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老家多年，老屋早已不能住人了。今年和哥哥一起，把房子修缮一新。时隔二十多年，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祖先迁居到安徽无为县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五个儿子繁衍生息，称作伍房村。一百多年来，这个偏僻山村农耕社会结构发生两次变化：大饥荒期间有四五户逃荒到安徽枞阳、南陵，江西南昌等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通过升学、参军、务工、创业渠道，人口陆续外流。小小山村折射出了人类社会最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缩影：全村六十岁以下的男性
（一）族谱背影下的迁徙。
六十岁以下的男性劳动力全部外出。省外的有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山东、北京、辽宁、黑龙江，省内的有合肥、铜陵、当涂、马鞍山等。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中，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土建、水电、钢筋结构、油漆、粉刷，还有开出租车、开饭店、卖鱼卖家禽、保安，只有一人在工厂里做轴承滚珠。
谱系（房头）对这代人外出地点和职业都有影响。大房有人在苏州做建筑老板，这个房头的人在苏州做建筑的就非常多。即使在同一宗族，血缘关系也存在差序格局。农田由三家外来种粮大户租种，山地由另外一家公司承包，农民不耕田，也不种地，农民的定义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二）无声的革命：小村庄里折射出的两次大规模土地制度变迁。
1978年，是每个村里人欢欣鼓舞的时光。包产到户，每人分得了大约1亩左右水田，一家六口人每年能够打五千多斤稻谷，几百斤菜籽，山地里还有上千斤的红薯。能够吃饱肚皮，每年红薯粉、油菜籽还能卖几百块钱，比起生产队经营，日子真是太红火了。
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加上农业税负担重，土里刨食只能勉强糊口，九十年代开始人口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甚至出现了田地抛荒现象。2000年代之后，取消农业税加上种粮补贴，抛荒的土地渐渐向种田能手集中。
现在全村284亩土地被三家种田大户承包，三家分别租种了136亩、46亩和89亩耕田。土地的规模化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耕田用拖拉机，插秧用撒播，灌溉用打水机，收割用收割机。每亩650元的租金要高于一家一户牛耕人种的收益。
从死守一亩三分田到远走他乡，从牛耕人耕到机械化耕作，市场的力量悄悄地实现了土地制度的第二次变革。
（三）老人的日子。
春节期间以外，村子里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的世界。劳动力都外出了，六七十岁的人基本上都要种菜、带小孩、打零工，他们是村子里事实上的青壮年；八十岁以上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老人。
田地都承包出去了，田租每亩650元一年，山地150亩一年。村上有284亩田和100多亩地，每个老人平均大约有1500元左右的租金收入。另外每月有80元的政府补贴。粮食要花钱买，猪肉要买，水电也要买，加上其他日常开支，这些钱是不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所以，子女能否在外面挣钱接济是老年人生活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老人们说，要是每月政府补贴有300块，那日子真的就好过了。
（四）留守儿童：三代人的“三赢”选择。
村里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小孩留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看，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这次在村里却发现“留守儿童”可能是现有资源约束下三代人的“三赢”选择。
一、爷爷奶奶辈。老人的田租收入和政府补贴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人均年收入共约2500元左右）。照看孙辈，子女会直接或间接提供经济回报。这样，照看孙辈既有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也通过家庭内分工提高了老人的收入水平。
第二、父母。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开支比较大，往返的交通费也高。夫妻一起外出打工，一般是老婆的工资用来花销，老公的钱可以净积攒下来，夫妻在一起生活的开支也远低于分居两地。这样，生产和消费中都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两害取其轻，与子女分离的心理痛苦可能要低于夫妻之间长期分离的生理、心理痛苦。
第三，留守儿童。多数家庭年底都能带回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些钱用来孩子读书、建房或买房，父母打工的收入主要都投资到孩子身上。父母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建房或买房，儿子是很难娶到老婆的。两利取其重，父母外出打工给孩子带来的实际利益可能要大于与父母分离带来的痛苦。有爸爸妈妈的牵挂，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陪伴，更有好多小伙伴一起成长。
（五）男孩和女孩。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里一般有4-6个兄弟姐妹，其中必须要有男孩。供男孩子读书到初中毕业，不能上学（上中专或读大学）就回家务农，女孩子多是读完小学后就辍学回家干活，这个时期读大学的都是男性。
七十年代末起开始计划生育，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有些家庭会再生个孩子，也有个别就是独生子女；如果第一个是女孩，第二胎一定要个男孩，否则的话会外出流动躲计划生育，直到生出儿子。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女孩也会读完初中。这个时期读大学的主要是男孩，也开始陆续有女孩读大学。现在村子多数家庭是独子或姐弟倆，逃计划生育多生小孩的现象基本没有了。
生育观念的变迁既受到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观念的进步。教育投资也是每个家庭的理性决策，资源极度匮乏条件下牺牲了女孩的教育机会投资于男孩，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女孩和男孩逐渐在家庭中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机会。
（六）两代大学生。
村子原来有36户，90年代之前，有4人升学外出，现在分别在铜陵做政府部门科长、本镇中学副校长和在广州做大学教授，另外一人自主创业。90年代之后，村子里有三人本科毕业，五人专科毕业。与上一代大学生不同，他们全部在企业从事技术、销售、管理工作。
村里的老板能够带动兄弟姐妹和宗亲外出就业，老一代大学生对其嫡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出就业的地点、工种都没有产生影响，但他们的孩子都读完本科，其中一人出国留学。
对于四五十岁这一代而言，上大学能够改变本人的命运，但不管是上大学还是没有上大学，能够创造财富（或权力）才能够改变家族的命运。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上的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七）市场力量下的“圈地运动”。
耕田规模化经营，以租种80亩水田为例，好的年景每亩田能收割1000多斤水稻，再加上冬季小麦，一亩田有1500元左右的产出，种子、化肥、水电、机械的各项成本大约500元，每亩田一年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根据规模的不同，种粮大户有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每亩田实际租金大约400元左右，这样一亩田的纯收入约600元，夫妻倆一年能够收入5万元。这与夫妻共同外出的收入相当，却免去了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10个小时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痛苦。
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呢？规模化耕种事实上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与小农经济，农户每年需要投入4万元左右的成本，面临粮价波动、水灾、旱灾、虫灾等风险，如今年家乡发大水，多数农户颗粒无收。外出打工则不需要承担成本投入的风险，打工赚到的钱是净收入。农民事实上出现了分化，种粮大户成为投入成本、承担经济风险的经营者，外出务工人员则变成出卖劳动力维生的打工族。
（八）票子（之一）：建筑工的账本。
今天原打算写村子里票子、房子、车子、儿子的故事。在堂侄家核实数据，他们夫妻倆的反馈让我却步了。村里有老板、包工头、带班、各类建筑工，还有个体经营者和各类服务业从业人员，笼统的“票子”显然会以偏概全。小的是美好的，还是先从建筑工的“票子”谈起吧。
建筑工基本都是按日计酬，大工(技术工）180-240元一个工，小工杂工100-160元一个工（女工下浮越20%），每天的工时是9.5-10个小时。由于按日计酬，便没有了所谓的“五险一金”，但工地一般会买工伤保险。每月发1000-1500元的生活费，年底回家过年再结清全年工资。工地上班不分周末和节假日，由于雨雪天气、工地转场或没有工程可做，好年头一年能做250-300个工。一年下来，大工大约有4-5万元收入，小工一年有2-3万元的收入。除去各类开销，不错的年景夫妻一年外出能挣回四五万块钱。
（九）票子（之二）：教授工资的故事。
以前在农村见面的问候语是“吃过了吗？”现在过年回家，见面问得最多的是“在外面做的怎么样？”“今年发财了吗？”我二十多年没回村里过年，寒暄叙旧之后，大家好奇的是我的工资。不好意思直接问，变用间接的猜测“一年有四十多万吧？”“一个月有二、三万吧？”也有人试探问道“一个月该有一万快钱吗？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老婆，老婆笑着说，这表明大家对教授的工资还是看好的。
对外出打工者和创业者的收入也怀着同样的好奇和猜测。我的一个堂侄这几年在外面做得比较顺，大家对他的收入都很看好，比较一致的猜测是他一年有三十万。由于当事人一般不置可否，最后村里人对他收入的判断是年薪三十万。村子里永远流传着成功者的故事，这些被不断放大的成功故事鼓励着大家来年继续努力，同时也加剧了村里人的躁动与焦虑。
该揭开谜底了，教授一年的工资约二十万，那位堂侄一年的收入约十三万。新年到来，恭喜发财。
（十）敬烟的背后：房子和车子
成年男性见面一般都会相互敬烟。过年了，外出回来的人最普遍的是敬硬盒中华（四十多元一盒），也有敬玉溪（二十多元一盒）、软盒中华（七十多元一盒）或和天下（一百元一盒）。一般来说，大家平时多不会抽同等档次的香烟。敬好烟，既表示对别人的尊敬，不同档次的香烟也彰显敬烟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相对于敬烟，房子和车子才是显示经济实力的强信号。村子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有小汽车，多数家庭建了两层楼房，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基本是一般中等家庭是标配。
判断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标志还是是否在外地买房、在哪里买房。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在外有一套或多套房产。买房的地点遍布各地：上海、苏州、合肥、芜湖、蚌埠、马鞍山等大中型城市，还有县城和附近的镇上。
工资或赚钱曾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今房产的增值才是财富分化的分水岭。买房的为自己明智的决策沾沾自喜，又后悔没有胆大早买一点、多买一点；没有买房的人对越来越高的房价望而却步，好不容易积攒的钱永远赶不上首付增长的速度，更不用说压在身上一辈子的房贷和月供。乡村，也和城市一样，上演着同样的悲喜剧。
（未完待续……）
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祖先迁居到安徽无为县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五个儿子繁衍生息，称作伍房村。一百多年来，这个偏僻山村农耕社会结构发生两次变化：大饥荒期间有四五户逃荒到安徽枞阳、南陵，江西南昌等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通过升学、参军、务工、创业渠道，人口陆续外流。小小山村折射出了人类社会最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缩影：全村六十岁以下的男性
（一）族谱背影下的迁徙。
六十岁以下的男性劳动力全部外出。省外的有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山东、北京、辽宁、黑龙江，省内的有合肥、铜陵、当涂、马鞍山等。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中，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土建、水电、钢筋结构、油漆、粉刷，还有开出租车、开饭店、卖鱼卖家禽、保安，只有一人在工厂里做轴承滚珠。
谱系（房头）对这代人外出地点和职业都有影响。大房有人在苏州做建筑老板，这个房头的人在苏州做建筑的就非常多。即使在同一宗族，血缘关系也存在差序格局。农田由三家外来种粮大户租种，山地由另外一家公司承包，农民不耕田，也不种地，农民的定义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二）无声的革命：小村庄里折射出的两次大规模土地制度变迁。
1978年，是每个村里人欢欣鼓舞的时光。包产到户，每人分得了大约1亩左右水田，一家六口人每年能够打五千多斤稻谷，几百斤菜籽，山地里还有上千斤的红薯。能够吃饱肚皮，每年红薯粉、油菜籽还能卖几百块钱，比起生产队经营，日子真是太红火了。
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加上农业税负担重，土里刨食只能勉强糊口，九十年代开始人口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甚至出现了田地抛荒现象。2000年代之后，取消农业税加上种粮补贴，抛荒的土地渐渐向种田能手集中。
现在全村284亩土地被三家种田大户承包，三家分别租种了136亩、46亩和89亩耕田。土地的规模化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耕田用拖拉机，插秧用撒播，灌溉用打水机，收割用收割机。每亩650元的租金要高于一家一户牛耕人种的收益。
从死守一亩三分田到远走他乡，从牛耕人耕到机械化耕作，市场的力量悄悄地实现了土地制度的第二次变革。
（三）老人的日子。
春节期间以外，村子里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的世界。劳动力都外出了，六七十岁的人基本上都要种菜、带小孩、打零工，他们是村子里事实上的青壮年；八十岁以上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老人。
田地都承包出去了，田租每亩650元一年，山地150亩一年。村上有284亩田和100多亩地，每个老人平均大约有1500元左右的租金收入。另外每月有80元的政府补贴。粮食要花钱买，猪肉要买，水电也要买，加上其他日常开支，这些钱是不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所以，子女能否在外面挣钱接济是老年人生活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老人们说，要是每月政府补贴有300块，那日子真的就好过了。
（四）留守儿童：三代人的“三赢”选择。
村里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小孩留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看，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这次在村里却发现“留守儿童”可能是现有资源约束下三代人的“三赢”选择。
一、爷爷奶奶辈。老人的田租收入和政府补贴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人均年收入共约2500元左右）。照看孙辈，子女会直接或间接提供经济回报。这样，照看孙辈既有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也通过家庭内分工提高了老人的收入水平。
第二、父母。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开支比较大，往返的交通费也高。夫妻一起外出打工，一般是老婆的工资用来花销，老公的钱可以净积攒下来，夫妻在一起生活的开支也远低于分居两地。这样，生产和消费中都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两害取其轻，与子女分离的心理痛苦可能要低于夫妻之间长期分离的生理、心理痛苦。
第三，留守儿童。多数家庭年底都能带回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些钱用来孩子读书、建房或买房，父母打工的收入主要都投资到孩子身上。父母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建房或买房，儿子是很难娶到老婆的。两利取其重，父母外出打工给孩子带来的实际利益可能要大于与父母分离带来的痛苦。有爸爸妈妈的牵挂，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陪伴，更有好多小伙伴一起成长。
（五）男孩和女孩。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里一般有4-6个兄弟姐妹，其中必须要有男孩。供男孩子读书到初中毕业，不能上学（上中专或读大学）就回家务农，女孩子多是读完小学后就辍学回家干活，这个时期读大学的都是男性。
七十年代末起开始计划生育，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有些家庭会再生个孩子，也有个别就是独生子女；如果第一个是女孩，第二胎一定要个男孩，否则的话会外出流动躲计划生育，直到生出儿子。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女孩也会读完初中。这个时期读大学的主要是男孩，也开始陆续有女孩读大学。现在村子多数家庭是独子或姐弟倆，逃计划生育多生小孩的现象基本没有了。
生育观念的变迁既受到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观念的进步。教育投资也是每个家庭的理性决策，资源极度匮乏条件下牺牲了女孩的教育机会投资于男孩，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女孩和男孩逐渐在家庭中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机会。
（六）两代大学生。
村子原来有36户，90年代之前，有4人升学外出，现在分别在铜陵做政府部门科长、本镇中学副校长和在广州做大学教授，另外一人自主创业。90年代之后，村子里有三人本科毕业，五人专科毕业。与上一代大学生不同，他们全部在企业从事技术、销售、管理工作。
村里的老板能够带动兄弟姐妹和宗亲外出就业，老一代大学生对其嫡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出就业的地点、工种都没有产生影响，但他们的孩子都读完本科，其中一人出国留学。
对于四五十岁这一代而言，上大学能够改变本人的命运，但不管是上大学还是没有上大学，能够创造财富（或权力）才能够改变家族的命运。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上的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七）市场力量下的“圈地运动”。
耕田规模化经营，以租种80亩水田为例，好的年景每亩田能收割1000多斤水稻，再加上冬季小麦，一亩田有1500元左右的产出，种子、化肥、水电、机械的各项成本大约500元，每亩田一年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根据规模的不同，种粮大户有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每亩田实际租金大约400元左右，这样一亩田的纯收入约600元，夫妻倆一年能够收入5万元。这与夫妻共同外出的收入相当，却免去了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10个小时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痛苦。
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呢？规模化耕种事实上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与小农经济，农户每年需要投入4万元左右的成本，面临粮价波动、水灾、旱灾、虫灾等风险，如今年家乡发大水，多数农户颗粒无收。外出打工则不需要承担成本投入的风险，打工赚到的钱是净收入。农民事实上出现了分化，种粮大户成为投入成本、承担经济风险的经营者，外出务工人员则变成出卖劳动力维生的打工族。
（八）票子（之一）：建筑工的账本。
今天原打算写村子里票子、房子、车子、儿子的故事。在堂侄家核实数据，他们夫妻倆的反馈让我却步了。村里有老板、包工头、带班、各类建筑工，还有个体经营者和各类服务业从业人员，笼统的“票子”显然会以偏概全。小的是美好的，还是先从建筑工的“票子”谈起吧。
建筑工基本都是按日计酬，大工(技术工）180-240元一个工，小工杂工100-160元一个工（女工下浮越20%），每天的工时是9.5-10个小时。由于按日计酬，便没有了所谓的“五险一金”，但工地一般会买工伤保险。每月发1000-1500元的生活费，年底回家过年再结清全年工资。工地上班不分周末和节假日，由于雨雪天气、工地转场或没有工程可做，好年头一年能做250-300个工。一年下来，大工大约有4-5万元收入，小工一年有2-3万元的收入。除去各类开销，不错的年景夫妻一年外出能挣回四五万块钱。
（九）票子（之二）：教授工资的故事。
以前在农村见面的问候语是“吃过了吗？”现在过年回家，见面问得最多的是“在外面做的怎么样？”“今年发财了吗？”我二十多年没回村里过年，寒暄叙旧之后，大家好奇的是我的工资。不好意思直接问，变用间接的猜测“一年有四十多万吧？”“一个月有二、三万吧？”也有人试探问道“一个月该有一万快钱吗？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老婆，老婆笑着说，这表明大家对教授的工资还是看好的。
对外出打工者和创业者的收入也怀着同样的好奇和猜测。我的一个堂侄这几年在外面做得比较顺，大家对他的收入都很看好，比较一致的猜测是他一年有三十万。由于当事人一般不置可否，最后村里人对他收入的判断是年薪三十万。村子里永远流传着成功者的故事，这些被不断放大的成功故事鼓励着大家来年继续努力，同时也加剧了村里人的躁动与焦虑。
该揭开谜底了，教授一年的工资约二十万，那位堂侄一年的收入约十三万。新年到来，恭喜发财。
（十）敬烟的背后：房子和车子
成年男性见面一般都会相互敬烟。过年了，外出回来的人最普遍的是敬硬盒中华（四十多元一盒），也有敬玉溪（二十多元一盒）、软盒中华（七十多元一盒）或和天下（一百元一盒）。一般来说，大家平时多不会抽同等档次的香烟。敬好烟，既表示对别人的尊敬，不同档次的香烟也彰显敬烟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相对于敬烟，房子和车子才是显示经济实力的强信号。村子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有小汽车，多数家庭建了两层楼房，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基本是一般中等家庭是标配。
判断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标志还是是否在外地买房、在哪里买房。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在外有一套或多套房产。买房的地点遍布各地：上海、苏州、合肥、芜湖、蚌埠、马鞍山等大中型城市，还有县城和附近的镇上。
工资或赚钱曾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今房产的增值才是财富分化的分水岭。买房的为自己明智的决策沾沾自喜，又后悔没有胆大早买一点、多买一点；没有买房的人对越来越高的房价望而却步，好不容易积攒的钱永远赶不上首付增长的速度，更不用说压在身上一辈子的房贷和月供。乡村，也和城市一样，上演着同样的悲喜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