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的文章“信仰具有四维结构”中，我就指出信仰是四维的。
因为词典对信仰的解释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的相信和尊敬，并拿来作为行动的榜样或指南。
所以信仰的四大主体分别是：
1、以人为主体的信仰（一维）
2、以主张为主体的信仰（二维）
3、以主义为主体的信仰（三维）
4、以宗教为主体的信仰（四维）
如果没有所信仰的宗教，中国汉族人就会缺失整整一维的信仰。而这一维负责的是仁爱问题，就是老人倒了有人扶，而且不被“碰瓷”的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仅汉族就有儒、释、道三种宗教，又称为三教合一。加上西部的伊斯兰教，蒙古族的萨满教，藏族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的宗教就有六种之多。再加上后期传入的基督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
【二】
汉族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就出现在儒教上。儒教本是汉族人的主体宗教，但他它不适用于现代。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追求个性化、人性化的时代，谁会去追求一些封建思想，作茧自缚呢。中国人想执行儒教的标准都难，因为这些思想早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历史的潮流一直是向前的。
儒教的问题，就出现在“原教旨主义”上，就是不肯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以适用于现代。
那些“原教旨主义”者，食古不化，或许以为坚持下去必有所成。我看他们坚持一亿年也成不了气候。谁会信奉一个早已被时代抛弃的宗教，那是一种倒退。
若论“仁爱”，哪种宗教不讲究仁爱？佛教的慈爱，建立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远胜于儒教。
而儒教的“仁爱”，是建立在“天地君亲师”之上的仁爱，是建立在“三纲五常”之上的仁爱，那是主人对仆人的仁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仁爱，儒教的“仁爱”，有着剔除不掉阶级背景。
其实，在封建时代，儒教也未能完全解决宗教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知道，“仁爱”的提出，必须和“平等”挂钩，才符合人们的信仰需求。而儒教的“仁爱”，恰恰建立在“不平等”之上，这样就使儒教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真正认可。毫无办法之下，封建统治者就弄了一套“三教合一”出来，就是用儒、释、道三个宗教共同解决问题。但这三个宗教的教义有矛盾的成分，使人们莫衷一是。说中国人（汉族人）经常改变信仰，其实是中国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的宗教。
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的汉族人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宗教。这个宗教必须融合儒、释、道三教的精华，并以科学为主旨，以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这个宗教还必须符合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的教义，起码也不违背，以利于新疆、西藏和蒙古的稳定。
这个宗教还不能与基督教相违背，因为现在中国的基督徒也很多。
我写文章“儒教新约”，皆为于此。
【三】
九零后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大概多半属于独生子女，所以很多九零后对自己的评价过高。九零后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九零后有着共同的优点，也有着共同的缺点。如果遇到九零后的优点，九零后能发挥到极致。如果遇到九零后的缺点，可就糟了，九零后会前仆后继的跳到坑里，谁劝阻也不听。
九零后需要磨练。在现实生活中，我欣喜地看到，一部分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思维有了比较大的进步，那是由玄幻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
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十几岁性格形成期的年龄段，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已经相对成型了，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使九零后一踏入社会，很容易步入正轨。
九零后的成功，是建立在我们七零后被当做炮灰的基础上的。七零后是被当做实验品的一代。作为七零后，我清楚地记得，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意识形态的转型。
实际上，七零后小时候受到的是计划经济的教育，准备在国企里端一辈子铁饭碗的。等到踏入社会，我们却发现，我们竟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这是非常令人难以选择的。这个时间段是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我进国企工作。其实，这时我所在的国企，经济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
第二次比较大的意识形态转型，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末，中国人一句“外国就是这样的”，就可以打倒一切。当时中国人的崇洋媚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现在想起来，那也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那是中国人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的阶段。那时的中国人有多么崇洋媚外，其吸纳能力就有多么强。九十年代末，我所在的国企破产，我进焊铺学艺。
中国第三次比较大的意识形态转型，出现在2005年左右。那时，对于外国一些先进理念的吸收已经完成，一些私有企业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已经完成，产品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那时的中国人，已经渐渐找到了自信，“中国红”和“中国结”的名词也开始出现了。九零后所接受的思维模式，就是这一阶段的思维模式，也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
【四】
这三次转型，对我来说，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比较教条，而且缺乏父兄的指导。这导致我在转型中，对原有的东西卸载困难。
当我完成了三次极为艰难的转型后，相应的理论就开始产生了，那是一个低能儿自制自用的理论，是用来自我救赎的。
当时，我不但找回了自信，甚至有了一种优越感。
当我把理论在网上发布后，网友们不屑一顾，令我大为震惊。
我进而提出那“三个更合理”的标准，就是以“更合理的新产品，更合理的新观念，更合理的新道德”为标准，这可以保证一个人超强的转变能力和卸载能力。
当初，我在电视上听到“这世界只有变是不变的，其余的都在变”的时候，你们很难想象我的震惊程度。
【五】
九零后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并指责七零后过于保守。这对我们七零后是不公平的。九零后所接受的成果，是以我们七零后被当做试验品，经历了三次转型之后得来的。九零后仅仅是得到了成果而已。至于这些成果是怎么来的，九零后毫不知情。九零后没有掌握“来龙”，当然也不会清楚“去脉”。
由于九零后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次转型，所以九零后卸载能力差。卸载能力差，就意味着接受新东西的能力不是很强。在我的理论中，这属于守旧级，就是“固守于原有的合理性，不承认事物的更合理性”。所以九零后难以取得本质上的升级和相应的成就，只能在现有的思维模式内驰骋。
九零后仅仅是接受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而已，然后就停滞不前了，我希望九零后能认识到这一点。
九零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能说他们“不行”。这也和九零后没有经过那么多次转型有关，所以反思性差，不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年轻时也不认可这些理论。一个人从感性思维转入理性思维，是一次重大的蜕变。理性思维的宝贵，在于它能让人在迷茫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只有经历过多次转型的人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而追星却达不到类似的效果。
我曾经反对宗教，这源于儿时我父亲的影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知道中华民族必须一个主体宗教的时候，我也会义无反顾。
我选择了创造新儒教。建立新儒教必须以科学为主旨，以社会发展进步为目的。因为新儒教是个世俗的宗教。
魏铁军
2014/6/3于建平县
在我的文章“信仰具有四维结构”中，我就指出信仰是四维的。
因为词典对信仰的解释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的相信和尊敬，并拿来作为行动的榜样或指南。
所以信仰的四大主体分别是：
1、以人为主体的信仰（一维）
2、以主张为主体的信仰（二维）
3、以主义为主体的信仰（三维）
4、以宗教为主体的信仰（四维）
如果没有所信仰的宗教，中国汉族人就会缺失整整一维的信仰。而这一维负责的是仁爱问题，就是老人倒了有人扶，而且不被“碰瓷”的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仅汉族就有儒、释、道三种宗教，又称为三教合一。加上西部的伊斯兰教，蒙古族的萨满教，藏族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的宗教就有六种之多。再加上后期传入的基督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
【二】
汉族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就出现在儒教上。儒教本是汉族人的主体宗教，但他它不适用于现代。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追求个性化、人性化的时代，谁会去追求一些封建思想，作茧自缚呢。中国人想执行儒教的标准都难，因为这些思想早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历史的潮流一直是向前的。
儒教的问题，就出现在“原教旨主义”上，就是不肯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以适用于现代。
那些“原教旨主义”者，食古不化，或许以为坚持下去必有所成。我看他们坚持一亿年也成不了气候。谁会信奉一个早已被时代抛弃的宗教，那是一种倒退。
若论“仁爱”，哪种宗教不讲究仁爱？佛教的慈爱，建立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远胜于儒教。
而儒教的“仁爱”，是建立在“天地君亲师”之上的仁爱，是建立在“三纲五常”之上的仁爱，那是主人对仆人的仁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仁爱，儒教的“仁爱”，有着剔除不掉阶级背景。
其实，在封建时代，儒教也未能完全解决宗教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知道，“仁爱”的提出，必须和“平等”挂钩，才符合人们的信仰需求。而儒教的“仁爱”，恰恰建立在“不平等”之上，这样就使儒教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真正认可。毫无办法之下，封建统治者就弄了一套“三教合一”出来，就是用儒、释、道三个宗教共同解决问题。但这三个宗教的教义有矛盾的成分，使人们莫衷一是。说中国人（汉族人）经常改变信仰，其实是中国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的宗教。
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的汉族人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宗教。这个宗教必须融合儒、释、道三教的精华，并以科学为主旨，以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这个宗教还必须符合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的教义，起码也不违背，以利于新疆、西藏和蒙古的稳定。
这个宗教还不能与基督教相违背，因为现在中国的基督徒也很多。
我写文章“儒教新约”，皆为于此。
【三】
九零后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大概多半属于独生子女，所以很多九零后对自己的评价过高。九零后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九零后有着共同的优点，也有着共同的缺点。如果遇到九零后的优点，九零后能发挥到极致。如果遇到九零后的缺点，可就糟了，九零后会前仆后继的跳到坑里，谁劝阻也不听。
九零后需要磨练。在现实生活中，我欣喜地看到，一部分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思维有了比较大的进步，那是由玄幻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
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十几岁性格形成期的年龄段，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已经相对成型了，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使九零后一踏入社会，很容易步入正轨。
九零后的成功，是建立在我们七零后被当做炮灰的基础上的。七零后是被当做实验品的一代。作为七零后，我清楚地记得，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意识形态的转型。
实际上，七零后小时候受到的是计划经济的教育，准备在国企里端一辈子铁饭碗的。等到踏入社会，我们却发现，我们竟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这是非常令人难以选择的。这个时间段是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我进国企工作。其实，这时我所在的国企，经济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
第二次比较大的意识形态转型，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末，中国人一句“外国就是这样的”，就可以打倒一切。当时中国人的崇洋媚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现在想起来，那也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那是中国人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的阶段。那时的中国人有多么崇洋媚外，其吸纳能力就有多么强。九十年代末，我所在的国企破产，我进焊铺学艺。
中国第三次比较大的意识形态转型，出现在2005年左右。那时，对于外国一些先进理念的吸收已经完成，一些私有企业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已经完成，产品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那时的中国人，已经渐渐找到了自信，“中国红”和“中国结”的名词也开始出现了。九零后所接受的思维模式，就是这一阶段的思维模式，也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
【四】
这三次转型，对我来说，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比较教条，而且缺乏父兄的指导。这导致我在转型中，对原有的东西卸载困难。
当我完成了三次极为艰难的转型后，相应的理论就开始产生了，那是一个低能儿自制自用的理论，是用来自我救赎的。
当时，我不但找回了自信，甚至有了一种优越感。
当我把理论在网上发布后，网友们不屑一顾，令我大为震惊。
我进而提出那“三个更合理”的标准，就是以“更合理的新产品，更合理的新观念，更合理的新道德”为标准，这可以保证一个人超强的转变能力和卸载能力。
当初，我在电视上听到“这世界只有变是不变的，其余的都在变”的时候，你们很难想象我的震惊程度。
【五】
九零后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并指责七零后过于保守。这对我们七零后是不公平的。九零后所接受的成果，是以我们七零后被当做试验品，经历了三次转型之后得来的。九零后仅仅是得到了成果而已。至于这些成果是怎么来的，九零后毫不知情。九零后没有掌握“来龙”，当然也不会清楚“去脉”。
由于九零后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次转型，所以九零后卸载能力差。卸载能力差，就意味着接受新东西的能力不是很强。在我的理论中，这属于守旧级，就是“固守于原有的合理性，不承认事物的更合理性”。所以九零后难以取得本质上的升级和相应的成就，只能在现有的思维模式内驰骋。
九零后仅仅是接受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而已，然后就停滞不前了，我希望九零后能认识到这一点。
九零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能说他们“不行”。这也和九零后没有经过那么多次转型有关，所以反思性差，不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年轻时也不认可这些理论。一个人从感性思维转入理性思维，是一次重大的蜕变。理性思维的宝贵，在于它能让人在迷茫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只有经历过多次转型的人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而追星却达不到类似的效果。
我曾经反对宗教，这源于儿时我父亲的影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知道中华民族必须一个主体宗教的时候，我也会义无反顾。
我选择了创造新儒教。建立新儒教必须以科学为主旨，以社会发展进步为目的。因为新儒教是个世俗的宗教。
魏铁军
2014/6/3于建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