情路格外坎坷。“感觉她们就是重视这个身份，而不是我这个人。”他摇头叹气。
小田自承相貌一般般，身材微胖。第一次相亲的女孩对他淡淡的，发微信都是简短几个字，几乎从来不带标点符号。聊了几天之后，他把拆迁的事情告诉了女孩。却发现她一下子热情起来，开始主动给他发很长的微信，并时不时配上一个卖萌的表情。
这让他的心里立即浮起警惕。很快，他就找了个借口，删掉了女孩的联系方式。
第二个女孩正相反。祖籍洋县的一个妹子，她在汉台区的长大的，家境不错，在银行工作。女孩起初就知道他是拆二代，但对此没太多反应，这让小田安心。可又从她的言语间，经常感觉到某种似有若无的不屑：我和你不是一路人，要不是你家拆迁，你哪儿配得上我。
他陷在自我怀疑的漩涡里，无法释怀，这让他和女孩普通的交流变得很累。没谈多久，他们也分开了。
自此，小田十分抵触相亲。“我只是想找一个真心知我爱我的伴侣。”他认真地说。可他也搞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正是两场失败的相亲，让小田避无可避地意识到拆二代的身份，给他打下了何等深刻的标记和烙印。至少，在最初几年，那是一种混杂着自信与自卑的分裂感，日复一日拉扯着他的心情。“日子漂着浮着，不真实，也不好受。”

拆迁尘埃落定不久，小田拿到了驾照，买车旋即提上日程。父母给了他15万元的预算，还说只要他可心，20多万也行。去朝阳路4S店看车的路上，小田满心雀跃。“和穷人买车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钱不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这种从未有过的底气让他感到新奇而满足。直到销售人员闲谈间问他：“你家里是干什么的？”他立刻语塞了，兴奋消失，不知道怎样回应。
“还是太敏感了，怕人家猜到拆迁的事，其实怎么可能呢。”他说，这种心态不仅仅是防备，还有一种奇特的羞愧，仿佛拥有的太快太容易的财富，是件不好意思的事。
父母的心情和他差不多。在适应新生活的日子里，他们扒着陌生世界的门沿，谨慎地向里面窥探，刚迈出一步又迅速地退回去。
领到拆迁款不久，母亲去汉中买了一件800块的衣服。这是超出老人以往想象能力的消费，从前她所有的衣服都来自集市的货摊，十几块或几十块。当晚，母亲对着镜子试衣服，笑得很开心。可后悔在转瞬之间袭来。晚饭时，母亲有些食不甘味。睡觉前，终于忍不住开始唠叨，到最后几乎痛心疾首：怎么能那么糟蹋钱呢？
这件退不回去的衣服，至今躺在家里的白色大衣柜里，母亲很少穿它。
从这开始，再也不肯买贵衣服的母亲，却爱上了买首饰，全都是金饰，很少戴出去，就放在家里摆弄，美滋滋地。小田揣测母亲的心思，是觉得日子好了，想过的漂亮一点，但实在舍不得花钱。在老人的观念里，买金子不算花钱，那东西是硬通货，可以保值。
“将来传给你儿媳妇吗？”一天，看着母亲对镜欣赏她的宝贝，小田打趣。
“不给。”母亲坐直，认真地看着他：“那些是要留着压家底的。”
尽管经济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田的父母仍然坚持着由奢入俭难的朴素信条。甚至，他们的自制与自省，比以往更加主动而严苛了。小田知道老人在怕什么。实际上，在小田的邻居里，就有认识的人拿着拆迁款去赌博，搬到回迁房之前，钱就输的一干二净，其人现在已经杳无音讯。父母担心，一旦在生活上稍有放纵，便会“越来越经不起诱惑”，随后那样的命运就将落在他们头上。
从前很爱玩斗地主的父亲，有一次输了几百块钱，干脆而永远地戒掉了几十年的老嗜好。
父亲如今在家闲居养病，唯一的消遣是骑着车到处逛。多半是去江滨公园跟人聊鸽子，那是他仅次于打牌的爱好，也因为迁到楼房无奈地放弃了。路程太远，为了骑着舒服，父亲买了辆1万多的山地车，可他很快发现骑这车还不如旧车自在。他不敢把车停在视线之外，哪怕一分钟。无论多长的楼梯，父亲都要把车扛进室内，一步又一步。
母亲原本是家庭主妇。拆迁之后却去当了公交站清洁工，一个月挣1800多元。周围的人很诧异：你们要房有房要钱有钱，怎么还去扫厕所？母亲只是笑笑。这是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落差感。可小田知道这份工作是母亲的定心丸，在忐忑的生活中，这味药对她非常重要。
钱少了想钱，钱多了又会为钱所累。小田觉得，这句话道尽了他家二十多年的两段生活。他不知道后一种困局何时才能挣脱出去。但他一直在用力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