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个人的怀疑论极大地超越了仅仅是针对征兆和占卜的态度，也包括了对宗教的总体看法。例如，在开创性的《正统论》中，他曾把佛教看作是侵蚀国家道德基因的疾病，一种榨取国家人力和物资资源的寄生物。在别处，他还告诫道佛教对人情的禁锢和对人性的蛊惑，以及对任何离经叛道者惩戒的潜在可能。他还颇为自豪地引用了自己叔叔的例子，他们以佛教机构为靶子，迫使僧院施舍以减轻灾荒，或控告无理的僧人反对、辱骂平民。他反佛教的倾向有力地反映在他对周世宗——这位深得其尊崇的五代统治者的性格描写上：“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世宗把佛教仪式的世俗化看上去和欧阳修个人对宗教的情感倾向不谋而合，欧阳修看到了宗教在蔑视世俗物质的同时它的世俗机构却大量聚敛财富的虚伪。如此强烈的反对宗教倡导理性的倾向也许并不是11世纪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某种程度上却反映了一个重要议题——这是欧阳修所明确表达过的。

总之，欧阳修历史著述中的独特方法和内容提示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但没有一种变化比历史的读者更为重要。在宋以前的漫长时代中，王朝的历史通常是由政府主持，并在新朝代刚刚开始时就进行的。它的最早的读者是敏锐的新朝统治者和他的幕僚们，他们随后从新近的历史中为新王朝设立训诫和告示。欧阳修的历史著作写于新王朝的数代之后，且在其过世后才被颁定为官方历史，所以就避免了短视的朝廷的指命。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读者群的扩大——我相信，这是源自作者的清醒的客观性。对儒家忠义的广泛关注只有在一个学者兼官员的统领下才会对写作起作用——而非那些宫廷内部的人。缜密的方法论强调言词的准确，对继承的记载的谨慎的怀疑，对人的主体的不遗余力的探究以提升历史的理性带来了另一类读者：那些务实而跃跃欲试的历史学家。一部剪裁了通常的图表和关于各类典章制度的论文的历史，因此更多的信息包含在各类自传里，要求另一类更神闲气定的读者超越典章制度的条条框框去更成功地把握历史的个性。因而读者可以把文字上的或道德上的微言大义置于简单的信息之前。这进一步强调了作者在写作《新五代史》时的自我意识：为后世写作但同时也尽可能满足当代读者的需要。

注释：
　　 ①脱脱《宋史》卷319《列传第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见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0—121页。
　　 ③《廿二史札记》卷21，台北：世界书局。
　　 ④《欧阳修全集》第六集《书简》，台北：世界书局，1285—1286页。
　　 ⑤《正统论下》，见《欧阳修散文全集》（上），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⑥见《新五代史》卷二十五《伶官传》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1992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