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坦•托多罗夫（ TzvetanTodorov ），被誉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评论家。2017年2月7日在巴黎逝世，享年77岁。

2月7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 TzvetanTodorov ）在巴黎逝世，享年77岁。
两年前，同样在巴黎，那场声势浩大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运动，让人们又唤醒了对裂痕的记忆。种族与民族，宗教与世俗，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不再是遥远的预言，而是当下的眼前。包括奥朗德、卡梅伦、默克尔等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首脑、政要，“手挽手”走在巴黎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一幕不仅重申了“我是查理”，更强调了“我们都是查理”。
就在同一天，托多罗夫也受法国广播电台之邀参与讨论此次事件，想必正是看中他曾在相关领域的发声和钻研。从上世纪80年代托多罗夫就开始关注“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三十多年前即写下《征服美洲：他人的问题》《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等。
写作《我们与他人》时，法国学界刚刚兴起对“我们”（所隶属的社会文化群体）与“他人”（这一群体之外的人）之间关系的讨论，托多罗夫试图就此与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们进行对话，“从孟德斯鸠到谢阁兰，从蒙田到列维－斯特劳斯”，“我的目的是求知，不光要知道事情原本是如何，还想要知道事情应该是如何。我不光想要了解，更要做出评判。因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研究他人，我们是要和他人一起生活，时时、处处、在在。”
“我们是要和他人一起生活，时时、处处、在在”，这是最切身的理由。我们毕竟无法回避一个与他人共存的时代，要知道，“我们”在“他人”眼中亦是“他人”。异样的文化、不同的信仰、相左的观念，“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应对那些与“他人”无法调和的冲突？这不仅仅是三十多年前托多罗夫求索的困惑，更是我们如今待解的谜题。

我们和他人
切身经历才是思考动力
《我们和他人》这本书对托多罗夫很重要，他自己也承认这点。因为在此之前，托多罗夫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钻研结构主义批评、象征阐释等文学理论上，那时的他还热衷于成为一个形式主义理论家，试图通过被抽离出来的形式结构来阐释文学本身。这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盛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有关。1963年，24岁的托多罗夫刚刚离开保加利亚索菲亚，赴巴黎留学。1965年出版经他编译的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文集《文学理论》，1966年入巴黎大学学习，1968 年起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1970年著有《奇幻文学导论》从结构主义诗学的角度定义和解析奇幻小说，被视作托多罗夫在文学理论、符号学批评领域中最大的贡献。
对抽离掉现实内容的文学结构和叙事样态的追求，有可能在那时对托多罗夫更有吸引力，或许因为它们看起来确定无疑。然而80年代之后，托多罗夫明显在一些判断上有所松动，他更倾向于把结构主义看成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文学的目的。文学最终一定是指向人的，手段可以辅助达成目标，但却不能越俎代庖。加深对人的认识，对人类境遇的审视才是一切指向的终极目的地。

《我们和他人》就是托多罗夫这一转变的分界点。生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他亲见极权主义笼罩之下的故土，更向往洋溢自由气氛的巴黎，然而，终究身在他乡，无法逃脱对身份认同的迷茫。到底谁属于“我们”，谁又是“他人”？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困惑，让思考更加具体和迫切，也使托多罗夫将研究的重心渐渐偏移到对文化和人类多样性的关注。
普适与相对，种族与民族……有可能我们是查理，他人是穆斯林，也有可能我们是穆斯林，他人是查理。“我们”和“他人”并不是固定的，甚至是不能做出明确区分的。究竟有没有普世的法则，可以规避各自的迥异？当差异和冲突对立到无法调和，难道只有一条道路，通往杀戮和暴力？
托多罗夫在《我们和他人》中并没有对此给出确切的答案，他只是如他所说，在法兰西历史中上溯求索，追问先哲，试图让他们彼此对话，再由他来穿针引线，澄清各自共识与分歧。但他强调，“不要将论证建立在‘我们’与‘他人’的分别之上”，这种二分本来就是模糊的，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对立，现实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人类境遇所蕴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来就是形式结构的抽象无法囊括的。

文学指向世界
人才是最终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托多罗夫晚期作品更有意识地去还原文学的对象本身，而不再是其结构或形式。他极力去重建文学与世界的联结，并确意把世界作为最后的终点。他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晚期大呼形式主义诗学的弊端，称法国和整个欧美后现代思潮让半个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面临重大危机。
2007年，法国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出版托多罗夫的《濒危的文学》，通过演述“文学”概念在法语语境和文化背景之下的历史变迁，直指现代法语文学在创作、研究、教育等领域中偏离航线。同样还是目的与手段的争论，他对法国国内文学教育中的“工具”指向深感不满。
打开国家教育部的公报（2000年8月31日第6号），其中有高中教育纲要，再讲具体点，是关于法语教学的纲要。在第1页“研究视角”栏目，纲要宣称：“文本研究有助于培养反思：文学和文化史，体裁和文献汇编，酝酿含义和文本特性，推理和每种针对读者的话语效果。”后面的行文论述了这些栏目，尤其解释说“要按部就班地研究体裁”，“各种文体（比如，悲剧、喜剧）”研究首当其冲，“对文本生产与接受的思索构成高中的此类研究”，或者说，“推理的成分”现在要以“一种更为分析性的方式来审视”。
于是，所有这些指导都建立在一个选择上面：各种文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明了这些研究所运用的工具。读诗歌和小说并不是要将我们导向对于人类状况、对个体和社会、对爱与恨、对快乐和痛苦的思考，而是要我们思考一些传统的或现代的批评概念。在学校里，人们不是去学习作品讲什么，而是学习批评家们讲什么。
——《濒危的文学》

托多罗夫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到“人类状况”“个体和社会”“爱与恨”“快乐和痛苦”这些目的终点，他并不排斥结构分析的工具价值，只是认为不能轻重倒置，“无论如何，对这些介入‘方式’的学习，不能取代对作为目的之作品意义的研究。为了建造楼房需要脚手架，但是不应让脚手架取代楼房：一旦楼房建成，脚手架就应消失。过去几十年结构主义的介入所带来的革新是受欢迎的，其条件是保持这种工具的功能，而不是将之变为目的。”
他再次重申文学作品对理解人与世界的意义，“作品时刻与其背景相连并与之对话，如果只是坚持严格的内在切入法就会对文本的意义理解得很糟；不仅手段不应变成目的，技巧也不应让我们忘记练习的宗旨。还应该思考我们认为值得研究的那些作品的最终目的。从总的规范方面来讲，今天和昨天一样，非专业的读者读这些作品并非为了更好地掌握一种阅读的方法，也不是为了从中提取作品所由来的那个社会的诸多信息，而是为了让他在其中找到使自己更好地理解人和理解世界的那么一种意义，找到一种能丰富其存在的美；这样，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文学知识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使每个人得到完善的康庄大道之一。”知识本身不是目的，文学与阅读最终还是指向人，人才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