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72岁高龄的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带着他的考古团队行进在千里伊洛平原。当他们来到二里头时，徐旭生一步一深思地在田间地头徘徊，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走过来问：“老先生，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啊?”徐老先生笑了笑，说：“是啊，丢了一个大东西，丢了一座几千年前的大城……”据说，这一幕发生在徐旭生先生读夏史之时，当他读到“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时，灵感忽至，拍案而起：“传说中的夏王朝，当建都于伊洛平原。”
　　第二年开春，中科院考古所即成立了考古工作队。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二里头地区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考察，成果丰硕。21世纪初，“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察报告正式发布，学者们大多认为：二里头遗址昭示的是夏代文明。

“天下第一都”和“最早的移民城市”
　　二里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西南9公里处。村头迎面就是一个大牌坊：“天下第一都”。它告诉我们，四千年前一座偌大的历史古城，就在我们脚下。
　　地上，坐落着公元21世纪农田郊野的乡村农舍;地下，静躺着公元前21世纪惊世繁华的大都市。
　　这座大都市范围广大，有当今的五个自然村组成：圪(ge)垱头、二里头、四角楼、寨后、辛村。五村加起来面积为375万平方米。(东西4华里，南北3华里)
　　这座大都市至少由四五个宫殿群组成，宫殿的体量惊人。如1号宫殿，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凡10000多平方米，有居室、厅堂、走廊、宫墙，在当时可谓豪华。
　　这座大都市有宽阔方整的“井”字形大道，组成了都市交通网。一般道路在十来米宽，相当于现代城市的“两车道”。
　　这座大都市有着完整的地下排水系统，目前发现的下水道，一头大一头小，埋在地下一米深处。
　　二里头当时和现在都属于偃师地区。而偃师历来是帝王之都。《史记》上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二里头这座大都市地处伊、洛、河(黄河)三大河流的交汇处，坐落在开阔的河洛平原上，森林茂密，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当时气温比现在大约要高2摄氏度)，极适宜于生存和发展。它南依文化气息极浓的邙山，四边是大河巨川，足下是一马平川，在几千年间一直是中国东西交通的要道，东西货运的集散地。这一带被称为“中国之中”是恰如其分的。
　　当年，这里居住着约6200户城市居民，有三四万人口，基本可分为贵族、手工业者、自由民、城市贫民。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只有一千万左右，二里头地区就已经集纳了三四万的人口，可想而知它的繁华程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骨殖的检测发现，这三四万人口，并没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从居室条件看，有的住在宫室中，那是王公和贵族。有的住在整齐的“一居室”、“二居室”中，他们是外来经营的手工业者和经商者。有的住在杂乱的半地穴建筑中，那无疑多半是外来打工者。有学者认为，这座城市的三四万人口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外来“打工”的，无怪乎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移民城市。”研究中国的移民文化，不可不研究二里头文化。
　　这里还有地势之利。站在二里头放眼眺望，一派平原气象，远处隐约可见的是邙山山脉。但实际上，它是平原中的“高丘”，可种各类作物，水灾来临却常能幸免。1982年河南一场大水灾，整个伊洛平原沦为泽国，唯独二里头“高高在上”，安然无恙。原来当时水位达到海拔118米，而二里头恰好在120米以上。
　　这真是块神奇的土地，大禹选择这里为治水的出发点，很有道理。

花神的后裔与“华”文化
　　中华文明常被称为华夏文明。“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正义》注曰：“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唐代孔颖达为《左传》注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文明便是这样地域宽广、服饰华美、礼仪讲究的一种文明。
　　如果说，“夏”指“大国”，“华”又是何义呢?
　　原来，在漫长的历史流程中，“华”与“花”同义。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只有“华”字，没有“花”字，当人们讲到“华”时，指的就是“花”。“华”的繁体字，便似一簇盛开似锦的繁花，比后来出现的“花”字更形似于花。中华民族是以农为本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崇拜与农业有着最密切关联的“花”，并自以为是花神的后裔。学者王增永在《华夏文化源流考》一书中指出：“夏之华，源自于花，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事。华夏民族的远古祖先为何自称为花的后人呢?依据原始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都有一个以图腾为氏族标志氏族称号的文化时代。华夏民族也不例外，华夏民族的祖先，就是一个以花为图腾的古老民族。”
　　当时已进入农耕社会，人们对花敏感是可想而知的。《诗经》中有“实发实秀，实坚实好” 的说法，这里的“秀”是指谷类植物的开花抽穗，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只有花开得好，果实才会丰硕，花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计。这是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产生对花的崇拜，毫不足怪。
　　“华”崇拜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花实体的崇拜，我们看到的描画在彩陶上的四瓣花、六瓣花、八瓣花，等等，正是对这些花的实体崇拜。《礼记》上说“天子树瓜华”，是对瓜之花的崇拜，这大概是因为早先的人们过着“瓜果半年粮”的生活的缘故。第二个阶段是“华”的抽象化阶段，举凡像花一样绚烂、美丽的东西，都可名之为“华”。比如“日月光华”，就是把日月之光辉比之于花。《礼记》上说“乐者，德之华也”，也是花的抽象化，说礼像花一样富于光华。第三阶段是“华”的人格化。就是通过艺术夸张的手法，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以“华”命名的人物形象来，此时，以“华”命名的族群也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公认的华氏之祖是华胥，相传她是女性，是伏羲氏与女娲的母亲。神话学家陆思贤这样说：“华胥也即‘花醢(音海)’，今言‘花蜜’，华胥义为光华而又甜蜜的花朵，伏羲氏的母族是一枝花。伏羲一作宓牺，宓一音蜜，概有袭母名之意。” 在《列子》一书中，还说华胥创立了自己的国家，名为“华胥氏之国”。这是美好的“华之国”。伏羲氏的女儿名头更大，她被称为宓妃，是美丽的华胥的孙女，因迷恋洛河两岸的美丽景色，降临人间，来到洛河岸边。后来被永远纪念在《洛神赋》里。到了唐朝，李商隐还有“宓妃留枕魏王才”这样的诗句来歌咏她。
　　神农被称为炎帝。炎帝的母亲是华氏族的女子。《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春秋纬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华阳应是华氏领地。从这个神话传说看，炎帝的父母都常游于华氏领地，他们本身也该是华氏青年男女。
　　黄帝与炎帝一样也是华氏后代。华盖是帝王的专用伞盖，传说为黄帝所创造。《古今注》：“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华盖上“有花葩之象”，可见是以花朵为纹饰的车盖，也是花图腾的一种形态。
　　唐尧与“华”文化的关系更显密切。华表的出现大概是很早的事，据说，华表“状若花”，树立在当时村社通衢的交叉路口，以指示这里是以花为图腾的氏族群体。
　　唐尧有两个女儿，一名娥皇，一名女英。“皇”有花义。《尔雅·释言》：“华，皇也。”古人将初生的花蕊称为皇辜。《诗经·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若舜英。”尧不只有两个以花命名的女儿，还有以花命的夫人。《世本·帝系篇》：“尧取散宜氏子，谓之女皇。女皇生丹朱。”
　　舜时以花为图腾的情形十分明确。“舜”字本义是一种花蕊突出的植物。舜取名于一种紧紧地贴在地面生长的花草。
　　大禹的生平也与花图腾有着不解之缘。“禹母修己，吞神珠如薏苡，胸拆生禹。”崇拜和吞食薏苡，实际上是崇拜薏苡仁，而崇拜薏苡仁再前推是崇拜薏苡花，这里讲的也是一种花崇拜。
　　上述种种告诉我们，在神州大地上，花的崇拜与花的图腾源远而流长。传说中的那些远古王者，都是华氏族群的传人，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华”的容颜和“华”的精气，以“灼灼其华”和“皇皇者华”来策励自我，来凝聚人心。到了大禹的那个时代，完整意义上的“华族”即将形成了。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整个社会就会环绕着农业生产运转，也势必会影响到“华”文化的格局和内涵。此时的“华”(花)已不仅仅指称花花草草，而是更多地与农事发展和农业改良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以被大多学者认可的“夏代遗书”《夏小正》中的“华”文化为例加以详尽的说明。在《夏小正》一书短短的四五百言(460字左右)中，言及花有数十处，涉及花的品种也相当之多，如梅花、杏花、桃花、菊花、柳花、野菜花、苦菜花、茶花、梧桐花、王瓜花、小草花、野山花，等等，而这些花又无不与节令、与农事、与民生紧密关联着的，这里的“华”文化与相较从前有着另一番气象。《夏小正》昭示的“华”文化往往与农时节令相联系，提醒人们不忘农耕。

从花图腾到龙图腾
　　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龙文化崇拜和龙文化图腾的遗存，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偃师二里头三号宫殿南院的墓葬时，在墓主的骨架上发现了1件绿松石片组成的龙。该“龙”置于墓主人尸骨上，头朝西北，脚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由龙首至条形饰物总长70.2厘米。这条龙龙头隆起，龙身曲伏，龙睛圆睁，前端又有云状物，可见是一条飞龙。整体表现出龙飞云端的意境，使人想到《易经·乾卦》中的名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飞龙与“大人”相配，想来躺在龙身下的那位贵人必是飞龙所“利见”的那位“大人”了。人与龙之间的联袂互动，这本身就是龙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里头出土的陶品和金属器上，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龙图像”，这是以前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在此讲述几则大禹治水时与龙相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大禹接手治水大业以后，仍然继承父辈“以息壤填洪”的老办法，不见功效。这时“有神龙出焉”，告诉禹不能一味的用那堵塞的老办法了，这就是所谓的“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 这是解决了治水疏还是堵这个大问题，神话故事把功劳归之于神龙。
　　第二个故事：禹凿龙门时，走进了一个大洞穴，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仍负火而进，这时，“有兽状如豕，衔夜明珠，其光如烛。又有一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瓶之上。又有八神侍从。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晋·王嘉 《拾遗记·夏禹》)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总之是要告诉我们：“蛇身人面”的神是大禹平水土的天助之神。而这神是华胥之子，形象与龙很接近。“龙”图腾在“华”图腾之后，也非常顺理成章。
　　第三个故事：据说大禹平水土曾“三至桐柏山”，那里“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这时，禹大怒，乃召集龙神以及桐柏山君商议如何对付。在龙神的帮助下，先把作乱的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抓起来，最后把兴风作浪的水妖无支祈捉拿归案。在龙神的配合下，“将水妖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唐·李公佐《古〈岳渎经〉》)治淮是大禹治水的大工程之一，在这个故事里他也得到了龙神的大力配合。
　　通过大禹治水中的这些故事，还有二里头发掘出的种种陶制品和铜制品上许多龙所展示的形象，以及五帝以来一系列的神话故事，中华龙的品格渐次形成并清晰起来。
　　这是神通广大、造福于民的品格。这种龙的品格到了大禹治水成功和夏王朝的建立，已经趋于成熟。学者杜金鹏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海内外华人皆以‘龙的传人’自居，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有着数千年历史渊源的文化传统，是伴随着中华文明形成而产生的民族情怀。”
　　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移民城市的出现，农业社会的形成，“华”文化的社会认同，“龙的传人”观念生成，这些都是与夏代进入青铜时代分不开的。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青铜器约200件。在官营作坊区南部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考古队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型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从文献记述来看，当时铜已有四大用途：其一，“以铜为兵”，就是有了铜兵器了;其二，“以铜为兵，以凿伊阙”，是说大禹治水已用上铜工具了;其三，“以金铸币”，文献记载已有了铜货币，但考古上未证实;其四，“贡金九牧”，是说当时各州赋税的一部分是用铜来核算的。这四条在夏代不一定全有，但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是已被绝大部分学者所认可的。青铜时代的到来，是农业文明、华夏文明、龙文明到来的物质基石。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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