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不应该跟着那些砖家,用题材,体裁之类的要求来评定诗人,然后得出谁更厉害的结论来。这些游戏规则本来是他们定的,当然会得出他们想要的结果。但是,评论家去规定作者应该写什么,用什么形式写,这不是本末倒置的事情吗?有很多时候,他们所谓的题材和体裁的问题,只是因为那个作者正好没有写到他们想看的罢了。譬如唐书里提到与孟浩然齐名的王昌龄,外号七绝圣手,但是七绝之外著名的诗,好像只有一首五古。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指责王昌龄的题材和体裁过于狭窄呢(似乎吧)?因为边塞题材对砖家们的胃口。砖家们暗中规定了某些题材和体裁比别的更高级,比如边塞诗比田园诗高级,民间疾苦比宴饮享乐高级,七律比五律高级等等,接下去用评论和选本的方法,把他们喜欢的人给挑出来,强行安利给大家。然后,很多人还真信了。嗯,我对文学史极其排斥。
如果只按照前面标准下去,那别说孟王,王孟,砖家们能找出一堆题材和体裁方面的理由,论证孟浩然不能跟王维齐名,这论文已经有了。但是这标准就是评价诗歌和诗人的标准吗?不觉得很无聊吗?再说,“他的诗风清新与体裁单薄完全是被逼出来的”,这句话里就隐含着清新和体裁单一是某种缺点的意思。我并不那么认为。体裁丰富是优点,体裁单一未必就是缺点;诗风浑厚是好处,风格清新难道有问题吗。吐槽一下,人毕竟各有所爱,孟粉看到“王妙于孟”肯定不舒服,但是不可能说服那些嚷嚷着要穿越过去爱上王维的少女心。因为喜欢王,或者喜欢孟,或者喜欢其他诗人的人,本来就各自不同。但是不管喜欢谁,何必被那些砖家们自订的标准牵着走呢。
最后抄一段王琦在《李太白全集》跋里说的话:“至谓其当国家多难之日,而酣歌纵饮,无杜少陵忧国忧民之心。以此为优劣,则又不然。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一以国事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为优劣耶!后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说,而思有以矫之,以杜有诗史之名,则择李集中忧时悯乱之辞,而捃摭史事以释之,曰此亦可称诗史;以杜有一饭未尝忘君之誉,则索李集中思君恋主之句,而极力表扬,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与杜初无少异。此其意不过欲搘抑李者之口,而与之相抗。岂知论说杜诗而沾沾于是,颠倒事实,强合岁时,昔人已有厌而辟之者,何乃拾其牙后慧,而又为李集之骈拇枝指哉!读者当尽去一切偏曲泛驳之说,惟深溯其源流,熟参其指趣,反复玩味于二体六义之间,而明夫敷陈情理、托物比兴之各有攸当,即事感时、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时代之治乱,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无稽之毁誉入而为主于中。”这话其实是适合于所有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