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一段广告，关于四川一说的来历。
据顾炎武《日知录》： “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原注，今保宁府广元县)、夔州路,谓之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后来益州路更名为成都府路,利州路几经分合,范围略有变化。宋代川陕四路地域广阔,从目前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一地区分属于现在的陕西省南部、四川省中东部、重庆市、贵州省中北部。
《四川通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分置益、榨、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这是四川得名的由来。到元代称四川行省，明代称四川布政使司，清代起称四川省，直至今天。
一说到四川边茶的发展史不得不谈到四川茶叶的发展史，从世界最早的人工值茶开始在西汉公元前53年的蒙顶山。到后面一点西汉的蒙顶山种植茶树已相当多，史料中有“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的记载。

到了唐代的蒙顶茶，号称全国名茶之冠。毛文锡《茶谱》说：雅州之蒙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叫上清峰，所采茶叶若饮一两，可治宿疾，二两可保无病，三两可壮筋骨 四两即成“地仙”。
蜀茶因蒙顶茶的声誉而驰名，运销到南北各地， “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历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诗： “琴里知闻唯禄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刘禹锡诗， “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都是对蒙顶荼的歌颂。
为什么到唐后期，知道宋，蒙顶山的仙茶、贡茶、名茶却衰落了呢？但是就整个四川茶叶的发展却达到了历史高峰。
北宋全国茶叶产量总计大约5200多万斤，四川地区约占全国总产量的58%。
南宋全国茶叶产记总计大约4800万斤，四川地区约占全国总产邑的62.5%。
这一切的一切就该是我们的边茶站了出来，
南宋时，淮河以北及陕西大部地区被金兵侵占，战马来源只有四川地区。其买马所需的物资和经费，主要仰赖于四川的茶叶和条利收入。当时四川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还专门制定了“茶马法”。雅安、名山一带的茶最为少数民族所喜爱，所以规定专用于博马，不得他用。宋人有诗云； “蜀茶总入诸藩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明四川的茶叫专卖对保证宋代边防军的战马需要，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撑起了整个南宋啊。

边茶兴起，腹茶没落。
到了新中国成立，党是非常对得起我们的西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对于我们的西藏同胞的生命线也是十分关心的，当时边茶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物质，是国家下来的指标由我们的国有大茶厂进行生产加工，是国家的命令，并且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对于生产的边茶产品是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些茶叶大堆发酵都是看天气等自然条件来确定发酵是否恰当，有些时候半个月不能完成，要等到一个月的时候也是必须的。等边茶生产出来还要进入自己的仓库等待国家的调配指令，放上几年也是常有的事，然后运到西藏，在西藏的仓库存放等待当地的分配指标，往往是非常大型的仓库，毕竟当时的交通运输还是问题，一旦自然灾害切断了道路，那他们的是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所以往往也是分配的时候也是2、3年前的储备。
所以正常情况下西藏同胞喝到得边茶，那时有多爽，我想已经不言而喻。
直到80年代末，市场经济的到来，以雅安茶厂为主的研究出来的控温控湿的藏茶发酵新技术出来往往几天的时间就能达到发酵完全的效果。虽然喝到得时候会有藏茶的味道，但是却少了那种传统边茶的那种风味，那种特别。毕竟边茶的发酵不仅有控温控湿的湿热作用导致的发酵，还有我们大量多类别的细菌所导致的发酵效果。
所以当时的藏茶销往西藏，根本不受西藏人民的欢迎，得到了强烈的抵制，所以这个技术也宣告流产。
同时期各茶厂也开始了恶性竞争，各种粗制滥造从此开始。所以现在对于大部分市场上的老茶多属于这一时期，藏族同胞根本就不喝。
比如我的这款01年的康砖，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其实每一匹砖中茶果的含量感觉多了很多，后来询问一些做茶的老师傅，原来专门收茶果往茶里加。
更有甚者，收购修剪枝叶直接干燥切碎压砖运往西藏，对于这样未经发酵的藏茶对高原人民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发酵是耗氧氧化的过程，如果未经氧化饮用，会在消化过程中耗氧，对于高原稀薄的空气来说，就可能导致藏族同胞缺氧头晕。同事这种茶放的再久也还是粗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